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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传奇明初的社会生活明初文学中所表现的多是吧个人的感情融入民族、国家之中，而反对文采，要求直接抒情，诗风朴实无华，表现出对国家、民族的强烈关注。明代前期的杂剧皇族戏剧家朱权、朱有燉，和御用文人丘濬、邵灿为代表的“以时文为南曲”的作品朱有燉《诚斋乐府》丘濬的《五伦全备忠孝记》邵灿的《五伦香囊记》明代中后期的杂剧王九思《杜子美沽酒游春》康海《中山狼》徐渭的《四声猿》徐渭，字文长，号青藤，浙江山阴人，他是文学史上的神童，也是文学艺术上的多面手。《狂鼓史渔阳三弄》《玉禅师翠乡一梦》《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汤显祖称赞徐渭《四声猿》：“乃词场飞将，辄为之演唱数通。安得生致文长，自拔其舌！”王骥德在《曲律》中评价徐渭：“徐天池先生《四声猿》是天地间一种奇绝文字，《木兰》之北，崇嘏之南，尤奇中之奇。”明传奇传奇的概念：明清以来在南戏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长篇戏剧称之为传奇。传奇戏的特点与南戏大致相同：在音乐上，传奇以南方音乐为主；在戏剧结构上一般篇幅较长，情节复杂，刻画人物细腻精致。（1）前期：洪武——明孝宗弘治年间，（1368-1505），这是明代戏剧的沉寂期；（2）中期：明武宗正德年间——明神宗万历年间，（1506-1620），这是明代戏剧的鼎盛时期，明武宗正德皇帝可以说是以其个人的努力来打破程朱理学对人性束缚的一个人；（3）后期：天启——崇祯（1506-1644），这一时期是戏剧深入发展的时期。也可以中后期并称。明孝宗朱祐樘，（1470年-1505年），年号弘治，是明宪宗成化帝朱见深的三子。明朝第9位皇帝（1488年——1505年在位），在位18年，享年36岁。明武宗朱厚照是明孝宗的独生子，生于弘治四年（1491年），死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在位16年。明世宗嘉靖皇帝（1522-1567）嘉靖皇帝并不是武宗的儿子，也不是孝宗的孙子。孝宗的弟弟，成化皇帝的次子兴王朱佑沅唯一的儿子。在位45年。明穆宗朱载垕，（1567-1573）年号隆庆，世宗皇帝的三子，三十岁登基，是为明朝的第十二位皇帝。在位6年。明神宗朱翊钧，（1573-1620），穆宗皇帝长子，6岁立为太子，10岁即皇帝位，年号万历。在位48年。明光宗朱常洛，年号泰昌，明代第14位皇帝，在位一个月。明熹宗朱由校，（1621-1628），明代第十五位皇帝，在位七年，年号天启。明思宗朱由检，（1628-1644），年号崇祯，明代第十六位皇帝，光宗朱常洛之子，熹宗朱由校之弟。在位17年。明代中后期，传奇以情节的复杂和悦耳的音调两大优势击败杂剧，进入了其全盛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戏剧被传奇垄断。而且他们的作品继承了南戏直面现实，揭露社会黑暗的传统，剧坛呈现出一片生机。三大传奇李开先的《宝剑记》梁辰鱼《浣纱记》无名氏的《鸣凤记》三大传奇的问世，标志着明传奇的全盛。创作流派的多种多样：汤显祖“临川派”，主张至情沈璟“吴江派”，重视音律，沈璟作品《南九宫十三调曲谱》梁辰渔“昆山派”“四大声腔”余姚腔海盐腔弋阳腔昆山腔：从梁辰渔用昆山腔演唱《浣纱记》之后，成为独霸剧坛的声腔，直到乾隆晚年，四大徽班进京，进而引起所谓“花雅之争”李开先《宝剑记》李开先（1502-1568），字伯华，号中麓，别署中麓放客，章丘人。嘉靖八年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馆。嘉靖二十年（1541）四十岁时，因上疏抨击朝政被罢官为民，归乡隐居终老。李开先才思敏捷，为文作诗纵笔而成，有天然自在之趣，嘉靖初，即与王慎中，唐顺之，赵时春等人并称为“嘉靖八才子”。著有诗文集《闲居集》。平生热衷于民歌，戏曲，小说的搜集、研究和创作，喜爱藏书，词曲尤富，有“词山曲海”之称。撰院本六种，总名《一笑散》，其中《园林梦》《打哑禅》仅存，其他的已佚。传奇三种，《宝剑记》《断发记》今存，《登坛记》已佚。散曲集有《中麓小令》《卧病江皋》《四时悼内》。