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以年号纪年的启用时间

重谈中国古代以年号纪年的启用时间辛德勇关于中国古代以帝王年号纪年这一方式的启用时间，东汉人班固在《汉书》中所作记述，即已模糊不清，甚至还有明显的谬误。至迟从宋代起，相继有很多人做过考述，但核诸相关史事，迄今为止的各种说法，似乎都还不够允当，更缺乏对相关记载的深入考辨分析。近年我因在研究两汉州制的时候，偶然涉及这一问题，尝试提出了不同于时下通行观点和历史上各派见解的新看法。由于我的看法，只是作为一个辅助环节，写在拙著《两汉州制新考》一文当中1，不关心古代政区地理的人，很少会去翻阅，而实际上这又是文史学界比较普遍关心并会影响到很多研究的基础问题；加之当时囿于篇幅，未能充分展帀论述，有很多重要的论证环节，还需要加以补充。所以，我想有必要将这一问题单独提取出来，详细增补史料，在这里予以更为全面的阐释，以便具体说明各项相关问题；同时，也供更多学者了解我的看法，相与切磋，提出批评。一、汉武帝以前的纪年与改元问题年号纪年，始自西汉武帝时期，这几乎是古今一贯的共同认识。虽然偶然可以见到个别人另外持有一些看似不同的看法，譬如清人赵翼尝有言曰：“周厉王出居于彘，公卿相与和而修政，号曰‘共和’，似此为年号之始。”2但所谓号曰“共和”，不过是因为当时“王室乱，大臣行政”，史官没有办法用通行的周天子某王第几年形式纪事（与《春秋》诸侯某公第几年的纪年形式相当），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特殊纪年方式3。与赵氏约略同时人崔述即曾对此做有解释说：“共和之名年，意本因二相和衷共摄而称之。”4可见，它与年号纪年本来没有任何关系。其实就连赵翼本人，在另外的场合，也同样表述说：“至武帝始创为年号。”5因此，赵氏提到西周周、召两公摄政之“共和”与年号的关系，只不过是试图为年号制度追溯历史渊源而已，而他所能搜求到的踪迹，则只有这么一件似是而非的事例。汉武帝行用年号纪年以前，普遍行用的纪年方式，是当时人记述某帝王在位期间的史事，只标记其在位年数，而无需标注出具体是哪一位帝王，曹魏人王朗谓之曰：“古者有年数无年号，汉初犹然”6。这种用法，源自当时人对在位的帝王一般尊称作“今上”。所以，比较庄重的用法，应当是写作“今上”或省称为“今”。书作“今上”的例子，如司马迁在《史记》当中即屡屡称用；省写为“今”的用例，如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之“编年记”，写录于秦始皇三十年，其记述秦始皇时年代，即始自“今元年”7。由此再进一步简省，便是只标注年份而不1拙文刊载于《文史》2007年第1期，页5～75。2清赵翼《陔馀丛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卷二五“年号重袭”条，页503。3《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三二《齐太公世家》，页1482。4清崔述《丰镐考信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丛书集成》初编排印《畿服丛书》本）卷七，页125。5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4，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本）卷二“武帝年号系元狩以后追建”条，页38。6《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一四《礼志》一，页333。7《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图版五○之第009号简。1称“今”字。当时各级各类衙署相互行用的文牍，由于官吏彼此之间不会产生歧误，通常都是如此。例如，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所抄录战国魏律，载录魏安釐王二十五年王命，即径作“二十五年”某月日云云1；又如湖北江陵张家山出土汉简《奏谳书》所录秦至汉初高祖时期的司法案例，亦均但书某年某月某日，而俱无朝代、帝王之区别；张家山出土的西汉吕后二年律令，也是仅题作“二年律令”，不记其出自吕后当政时期2。专门用于纪年的历谱，现在见到有张家山出土高祖五年至吕后二年间诸年历谱竹简；另外，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西汉文帝时期的帛书《五星占》，亦记有文帝初期诸年份。这些在当时写录的简帛，都是仅仅记作元、二、三年云云，也没有标注“今上”或是“今”字3，这与敦煌出土西汉元帝永光五年历谱起首即书作“永光五年”的情况4，适成鲜明对照。