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危机

当代中国的信任危机主要环节概述一、信任问题的研究和认识二、中国社会信任的历史脉络三、当代信任危机的三个维度四、构建社会信任一、信任的研究（信任的由来，作用，类别）信任的研究呢，在国际社会学术界没有太长的历史。但是近10年来，一下热起来。虽然对信任的研究没有太长的历史，但是对信任问题的关注，却可以追溯到极其久远的过去。几乎可以说，世界上每一支大的文明，在其轴心时代，也就是它的奠基时代，最重要的代言人都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就举东西方两个最重要的文献，《论语》中“信”字使用了38次，在与道德有关的字眼中，它的频次高于其他很多重要美德的字眼，它高于“善”、“义”、“敬”、“勇”、“诚”。在这里举论语最有代表性的三段话，“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是旧时代以及新时代读书人都知道的话。第二段话，“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就是孔子一个很有名的弟子子路问，愿听听老师谈自己的志向，孔子说，我的志向就是老年人可以依赖我，同龄人可以信任我，少年人可以怀念我。还有一段话，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又问，“逼不得已而去之，于斯三者，何先？”子曰：“去兵”。又问“逼不得已而去之，与斯二者，何先？”子曰：“去粮”。将“信”提到极高的高度。《论语》中孔子以不同的字眼表示君子对待不同身份者的态度。对父母曰孝，对君王曰忠，对朋友是信。为什么只有对朋友的道德才称信?因为父母有血缘的凝聚力，君王有霸权的威慑力，朋友的关系中才最包含风险，这之中的道德才堪称信。《圣经》中我们不再举例，信任的出现不下过几十次。1、信任的由来和作用尼克拉斯·卢曼是德国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先简述一下他的思想。他认为信任是一种简化机制。人类在生存当中有很多策略，信任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策略。简化机制不仅仅包括信任。为什么人类的生活需要这些简化机制呢？因为包围人类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太复杂了。要应对如此复杂的环境和对手非常困难。必须找出一些简化机制来对应。比如说我们的语言系统、货币系统、学校考试的分数系统都是简化机制。先说语言系统，它出现是因为世界太复杂了。比如说身体不适，你可以说疼。但是头疼、胃疼、烧伤和受到暴力袭击的疼是不一样的，只有通过细致描述才能区分。通常只用“疼”一个字可以表示，但是表示不清楚。再比如说，“红”细致分有很多种，中国有句俗话说“百红千绿万种灰”，我不是要讲色谱，而是说明，语言是一种简化系统。货币也是简化系统，简化了我们的交换，这就不用说了。分数也是一样，如运动场得了冠军，严格的说，百米赛跑这次拿冠军，并不是永远的冠军。再比如考试高了几分，并不说明你的能力强。但是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我们没有一个考察机构，可以长时间大范围的考察，不得已只好用这种简化系统。卢曼说我们的生存需要很多的简化系统。信任也是这样一个简化系统。信任是一个将包围着我们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变为一个二元的选择（信或不信）。我很钦佩卢曼的信任理论，他的书我读了几遍。其实古人很多话也包含了卢曼总结的含义。比如俗语“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们在社会生活中如果信守这种告诫，是有用处的。从这句话中，可以表达卢曼的观点：“信任断然没有帮助我们消除风险的作用，但是信任可以帮助我们勇敢的跳入不确定性中”。那么我可不可以不合作呀？你可以不和张三、李四合作，但是你不可能不和所有人合作。你必须选择一个。但时间又不允许你一个一个考察。信任就会帮助你勇敢的跳入不确定性中去。社会的发展就是在无数个不确定性中走出一个确定性的道路。2、信任的结构信任的结构不是一个人提出来的，是由一些人提出来的。所谓信任结构是指，这种信任和那种信任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来构成的，换句话说，就是你因什么而相信它。