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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场景与社会行为——读梅罗维茨的《消失的地域》1985年出版的《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NoSenseofPlace：TheImpactofElectronicMediaonSocialBehavior）是美国学者约书亚·梅罗维茨的代表作。“消失的地域”其实并没有消失，而是在电子媒介的影响下，一些社会行为和社会场景发生了转移和变化，成为了新的社会风景，并用了三个维度来检验。一、理论基石架构梅罗维茨传播理论的两块基石分别是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技术决定论”以及社会学家戈夫曼的“剧场”理论。梅罗维茨继承了麦克卢汉和英尼斯的聚焦于传媒技术的理论,认为媒介并非仅仅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环境中的人们之间进行交流的手段,它们本身即是环境。虽然梅罗维茨参照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之处甚多,但在他看来,该理论却没有清楚地阐明电子传媒是通过何种机制引发广泛社会的变化的,而且,麦氏将媒介描绘成感官的延伸,并且宣称新媒介进入某种文化后就会改变这种文化下的人们的感官平衡,并改变他们的意识。但是麦克卢汉没有给出具体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具有不同感官平衡的人会有不同的行为。因此,梅罗维茨认为,麦克卢汉的理论难以为分析传播媒介对于人们社会行为的影响提供充分的解释。媒介特别是电子媒介为何及如何导致社会结构或社会行为的根本性转变?在梅罗维茨看来,可运用“情境论”的视角,考察传播媒介情境与行为之间的关系,通过这种考察来审视新传媒的崛起造成的社会传播新模式。为此,他选择了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的社会情境与社会角色关系之理论作为他的媒介理论的又一源头。戈夫曼提出的一个重要社会学概念称为“情景合宜”，即行动或概念的意义取决于他们产生于其中的背景。简单说来,戈夫曼的理论将人们的社会互动、社会生活同表演戏剧进行类比,认为人人都在不同的社会舞台上扮演大量不同的社会角色。当人们进入某种环境时,他们就得对这一社会环境及处于同一环境中的其他人有所了解。根据戈夫曼的“戏剧论”的社会角色理论,在特定的情境中的任何个人的行为,都可归于两个大的范畴:“后台区域”或后台行为(自己人之间的一种放松状态),以及“前台区域”或舞台表演区行为。戈夫曼和麦克卢汉为理解社会行为梅罗维茨提供了不同的思路。但是两者也有着缺陷：一方面，戈夫曼的“戏剧论”中的环境由特定的交往地点和观众所限定，而忽视忽略了角色和社会秩序的变化；另一方面,麦克卢汉虽然指出了电子媒介的应用所产生的社会角色的普遍变化,但是没有清楚地解释电子媒介是怎样和为什么会引起这些变化。所以,梅罗维茨认为:戈夫曼和麦克卢汉的优势和劣势是互补的。戈夫曼侧重研究了面对面的交往,而忽视了媒介对于他所描述变量的影响和作用。而麦克卢汉侧重媒介的效果,却忽略了面对面交往的结构特征。在此基础上,梅罗维茨将两者的理论糅合到一起并注入自己的见解,提出了自己的传媒社会影响力的逻辑思路:新媒介—新情境—新行动。二、核心理论—媒介情景理论（新的社会风景）梅罗维茨从场景中信息出发，认为“对人们交往的性质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物质场地本身，而是信息流动的模式。”这种转变改变了场景的定义，面对面或者有中介的交往已经不再是研究关注的焦点，信息流动的模式模糊了物质场所和媒介场所的界限，“地点和媒介同为人们构筑了交往模式和社会信息传播模式”。随着电子媒介的发展，借助媒介平台的信息流动早已突破了地域，信息系统产生了新的社会场景。媒介特别是电子媒介的介入，场景不再局限于“交往”的物质场所，通过媒介信息流动所建立起来的场景和物质场所信息流动的场景基本一致。不同的场景规定了不同的角色和行为，电子媒介对场景边界的影响，给我们研究电子媒介对行为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突破口。梅罗维茨通过研究大多数社会场景统一界定的条件，分析了“中区”、“深后区”、和“前前区”的行为以及行为系统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解释了电子媒介背景下新的社会场景和社会行为。传统上，不同的人隶属于不同社会场景，电子媒介的出现打破了这一规定，社会场景在媒介信息流动的影响下，进行了新的重组，这必然会影响人们的行为。“新媒介通过改变各类社会人群所接触的场景类型，改变了我们对各种社会角色的认识。”梅罗维茨通过社会信息的相对关联，后台或台上的区别，物质地点的关联三个变量，分析了三种角色类型，即隶属或者“作为”（群体身份）的角色，转变或者“成为”（社会化）的角色，以及权力（等级）的角色，揭示了“媒介变化引起社会变化的原理和步骤”，解释了媒介变化时社会角色变化的原因。