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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国经济总量，我们有理由相信，它将超过德国，而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大’是无疑的了，但‘强’，我们自是有足够的理由怀疑的了，迈克尔.波特说的好：“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归根还是所在地企业的饿竞争。”关于这一点，香港中文大学的朗咸平教授是很早关注这个问题的学者，但我们这个厉害的财务学教授，却只是将问题简单地归为我们企业自身的修为，这虽然也确是事实，但这却绝对是不充分的，他忽视了外在因素对事物发展的影响及作用。也正是基于这个假设，我和我的工作团队从去年11月分开始，对包括广东、江浙、内地的企业进行了一份调研，涉及的企业包括：国企、民企、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台资及港资企业，在调研中，我和我的工作伙伴，以各种身份，从上而下全面覆盖，在调研中，我们或以经济学者或以咨询顾问的身份出现，亦或以应聘企业高管、中层管理、基干，甚至于普通作业员，这样的结果，使我们获得的信息相对完整全面。在调研中，我们所获得的普遍现象是：企业缺乏战略眼光、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吏治腐败，这种种，又直接导致执行不到位，企业普遍缺乏经营的有效性。这种种朗教授把他们归结为我们企业发展不大的原因，但我们却认为，这仅仅只是现象，远未设计本质，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本质是什么呢？以张维迎、茅以轼为代表的国内学者，亦简单的将其归根到体制，事实体制上的束缚确实存在，并且影响巨大，但他亦是不充分的，我曾经在驳朗咸平时，强调了一个生命周期论，从西方发展历史来看，这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但这项尤在进行中的调研活动，补充了我认识的不足。调研中所积累的数据，直观的告诉我们，中国所固有的社会结构及文化特征才是我们企业发展于生俱来的障碍，我曾在我的小文《中国式的竞争的危害及原因分析》一文里强调了，儒家意识里的一致性对中国企业战略的破坏。同样在这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在长期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人有着强烈的团体意识，表现在，人们更愿意同自己熟悉和信任的人在一起工作、交流、分享信息，在企业里更表现为：“强调个人品行和对企业的饿忠诚，事实，我们的企业家对人才的标准，往往‘忠诚’远远高于专业技能，这样的结果是‘忠诚’意识在抹杀企业应追求的效率和效能，同样企业家为了维持员工对他的忠诚，从意识上、体制上，使其陷入封建帝王化的深坑里。这样的结果是：机构的庞大、机构的重叠、相互的不信任、机构间与员工间的相互制约，人人不得不从现实事物着手，而完全‘管理人’化，而对战略对于前瞻问题缺乏应有之重视，管理人员技术官僚化、愚忠化，人力成本巨大，相应的效率和效能却极端低下。同时，企业内，过于重视血缘、地缘、亲缘、学缘等特殊关系，这种特殊文化，导致企业内部派系林立，这种习惯的必然是对不同思想、行为和人的排斥，也导致了人事考核制度的形式化，员工不重视钻研业务、不求上进，更注重人际关系，而这种种的意识决定了，我们的企业，那中狂妄自大自以为是，这不得不让我们要认真的反思了。儒家意识中的中庸意识也直接的主导了我们的企业凡事不求更好只讲求个过的去就好的事实，这里就不提，有时间下次再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