概括来说可以分两类信任，一类是人格信任，另外一类是非人格信任（系统信任），非人格信任又可以分为两种，货币信任和专家信任。下面分别说一下三种信任的结构，人格信任：人格信任是因为熟人，直接或间接的知道他的情况。熟人当中为什么有些是可信的？第一个理由，和熟人打交道是重复博弈，使得人们不会轻易的背叛，因为欺骗别人的结果就是等待报复和惩罚。第二个理由，熟人你知道他的历史，由他的过去推断他的今天。由昨天看今天，由今天看未来，这样的思想方法用严格的逻辑学看，是有疑问的。一个人的昨天是说明不了他的今天的。但是真的没有别的办法。通常人们的世俗生活和逻辑学是有出入的。所以说人格信任的核心是熟知。货币信任人类的合作从人格信任开始的，然后逐渐扩大的。社会生活的展开和丰富把我们驱使到陌生的地方，就必须靠货币。在陌生的地方，除了靠货币，还要靠专家信任。我们先说货币信任。最早的一种理论是贵金属理论，后来贵金属理论被颠覆掉了，学术界认为货币为什么被相信，根本不是因为贵金属，流行的纸币之所以能在社会中扮演这样功能，就是因为生活当中多次发现它管用，人人都接受，就可信了。货币的信任核心是从众。专家信任这第三种信任结构也是现在日常生活中流行的。比如说得了病，就要找专家来看病。我再说一下专家系统因什么相信。这个系统是三位一体的。第一，这个系统是科学的系统，相信专家系统的前提是相信科学。第二，这些科学系统的专家们，跨过了一个门槛，有入场证，至少大学毕业，之后还有同行之间的评议，专家信任和人格信任以及货币信任都不一样，后两者都是大众参与，但是专家系统不一样。我们要知道，科学和民主是很不一样的。民主是大众说了算，科学相信精英，是排斥大众的。第三，专家评议。比如说，协和医院有主治医生，教授医生，这是专家评定的，为什么要专家评定呢？是因为这个系统的特殊性。普通人和专家们信息不对称，我们没有能力去评议，只能相信专家们的评议结果。但是社会必须有一个这样的评价系统。再比如，刚进校的学生没有能力评议教授。为了使病人和学生少走弯路，需要这样的专家评议。靠这个东西来建立这样一种信任机构。信任结构分为这三种，就这三种类型目前存在的问题我简单指出几个以便理解。我先说货币系统的问题。货币信任我只讲一个，借贷。借贷就是社会物质资源的优化组合。眼下我缺少物质资源，如货币。你借给我，解决了我的生产、消费问题，我给你利息。借贷和货币一样，先天就带有风险。自古以来，有借贷就有还不上的，随之有了惩罚，惩罚过度的时候，于是跟着又有了对惩罚的讨伐。比如我们熟知的《白毛女》，白毛女的故事归纳来说讨伐了三条。1、被讨伐对象是一个另类，地主阶级。2、高利贷。3、侵犯人权。由于受认识的局限性，三位一体的讨伐是站不住脚的，应该分着说，否则容易说得很模糊。高利贷是该讨伐的，侵犯人权是该讨伐的，借贷是不该讨伐的。革命年代，由于各种宣传，人们认为贷款是不好的，但是如果没有利息，全社会就没有大宗的贷款了。于是缺钱的人也损失很大，有利息还能借着，没利息连借都借不到了。马克思说，高利贷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信息的封闭。这个道理很简单，你三分利、五分利借，别人一分利，那样就没有人借你的了。现在已经不是封闭的阶段了，所以说，高利贷是个历史的产物。我要说的是，我们因为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的宣传，进行情绪上的轰炸，最后我们长期形成的观念，借钱应该没利息，借钱不还钱是被压迫者的权利。49年到改革开放，我们一直没有借贷存在。其实借贷是一种很古老的行为。30多年来我们不知道借贷为何物。天空上飘着的是造反有理。久而久之，形成了三角债，五角债。因为经常借钱不还，中国熟人之间也没法借钱。造成了很多恶果，例如，在中国畅销杂志卖出的份数在美国看来，很不值一提。美国畅销杂志能卖出2000多万份，中国的最畅销杂志只能卖到1000万左右。畅销书差的更大。原因不是杂志做的不好，有什么样的作品有什么样的受众。而是因为推销的问题，推销出问题又是因为怕借钱不还。杂志是风险比较大的东西，不像其他商品，它每一次都是新品种，美国采用的方式是寄销，也就是先来书，后给钱。经营者没有资金压力，任意一家书报亭都涉及了很全面的杂志，经营风险又降低了。中国则采用的是打折销售给报亭，卖掉卖不掉就报亭的事了，报亭就会选择畅销的类别而拒绝销量不好的杂志。最终的结果是报亭经营风险大，杂志业销售途径小。中国没有一个大型书店或书商能说他覆盖了全国的十分之一。下面我讲第二个系统专家系统的问题。专家系统和普通人信息不对称。专家系统评价出谁高谁低，给普通人提供一个捷径。但是我们的专家系统一塌糊涂。