至于在更早的时候，反映这种纪年形式的铜器铭文，更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西汉文帝以前，只有极个别人，如战国秦惠文王和魏惠王，于在位期间有过“改元”的做法，亦即中止正在行用的王年，启用另一元年，重新记其年数5；其馀绝大多数君王，自始及终，都仅使用“一元”纪年，即如清人赵翼所云：“古者天子诸侯皆终身一元，无所谓改元者。”赵氏且谓“秦惠文王十四年更为元年，此实后世改元之始”6。事实上，宋朝人高承早已谈到过这一点，谓“改元之始，由秦惠王也”7。这种说法，实际上还不够准确。盖秦惠文王改元值周显王四十五年，而魏惠王改元值周显王三十五年，尚早于秦惠文王十年，只不过由于《史记·魏世家》记魏惠王事阙佚其改元称王以后史事，这次改元，未能引起后世大多数学者注意，才会出现高承和赵翼上述说法。因此，魏惠王这次改元，也可以说是年号纪年昀早出现的萌芽。汉文帝在位期间改元一次，景帝改元两次，从形式上看，都是在沿承魏惠王或是秦惠文王的做法。不过，清人顾炎武、梁玉绳都早已指出，魏惠王和秦惠文王实行改元的原因，是“以称王之故”8，即这两个人都是在由侯称王的时候改行新元，所谓“改元”不过是为了改侯年为王年9。另外，在此之前，史籍中尚有西伯姬昌在周初受命称王而行改元之举的说法，后世学者，聚讼纷纭，迄今尚无定说10，魏惠王和秦惠文王这种做法，或许即是师法于文王成规。然而，西汉文、景二帝并没有诸如此类的特殊政治需求，其何以要改行新元，从汉文帝改元的缘起当中，似乎可以看出端倪。1《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图版一一二至一一三之第694～706号简。2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之《奏谳书》，图版，页53～72，释文注释，页213～231；又《二年律令》图版，页7，释文注释，页133。3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之《历谱》图版，页3～4，释文注释，页129～130。马王堆出土帛书《五星占》，据刘乐贤《马王堆天文书考释》（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中篇第三章第七节《土星行度》，页89～90。4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北京，中华书局，1993）之《图版·小学术数方技书》，页19；又《考释》一之《小学术数方技书·术数类》“永光五年历谱”，页86～88。5秦惠文王改元事见《史记》卷五《秦本纪》，页207；魏惠王改元事见《史记》卷四四《魏世家》刘宋裴骃《集解》录西晋荀勖引“古文”（案应即古本《竹书纪年》）并唐司马贞《索隐》引《竹书纪年》，页1848～1849。6清赵翼《陔馀丛考》卷二五“改元”条，页516。7宋高承《事物纪原》（北京，中华书局，1989）卷一“改元”条，页33～34。8清顾炎武《日知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影印清道光十四年刊清黄汝成《日知录集释》本）卷七“梁惠王”条，页555～558。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北京，中华书局，1981）卷三，页113～114。9案雷海宗《汉武帝建年号始于何年？》一文认为，像魏惠王和秦惠文王这样“因改君号而改元，与后代的改元不同，不能算作真正的改元。”雷文原刊《清华学报》，1936年11卷3期，此据作者文集《伯伦史学集》（北京，中华书局，2002），页125。10《史记》卷四《殷本纪》（页119）记西伯姬昌“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唐张守节《正义》引《易纬》云：“文王受命，改正朔，布王号于天下。”张氏复引述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云：“文王即位四十二年，岁在鹑火，文王更为受命之元年，始称王矣。”后世持文王受命称王改元说其论辩昀坚者，应属清魏源《书古微》（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影印《皇清经解续编》本）卷六《西伯戡黎篇发微》（页6402）以及清俞樾《达斋丛说》（北京，中华书局，1995，俞氏《九九消夏录》附印本）之《文王受命称王改元说》（页325～326）。2当时，赵人新垣平以数术干文帝：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书阙下献之。平言上曰：“阙下有宝玉气来者。”已视之，果有献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寿”。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顷之，日却复中。于是始更以十七年为元年，令天下大酺。