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之下中国怎么办

危机之下，中国怎么办，百姓怎么办（答海峡都市报记者问）——海峡都市报（采访于2009年3月11日，发表于2009年3月19日）（）本报记者郭大路越来越多的企业、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都感受到了经济危机的寒风拂面，他们明白：中国经济与美国次贷危机息息相关。最近一本叫《中国怎么办———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的书在面世两个月内狂销12万册。人们太想知道，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次贷危机的真相到底怎样？它会延续到何方？次贷危机谁是赢家？财富哪里去了？……危机来临的时候，中国会怎样？个人怎么办？勇于直面现实，是赢得未来的第一步。为此，记者采访了该书作者时寒冰。时寒冰是谁？著名财经评论家，《上海证券报》评论主编，首席评论员。——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告诉过我们什么？1.在2007年上半年，时寒冰在媒体上公开发出预警，作出对次贷危机将演化成为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的判断。中央电视台称他是“国内最早预警次贷危机严重后果的学者”。2.2007年下半年，有股评人放言A股可能直冲10000点时，时寒冰对中国股市和楼市作出两个判断：一是认为股市将在当年10月初达到历史高点，并从此步入下跌轨道；二是认为2008年及以后，中国房市将处于震荡阶段，主要表现形态为成交量的萎缩，然后演变成深幅下跌，直到这个下跌周期完成。3.2008年上半年石油价格飙升，大多数人继续看涨，但2008年6月25日，时寒冰在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明确断言，油价拐点就在2008年10月——三个月后，油价走势完全证实了他的判断。4.2008年11月，在中央出台4万亿救市计划后，时寒冰公开撰文指出，水泥板块将走出一波壮观的走势，结果，所有的水泥类股票都实现翻至少一倍以上的收益。2009年1月15日，时寒冰撰文指出，黄金将在奥巴马就职美国总统后走出一波涨势，随后的黄金走势突破了1000美元，应验了他的判断……5.在《中国怎么办》一书中，时寒冰分析了这场次贷危机之后，作为绝顶金融高手的美国，可能会成为次贷危机后最大的赢家；在目前全球经济处于通缩阶段的时刻，时寒冰发出预警，美国将向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输入通货膨胀，下一轮全球性通货膨胀即将到来……第一部分：中国怎么办？海峡都市报：最新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对于两年4万亿投资作了调整：基建投资从18000亿降至15000亿，节能减排从3500亿降至2100亿，保障性安居工程从2800亿上升至4000亿，医疗教育从400亿增至1500亿，自主创新从1600亿增加至3700亿，2009年预算中政府对于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的投入分别将达到3415.6亿元、10946.6亿元和8330.7亿元，比上年同比增长25.5%、22.5%和23.1%———这样的安排，您仍然觉得有危机感吗？时寒冰：是的，仍然有非常强烈的危机感。刺激经济计划，向着积极的方向迈进了一步，但是，相关问题仍然存在，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分析，以使得相关政策更符合中国的现状，更有利于促进中国摆脱经济危机的困扰。其一，基建投资虽然从18000亿降到了15000亿，但是，基建仍然是主体，而且，地方政府对基建投资有着天然的偏好。基建项目可以拉动GDP增长，提高干部政绩，也存在着隐性交易带来的腐败机会。官员们更喜欢基建项目。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不少地方的投资规模虽然高达数千亿，民生工程所占比例很少有超过15％的。这篇报道举了河南的例子，河南省2009年要力争完成的1万亿元总投资中，仅有400亿元用于职业教育学校建设、农村初中校舍改造、城市薄弱学校建设、基层卫生体系和重点中医院建设、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建设等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项目，约占3％。重基建项目而轻民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其二，节能减排从3500亿降至2100亿，有可能阻碍节能减排总体目标的实现。其三，医疗、教育、社会保障投入虽然增加比例不小，但由于基数过小，相对于民众对民生的需求与渴盼，仍然是非常少的。以“医疗教育从400亿增至1500亿”为例，平均到每个人身上，也才有115元钱，而且，我国医疗资源的分配是不均衡的。据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透露，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很显然，一方面，需要加大对民生的投入，另一方面，要解决医疗、教育、社会保障投入过分向官员倾斜的现状，最大限度地使资源分配做到均衡。更大的问题是，中国财政自1980年以来，除1985年有25亿元的账面结余外，其余年份全部都是赤字。绝大部分地方政府的财政更是年年赤字，有的负债累累，根本没有资金承担那么大的基建计划，如果地方政府为了完成投资而对企业增加税费，将造成严重恶果。我在《中国怎么办——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一书中，已经做了系统的分析，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在于民穷，必须调整收入分配的机构，增加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同时，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解决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需瓶颈的必走之路。