首先学历上就有问题，中国很多大学可以做到100%通过。美国顶级大学只有50%通过率。如果能通过，他们学校的毕业生基本没有失业的。毕业答辩，职称评定，都有很多荒诞的事情。最后一个领域，谈人格信任。我谈一下传销和杀熟。传销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销售方式，它在西方很健康的有效的在进行着。当然，在西方传销历史上曾出现过几次事故，但是经过整肃，至今很健康的进行。传销有三个原则，一个是不收入会费；第二是七天内无偿的、不收任何手续费的退货；第三不可以从发展的人那里获利，只能从他卖的货里获利。有这三条保证，如果忠实履行的话，传销不会出什么大的差错。应该再加一条，欺骗止于仁者，就是要有基本道德。被骗了自认倒霉，权当交了一次学费。而不能转嫁欺骗，如果不转嫁，传销就不会传染。我们这里之所以能扩大，就是因为转嫁于人，甚至转嫁给熟人。很多人面临传销这样的灾难性事件，把帐算在市场经济上。市场经济有市场经济的有限性、盲点，但是传销不是因为市场经济。传销的老帐应算在民族道德的丧失。1949年以来体制上的一些原因，我追到两个根源。一个，杀熟的根源。每个文明的建立都是开始于熟人之间的和睦信赖，由熟人之间的和睦扩展到生人之间的和睦信赖。没有一个民族在他出现的时候，不把熟人之间的关系牢牢地做实。杀熟是两个因素造成的。一个是单位制，应该说在一个单位合作是缘分，有共同利益，应该同仇敌忾。但是我们的单位制是一种非常荒诞的分配制度，单位曾经是无所不管。单位大头使用的是非货币的报偿，从货币看，差不多。但是非货币这一头差别非常大。我们的这种分配方式包的太多了。除了分配，单位还管道德的判定。列宁开创和单位结合之前，没有这种制度。马克思时代，是因为共同的理想和追求，自由组合，没有和单位挂钩。在党成为执政党时，就和一些机构结合在一起了。很难分配公正。单位中熟人出现反目。还有一个原因，我们运动中的批评、自我批评，和揭发。批评和揭发只能是针对熟人。这是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的。有一个大思想家说过，文明像一张薄纸，野蛮随时可以闯入。文明像一张窗户纸，一捅就破。这是我们的生活线，决定不能轻易捅破。当我们市场经济中出现传销，当我们开始杀熟的时候，我说，这就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你不能怨这根稻草，杀熟的先河早从单位制和揭发里就已经做实了。二、中国社会信任问题的历史脉络生活在当今中国的很多人都已经感受到了当下的信任危机，这种信任危机弥散在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不仅存在于不同人群、阶层和行业之间，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每个社会细胞内部。不过，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的社会信任危机并是一个当代独有的问题。还是在18世纪，当时中国对于绝大部分西方人而言都还是一个神秘的国度，但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就从商人和传教士的一些作品中了解到，中国是世界上缺乏“诚信”的一个国度。早在现代汉学兴起之前，孟德斯鸠、康德、黑格尔，一直到韦伯和罗素，都把中国看成是一个“非现代的社会”的标本，一个缺少信任和信用体系的大国。例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就认为，虽然中华帝国一直在形式化的儒家礼制和帝国法律控制下，但中国人对道德律令的不尊重却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金钱和利益追逐更是要远远超过对礼法的尊崇。实际上，直到当代，儒家社会一般被认为是缺乏社会信任的社会。对社会信任的缺失，中国人自己当然也处处感受到了。当时人们对中国社会上的欺诈和信用缺失等问题了解得相当深刻。晚明的张应俞甚至还写了一本传世名作叫《骗经》，专门列出了晚明常见的24种骗术，详解其运作手段和防范策略。把“骗”列为经典，并且在当时和数百年后的社会上颇有市场，这一颇具灰色幽默的出版史奇闻，全世界并不多见。其实，任何对明清的社会小说或者近代江湖小说略有了解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的社会信任问题也能有相当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