从印刷媒介到电子媒介，信息的传递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媒介要想获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占住市场，满足大部分人的需要，信息不再是某些人享有的专利，电子媒介特别是电视，“它打破了人口中不同群体信息系统的分离”，使不同类别的人没有了界线。私人领域在电子媒介的关注下，成了公共场所，个人的情绪和感情失去了神秘感。电子媒介依照自己的传播特性，跨越了传统交流的地域限制，物质地点不再成为限制交流的障碍。电子媒介出现后，社会场景进行了新的重组，同样，社会角色也面临着变化。梅罗维茨描述了三类角色中群体身份的变化，他指出电子媒介所导致的不同形式场景的融合，“对群体身份产生同化影响”。群体的差异在信息的接受上，没有了区别可言，信息成了一种共享的模式，它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观念，甚至引发社会和政治斗争，以改变自己的传统群体身份，电子媒介成了群体反抗斗争的导火索。视听信息的传播，导致电子媒介不再像印刷媒介那样规定自己读者的层次，它突破了受众年龄和知识的限制，信息流通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前所未有的突破。电子媒介揭开了社会神秘的面纱，权威的角色失去了其神秘感，电子媒介对其的报道，使得受众对其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从理论上解释了大多数人对权威质疑的原因。为了进一步揭示媒介场景的重组所导致的社会变化，梅罗维茨提出了“影响圈”的概念，分别从礼仪圈、媒介内容圈、领地接触圈三个变量，解释了新媒介对个人社会行为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媒介内容圈的分析上，梅罗维茨站在媒介场景理论中新媒介—新场景—新行为的角度，论证了新媒介信息系统结构在影响人们行为变化的同时，又反过来引起媒介自身内容的变化。三、理论分析在建立起自己的理论框架之后,梅罗维茨做了三个个案的研究,把电子媒介导致情境变化及其行为后果的研究具体化。梅罗维茨的媒介理论把社会情境及其变迁作为迁入点,通过将媒介及其变化同社会环境及其变化联系起来加以分析,认为“电子媒介影响社会行为的原理并不是什么神秘的感官平衡,而是我们表演的社会舞台的重新组合,以及所带来的我们对-恰当行为、认识的变化。”具体考察媒介-情境-行为变化,以此提供解释传媒作用社会的另一种方式。特别是他能吸取许多学者的观点,把他们统摄到电子媒介带来社会变化的总图景中来,应该说在这一点上还是有他独创意义的。此外,梅罗维茨的媒介理论较好地处理了受众与媒介的关系,它将受众的概念包含在情境的概念之中,从而突出了受众在媒介-受众-社会关系中的重要性,同时,这一理论又承认媒介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在这个问题上,梅罗维茨的媒介理论所体现的观点是比较辩证的。当然,梅罗维茨理论的不足之处也是可以探讨的。其一,他在分析传媒与社会环境变化的关系时,还是有过分夸大传媒的力量之嫌,具有“媒介本体论”的倾向。比如他所阐述的系列社会变化,都经过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些过程中,起影响作用的有许多社会原因,决非仅仅由媒介技术所致。任何一种媒介模式都和社会决策有关,任何一种媒介制度的性质都是由整个社会制度决定的。在不同的社会体制下,管理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意图也不同,而管理决策则直接影响到媒介业的具体操作。即使是媒介技术的发展本身,也是政治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等的产物。其二,虽然梅罗维茨声称他在分析媒介的社会影响中探究的是媒介本身而不是媒介内容,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电子媒介一旦被广泛应用,它可能会创造出新的社会环境,而社会环境重新塑造行为的方式可能会超越所传送的具体内容。”但是,在他的论证过程中却一再把媒介本身的特点和媒介内容混淆在一起,在个案研究中言媒介技术却涉及媒介内容。在真实的传播活动中,传播内容与媒介本就无法分离。梅罗维茨为显示自己的研究不同于以研究传媒内容为中心的研究传统,一味强调媒介本身的特点,人为地将媒介同内容分割开来,这就难免要陷入概念不连贯的窘境。总之,从理论的发展角度看,梅罗维茨吸收了许多学者的观点,并且把这些观点都糅合到电子媒介的影响这一个大拼盘上。正是由此,梅罗维茨的观点还是得到了各方的接受。并且他的理论开始被运用到城乡融合研究领域。在媒介技术研究领域,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过石破天惊的系列论述。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体对社会带来冲击的长期、隐性效果已经显现,从而以尼尔·波兹曼与梅罗维茨为代表的研究者再次拓展了媒介技术研究领域的新视阈,让后来的研究者更加清晰地把握到由媒介技术发展引发的传播理论创新理路。文明星20120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