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美危机管理的比较研究

关于中美危机管理的比较研究·21·关于中美危机管理的比较研究夏立平【内容提要】中美两国在危机管理指导思想和理论方面既有一些相同或类似之处，又有各自的一些重要特征。这些对双方危机控制的实践有重要影响。在冷战结束后，中美两国每解决一次危机都积累了一些危机管理经验，并开始建立某些危机管理机制。由于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的不同，中美两国现有危机管理机制差异较大，需要较长时间的相互磨合与相互适应。在危机管理方式上，中美两国既有一些共同点，也存在各自不同的特点。影响中美危机管理的主要因素包括：实力对比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危机的结构、各自国家的对外战略、国内政治因素、盟国和盟友关系、文化和价值观念等。【关键词】中美关系危机管理比较研究【作者简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战略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美两国之间曾多次发生各种危机和武装冲突。当前，中美之间在经济、安全等领域拥有广泛和重要的共同利益，这是两国建立“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基础。中美关系的稳定与发展，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也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安全与和平。但另一方面，美国少数人担心中国将来可能成为美国的对手，企图围堵中国，甚至用台湾来制约中国。台湾少数台独分子也在伺机分裂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之间仍存在爆发危机的潜在可能性。对中美危机管理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防止和解决两国之间将来可能发生的危机。一、中美危机管理的比较(一)两国危机管理指导思想和理论比较：中美两国在危机管理指导思想和理论方面既有一些相同或类似之处，又有·22·《国际问题论坛》2005年冬季号（总第41期）各自的一些重要特征。这些对双方危机控制的实践有重要影响。比较两国危机管理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有这样一些主要特点：1、双方都认为国际政治中的危机既存在危险又存在机会，但对危机管理目标的理解有所不同。中国文化认为危机是“潜伏的祸害或危险”。①同时，具有辩证思维传统的中国文化也将危机中的“机”看作“机遇”，即如果处置得当，能够成为“转机”。而危机管理是避免冲突的危险并争取和实现转机的途径和手段。有的中国学者认为：“（国际）军事危机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状态，即国际间因某种矛盾激化而导致的一种破坏正常国际关系的恶性状态，是一种改变或破坏社会系统当前平衡状态的现象。它既非和平也不是战争，而是介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混沌态’……它既可能导致国际社会新的不稳定和混乱，也可能使得国际社会某一矛盾得以解决；它既可能是通向战争的最后一个阶梯，也可能是走向长期和平的最后一道山梁。”②在战争与革命时代，中国领导人50年代至60年代下半期曾经将“绞索思想”作为看待国际政治中与美国有关的危机的理论，认为“美国制造的这些紧张局势走向了美国人愿望的反面，它起了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美国侵略者的作用”。③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的时代，中国政府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以通过对话增进相互信任、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安全为宗旨的“新安全观”，并将其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安全观”主张“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并就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消除隐患，防止战争和冲突的发生。”④中国认为，当前各国在安全方面的共同利益明显增加，相互依存性加深；安全的游戏模式正在发生变化，由原来的“零和”游戏转向更多地寻求“双赢”或“共赢”。⑤这些新的理论成为当今中国看待和处理国际政治中危机的重要指导思想。①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二卷·海外版），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8年，第527页。②《当代国际危机》，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版，北京，第258页。③毛泽东主席1958年9月8日在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了“绞索思想”，认为美国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建立几百个军事基地，到处制造紧张局势等，这些都是套在美国脖子上的绞索。参见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1995）》，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第138—139页。④中国代表团2002年7月31日向东盟地区论坛提交的《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载《人民日报》2002年8月2日第7版。⑤同上。关于中美危机管理的比较研究·23·美国研究国际政治中危机的著名学者欧文·杨认为：“国际政治中的危机是一个被看作发生高度紧张事件的互动过程，其特征有：正常的政治流程被突然打断；持续时间短；发生暴力的可能性上升；以及对国际政治中的某些系统（或关系样式）的稳定产生重大影响。”①另一名美国学者提出：“国际危机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的一场对抗，通常持续时间较短，在其间，参与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被认为大大增加。”②美国关于“危机管理”的解释可分为三个学派。第一个学派将危机管理仅等同于和平地解决冲突，认为它的成功完全取决于能否避免战争。该学派认为危机本身是真正的敌人。它主张，由于核武器具有的大规模毁灭能力，因此在核大国之间，必须避免高度的冒险；任何一方在采取新的行动前必须先用该行动是不是更可能导致战争的标准来衡量一下，如果是的，就应该选择较少危险的行动；各参与方在消除战争危险和使事态恢复正常的任务方面有共同利益，实际上是伙伴。