《宝剑记》传奇现存嘉靖二十六年（1547）原刻、嘉靖二十八年增刻序跋本。全剧五十二出，取材于《水浒传》第七回《豹子头误入白虎堂》到第十二回《梁山泊林冲落草》，但多改易，面目一新。一开始就强化了林冲与朝廷的矛盾步步紧逼的轮番对比加强了矛盾展开得激烈程度通过对林冲家庭的描写，加强了戏剧矛盾所引起的情感反应《宝剑记》的思想倾向是十分复杂的，第三十七出《夜奔》是全剧最出彩的，也可以看出林冲在投奔梁山时的矛盾心情，也可以看成是作者自身矛盾心情的写照：“专心投水浒，回首望天朝。急走忙逃，顾不得忠和孝。”梁辰鱼《浣纱记》西施咏王维艳色天下重，西施宁久微。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邀人傅脂粉，不自著罗衣。君宠益娇态，君怜无是非。当时浣纱伴，莫得同车归。持谢邻家子，效颦安可希。《浣纱记》是一出爱情戏，但是这里的爱情有着明确的政治皈依，范蠡和西施的爱情是无条件地服从于吴越之争的政治大局的。虽未成配，已作卿妻，恐无此理臣闻为天下者不顾家，况一未娶之女？主公不必多虑。小娘子美意，我岂不知。但社稷废兴，全赖此举。若能飘然一往，则国可存，我身亦可保。后会有期，未可知也！若执而不行，则国将遂灭。我身亦旋亡。那时节虽结姻亲，小娘子，我和你必同做沟渠之鬼，又何暇求百年之欢乎！尊王定霸，不在桓文下，为兵戈几年鞍马。自家范蠡，辅我弱越，攻破强吴，名遂功成，国安民乐。平生志愿，于此足矣。……呀！看满目兴亡真惨凄，笑吴是何人越是谁？功名到手未嫌迟……昔乃荒山未成之眷，今作大国已配之夫人，岂敢领受。载去西施岂无意，恐留倾国更迷君。妾乃白屋寒娥，黄茅下妾。惟冀德配君子，不意苟合吴王。摧残风雨，已破豆蔻之梢；断送韶华，遂折芙蓉之蒂。不堪奉尔中馈，未可充君下陈。梁辰鱼写西施和范蠡的爱情生活，并不是着眼于情爱本身，而是着重表现者对情人国人的胆略和坚强的意志。作者充分肯定了范蠡和西施为了国家大义而不惜牺牲个人情感的行为，把男女爱情和国家兴亡融为一体，相互生发，在明清戏曲史上有开创性的意义。清代《长生殿》《桃花扇》等传奇都受到了它的影响。无名氏《鸣凤记》《鸣凤记》的作者相传是这场斗争的直接参加者王世贞或他的门人焦循的《剧说》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相传《鸣凤》传奇，弇州门人作。惟“法场”一折，是弇州自填词。初成时，命优人演之，邀县令同观，令变色起谢，欲亟去。弇州徐出邸抄示之曰：‘嵩父子已败矣。’乃终宴。”《鸣凤记》传奇现存的最早刻本是明万历年间读书坊刻本，题为《宝晋斋鸣凤记》。全剧共四十一出，围绕正邪善恶两大阵营的对峙冲突展开故事情节。汤显祖和他的《牡丹亭》戏剧对于明代知识分子来说不是谋生，而是自娱自乐的手段这一时期的戏剧，没有了那些刻骨铭心的痛苦，而变为了文人自我表现得一种手段明代传奇戏曲的繁盛，以传奇戏曲彻底的文人化作为其鲜明的表征。从表面上看，文人士大夫的积极参与与戏曲活动已经成为一种时髦的社会风气；而从深层次看，文人士大夫越来越自觉，也越来越执著地借助于传奇戏曲来表达自身的主体精神和主体需求，因而传奇成为文人士大夫社会存在和生命意识的艺术表现形态。齐悫在他的《令（加言字旁）痴符序》中说：“近世士大夫，去位而巷处，多好度曲。”沈德符《顾曲杂言》则说：“年来俚儒之稍通音律者，伶人之稍习文墨者，动辄编一传奇。”王阳明和他的心学主张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因曾筑室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明山阴人，生于余姚。王守仁主张学问贵在有所心得，不盲目地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对以圣贤为偶像崇拜有所质疑。后来李贽在《答耿中丞》，《题孔子像于芝佛院》等文章中进一步申发了这一观点，指出：“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读《六经》之实于吾心”，认为普通百姓通过“致良知”就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王守仁要求去人欲而识天理，追求一种摆脱物欲，无所牵挂的“心体”，这种“心体”又不能不染上感性情感的色调。