1宋人王楙据此判断说，文帝改元的目的，就是“以求延年之祚”，而景帝改元同样也是本着这样的愿望2；明人郎瑛亦以为这些帝王不过是“皆欲延年之意耳”3。所谓“延年之祚”，其实并不仅仅是指帝王本人要万寿无疆，生命长驻，更为重要的还是要延续国祚，希求皇图永固，亿万斯年。更易旧纪元、启用新纪元，意味着除旧布新，与民更始，因而是恒延其年的重要途径。如下文所述，在后来武帝元封元年的改元诏书当中，即清楚写有“自新，嘉与士大夫更始”这样的内容；而西汉末哀帝建平二年时，待诏夏贺良等言“汉历中衰，当更受命，……宜急改元易号，乃得延年益寿”，哀帝因之下诏云“汉国再获受命之符，……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与天下自新”4，所说尤能清楚显示上述内在因缘。后世的历史著作和现在通行的历史年表，对文帝和景帝所改行的新纪元，系分别标以“中元”、“后元”诸色字样，俨若后世之年号，故亦尝有个别人即此论述说：“古未有年号，始于汉文帝惑于方士新垣平玉杯之诈，改后元元年。”5然而，宋人赵与时早已指出：“汉之诸帝，不过改元年耳。后人因其有二元，则别以为‘后’；因其有三元，则复冠以‘中’，非当时本称也。”6清人顾炎武也考述说：“汉文帝后元年、景帝中元年、后元年，当时只是改为元年，后人追记之为‘中’、为‘后’耳。”7即系由记事者在事后书以“中元”、“后元”，以区分其重新帀启之元年，而在当时，则不管其为前元、中元，后元，都一样但谓之“今上某年”，或是只称“某年”而已。二、《史记·封禅书》有关追记年号的记载汉武帝即位后，像这样的改元，变得愈为频繁；阴阳数术观念的支配作用，也变得更为明显，即如司马迁所说，武帝“尤敬鬼神之祀”8。迄至元封，一直是每六年一改；太初以后，又改为四年一改元。旧史所见汉武帝行用过的年号，依次为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延和），昀后还有一个所谓“后元”。唐人颜师古尝就《汉书·武帝纪》建元元年之年号注释云：“自古帝王未有年号，始起于此。”9宋人高承论中国各项事物起源，也认为年号“始自汉武帝建元元年”10。颜师古和高承这样的说法，假如是指“建元”为史籍中年代昀早的年号，固然不误，但伪题班固撰述的《汉武故事》，径称刘彻“年十四即位，改号建元”11，俨若武帝甫一即位便正式称用“建元”年号，则属1《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383。2宋王楙《野客丛书》（扬州，江苏古籍刻印社，1984，影印《笔记小说大观》本）卷一一“汉诸君末年”条，页4b。3明郎瑛《七修类稿》（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一九《辨证类》“改元”条，页275。4《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一一《哀帝纪》，页340；卷七五《李寻传》，页3192～3193。5明颜文选注唐骆宾王《骆丞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灵泉颂》，页349。6宋赵与时《宾退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卷一〇，页127。7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后元年”条，页1536。8《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384。9《汉书》卷六《武帝纪》唐颜师古注，页156。10宋高承《事物纪原》卷一“年号”条，页34。11旧题汉班固撰《汉武故事》（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影印明嘉靖万历间刻《历代小史》本），页70。3随意漫书之小说家言，殊不足凭信。实际上，武帝即位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是沿承文、景两帝成规，屡屡改启新元而已，并没有使用年号纪年。这一时期的年号，都是出自后来追记。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对武帝首度追记年号的情况，做有很明确的记述：其后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数。一元曰“建”，二元以长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兽曰“狩”云。1据此，元狩以及在它前面的建元、元光等年号，都是在后来补定。不过，武帝三元本名元朔，四元才是元狩，清朝学者周寿昌等早已指出，上面引述的《史记·封禅书》，文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