第二个学派将危机管理看作是争取赢的过程，其目标是迫使对手让步，并在国际上进一步推进己方的利益。它认为危机是增进己方利益的机遇，敌对国家而不是危机本身是敌人。该学派主张，一方在采取新的行动前必须先用该行动是不是能迫使对手屈服的标准来衡量一下，如果为了达到预期的结果而需要采取更大的冒险行动，就应该这样做；危机管理的作用是怎样迫使对手做出最大的让步，而己方只做出最小的让步。第三个学派取中间路线，把危机管理定义为“赢得一场危机，同时将危险和冒险限制在双方所能忍受的范围内。”③或提出危机管理是“达成一个能为双方所接受的解决方案，而不诉诸武力”，④该学派强调，在一场危机中，双方既想达到各自的目的，又将减少危险和避免灾难作为优先考虑的因素，而危机管理的实质是企图平衡和调和上述多种因素。⑤其原因是，核大国避免使它①OranR.Young,ThePoliticsofForce:BargainingduringSuperpowerCrisi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68),p.15.②PhilWilliams,CrisisManagement:ConfrontationandDiplomacyintheNuclearAge(London:MartinRobertson&CO.Ltd.,1976),p.25.③WilliamR.KintnerandDavidC.Schwarz,AStudyonCrisisManagement(Philadelphia:UniversityofPennsylvaniaForeignPolicyResearchInstitute,1965),AppendixB,p.21.④LeslieLipson’sdefinitionaboutcrisismanagement,quotedin“CrisisManagementorCrisisPrevention”,NATOLetter(August-September1966),p.14.⑤PhilWilliams,CrisisManagement:ConfrontationandDiplomacyintheNuclearAge(Martin·24·《国际问题论坛》2005年冬季号（总第41期）们之间发生的危机升级为核冲突是它们的共同利益所在，而且即使它们之间因某个问题而发生危机，它们在其他领域也有许多利益交汇点。在实践中，美国在对付与中小国家的危机时，往往采取第二个学派主张的政策。而在发生与核大国的危机，特别是这些利益不危及美国关键利益的情况下，往往采取第三种学派主张的政策。“9·11”事件后，美国认识到大国合作的重要性。布什总统说：“我们得到了百年不遇的最佳时机，建设一个各大国之间和平合作、不再持续备战的世界”,“大国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之间在这个世界上的武装冲突是可以避免的”。①2002年9月20日发表的布什政府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为：“今天世界大国发现我们站在同一边——联合起来对付恐怖主义、暴力和混乱的危险”，“我们将用在大国之间建立良好关系的方法来维护和平”。②中国的“新安全观”和布什政府对大国合作保持和平的重视有助于推动中美两国建立危机管理机制。2、中国一般采用现实主义的分析方法作为危机时决策的依据，但美国有些人有时夸大中国威胁并过高估计自己实力、过低估计中国捍卫自身国家利益的决心。中国一般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分析导致和影响危机发展的各种因素，包括影响美国决策者做出决策的各种因素，如动机、目的、国际战略形势、力量对比、美国利益、美国国内政治、决策者个人等，并根据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来做出应对性决策。美国学者认为，一国政府在危机中的决策是“理性的、逻辑的推理与非理性的压力和影响的混合物”。③从理论上来说，理想的危机决策是“战略理性”（StrategicRationality）或“全面理性”（ComprehensiveRationality）的。而“战略理性”必须符合以下几条标准：第一，对外政策由“有控制力的才智”所指导，即存在单一的决策机构，能够使其主要价值和目标清晰地表达出来，并以积极和系统的方式加以推进。第二，这样的决策机构是由有强烈责任感和在竞Robertson&CO.Ltd.,1976),p.29.①U.S.PresidentGeorgeW.Bush,TheAssuranceofFreedom,NewYorkTime,September12,2002.②TheWhiteHouse,TheNationalSecurityStrategyoftheUnitedStates,September20,2002,③PhilWilliams,CrisisManagement:ConfrontationandDiplomacyintheNuclearAge(London:MartinRobertson&CO.Ltd.,1976),p.65.关于中美危机管理的比较研究·25·争与高度危险的环境中保卫与推进国家利益的政治家和官员组成。第三，在危机中开始实行特别的战略之前，决策者必须非常仔细考虑其他国家可能的反应，即在清醒地计算利弊得失和对手行动的可能性的基础上做出政策选择。第四，将对外政策放在国内政治之上，即决策者根据理性和逻辑的预测而不是根据非理性的内部压力来制定决策。但在现实中，“战略理性”在决策过程中受到包括“决策政治”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不可避免地有偏差，也不可能达到“全面理性”，而是理性的程度根据情况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在美国政府的实际决策过程中，美国领导人有时会犯由于偏见和傲慢而导致的错误。例如，在朝鲜战争中，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认为，中国的国家利益“不会由于美国占领北朝鲜的行动或将其与南朝鲜统一的计划而受到严重威胁”，低估了中国对美国占领朝鲜的担心的严重性，①因此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严正警告，派美军越过“三八线”接近中朝边境。侵朝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更是表现出严重的偏见和傲慢。1950年10月5日，杜鲁门总统在威克岛会见麦克阿瑟和其他美军高级将领。麦克阿瑟在向杜鲁门汇报朝鲜战局时说，中国在中国东北集中了40万军队，“但根据我的专业知识判断，在联合国军拥有空中优势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会蠢到派遣大规模常规部队到朝鲜前线。因为中国军队的主要力量在到达平壤前就会遭遇联合国军空军的重创，并被消灭。”②在场的美军高级将领没有人对此表示异议。麦克阿瑟向杜鲁门保证：“我敢肯定我们能赢得朝鲜战争，这场战争将在感恩节前结束。第8军将在圣诞节前从朝鲜撤到日本，最迟将在1951年1月进行选举以正式实现朝鲜的统一。”当杜鲁门提出“中国或苏联干预（朝鲜战争）”的可能性时，麦克阿瑟回答说：“非常小”。③相比之下，当时美国在对待苏联的态度上比较谨慎。朝鲜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