泰州学派王艮：“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百姓日用条理处，既是圣人之条理处。”泰州学派的学者由王阳明的“心体”出发，把心学愈来愈向感性方向推进，明确提倡自然，肯定人的欲望。而李贽更是大讲“童心”，提倡“私欲”，他的《童心说》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在泰州学派的鼓荡下，肯定人的私欲，追求个性自由，张扬世俗享乐，成为明代中后期一股思想解放的文化思潮，弥漫于整个社会。“尝见读书才士，与一切伶俐俊少，谈及淫污私情，必多方揣摩，一唱百和，每因言者津津，遂使听者跃跃。”与社会心理，社会风气和哲学思想相呼应，晚明时期一股“主情”（即主张以个人的主观心灵，真实感情为文学的本源，对象和功能）的进步的文艺思潮席卷文坛。因此晚明戏剧家们明确指出曲是“心曲”，是表达人的主观情性的最佳艺术形式。王骥德《曲律》卷四《杂论》下：“诗不如词，词不如曲，故是渐近人情。……快人情者，要毋过于曲也。”曹履山《牟尼合记序》，阮大铖《牟尼合》传奇卷首言：“闻曲之为心曲，名言为曲，实本为心。”张琦《衡曲麈谭》：“且子亦知乎曲之道乎？心之精微，人不可知，灵窍隐深，忽忽欲动，名曰心曲。曲者也，达其心而为言者也。”说明了曲是心物化后的产品，比诗词文赋更便于表达人的主观感情。汤显祖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若士、海若、海若士，别号清远道人，晚年自号茧翁。所居书斋名玉茗堂，清远楼。抚州临川人。著有传奇五种：《紫箫记》《紫钗记》《牡丹亭》《南柯梦》《邯郸梦》。其中《紫钗记》是《紫箫记》的改本，因此历来称《紫钗记》以下四种为“临川四梦”或“玉茗堂四梦”。除了传奇作品以外，汤显祖还是当时一位著名的诗文作家。他在二十六七岁时就刊印了诗集《红泉逸草》（1575），《雍藻》（1576，已佚）。而后又把万历五年到万历七年的百余首诗赋编为《问棘邮草》。此外还有《玉茗堂文集》《玉茗集》，流行于世。汤显祖的时代，以王守仁“心学”为代表的一元人性观占压倒性优势的时代，是明代中叶以后哲学思想的主流，汤显祖的人性观念也是一元的，他说：“天机者，天性也；天性者，人心也。”，“人生而有情”，“性乎天机，情乎物际。”也就是说，天机、人心、性、情都是出自同一本体的，即人生而有之的天性，其区别仅仅在于，性是人性的必然，无善，无恶；情则是人性的可能，随物而动，乃分善恶，善恶皆为情之固有。情之善者，即为名教（伦理道德）之根基，因此必须遂情以存性。这也就是汤显祖一生追求“至情”的原因。阳明哲学中有所谓“四句教法”：“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去善去恶是格物。”，又说：“莫谓天机是嗜欲，须知万物是吾身。”对欲望做了客观的肯定。但是王阳明也说过：“此欲此心纯乎心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此作圣之功也。”而“学问之道”就在于“去人欲而存天理”“万物皆是吾身，则嗜欲岂出天机之外耶？……若其初，志气在心性上透彻安顿，则天机以发嗜欲，嗜欲莫外天机也；若志气少差，未免躯壳着脚，虽强从嗜欲以认天机，而天机莫外嗜欲也。”在汤显祖的人性观中，情和理既有矛盾对立的一面，也有统一同源的一面。在他感到现实社会中的天理禁锢和扼杀人性、人情的时候，当他的个性意识在心灵中占上风的时候，他在创作中就着重表现出了情与理的对立和冲突，并且以艺术的激情把这种冲突推向势不两立的极端，比如《牡丹亭》；而当他为了捍卫情的合理性、正义性和纯洁性的时候，他便声称情能战胜理；当他心中以人伦为人的本性传统人性观支配他的思想的时候，他则着重声明情和理的统一，理中有情，情中有理。《牡丹亭》“一生‘四梦’，得意处唯在《牡丹》。”《牡丹亭》传奇正是他一生性灵的形象写照。沈德符《顾曲杂言》说：“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牡丹亭》故事的原型传杜太守事者，仿佛晋武都守李仲文、广州守冯孝将儿女事，予稍为更而演之。至于杜守收拷柳生，亦如汉睢阳王收拷谈生也。李仲文故事见《太平广记》卷三一九引《法苑珠林》冯孝将事见《太平广记》卷二七六引《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