海峡都市报：3月7日上午，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副部长廖晓军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个税起征点暂时不会上调。”——这样的表示令许多人感动失望。就在这本书中，您说过“如果按照80年代中期的800元个税起征点的比例计算，现在的个税起征点应该达到24600元。”而对财政部的表态，您会作如何评价？时寒冰：财政部官员的这种表态，已经受到了两会代表委员的强烈质疑。比如，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宋林飞质问：“这几年都不上调？无论代表个人还是财政部，他都无权这样说。随着通货膨胀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后是不是要上调，他无权下这个结论。我很不喜欢这种说法，现在公务人员表态太傲慢，根本没听我们的。你都定了，要我们来干嘛？这样的大事，决定权不应该在一个部委。应该大家来定，代表委员们还没讨论，你表什么态？”两会是商谈国事、制定政策的，在这里，财政部只是一个执行机构，他无权凌驾于代表委员之上，擅做决定。而且，不上调个税免征额是不明智的选择。经济发展历史早已证明，减税是应对经济危机的必要选择。减税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途径，这种方式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增加居民与企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对居民减税，增加居民个人收入，能够降低他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的担忧，提高他们的消费意愿，这有利于扩大内需。对企业减税，可以减轻企业的负担，提高企业投资的积极性，而企业投资可以扩大就业，有了就业就会产生出内需。现在，解决现在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瓶颈的内需问题，减税是必走之路。那么，减多少合适？1981年职工平均工资约为每月60元，而个税起征点为800元，大约为月工资的13.3倍。如果比照1981时的比例，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把起征点定为24600元以上才更具有合理性，才不至于沦入两年不到起征点标准就显得过低的困局。当然，这种纵向对比的计算或许有不足之处，可以集思广益，找到一个更好的方式。但是，绝对不能说目前的个税免征额“不会上调”，把讨论的路也封死。这不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应有的态度。海峡都市报：两会期间，有委员提过“全民分股”的说法，分股、发券、调高个税起征点，您觉得哪个是最主要的？时寒冰：我觉得，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首先确定下以民富为核心的发展路线，有了这个前提，具体的解决方案其实是水到渠成的。相对于庞大的投资拉动计划，我认为，向民众发放消费券的做法更具合理性，如果把投资计划看做是隔山打牛，是高损耗拉动，那么，向民众发放消费券便是低损耗的直接拉动。但是，这种做法仍然是治标不治本的。如果民穷的社会形态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如果不能尽快培养起一个庞大而稳定的中等收入群体，中国的内需就不可能真正拉动起来。就中国的现状而言，向民众发放消费券也是需要庞大成本的，与其这样做，还不如直接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比例，通过减税等方式，直接把钱留在民众手中。这是效率最高、损耗最小的提高国民保障水平的途径。这是基于过去的教训得出的结论：我国曾经设想的民生路径是，先发展经济，等有了足够的资金再去解决民生问题。但是，长期对民生问题的忽略，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资金的浪费和低效率，使民生问题的解决不断向后拖延，解决难度更大。另外，我认为，全民分股、发券都是好主意，我非常赞成。国有资产是属于全国人民的———这种说法已经存在了几十年，那么，量化之后，个人应该拥有多少呢？全民所有不能只是一个口号而已。2006年6月2日，湖南省衡阳市律师罗秋林曾用特快专递向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衡阳市国资委确认原告对国有资产占有的份额。此事被《中国青年报》报道后，引起热议。作为公民对全民所有资产个人权利的一次追索，罗秋林的诉讼具有积极的意义，它第一次打破了全民所有长期处于虚拟状态的尴尬，唤起了人们对自己权利的关注。全民所有虚拟的问题，可以通过分股、发券的方式来解决，这种方式非常公平。另外，我觉得，包括土地、矿产等资源，也可以通过发放股份的方式来解决。居民在购房的时候，可以用其所拥有的土地股份抵消土地出让金，减小购房负担。当然，一旦实行这种方式，政府便没有单方面卖地的权力了，必须由居民来决定，居民个人也能从土地出让中获取红利。这有利于民富社会的建立，有利于减少因暴力拆迁引发的矛盾，使社会更和谐。海峡都市报：在房价最高的时候，您曾经发起过“一年不买房”这样的倡议，呼吁人们以实际行动来抵制高房价。两会期间，全国工商联在全国政协会上递交了一份名为《我国房价为何居高不下》，提出房地产商会去年就全国9城市“房地产企业的开发费用”的调查显示，在总费用支出中，流向政府的部分(即土地成本＋总税收)所占比例为49.42%。其中，三个一线城市中，上海的开发项目流向政府的份额最高，达64.5%；北京为48.28%；广州为46.94%，让人们把枪口从房地产商身上挪开，瞄准地方政府（上海市长韩正说，政府没拿那么多）——对这个调查，对2009、2010年的买房者，您会给予何种忠告？时寒冰：房价为什么高？全国民众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是既得利益集团推动的结果。房地产商会递交的报告，意在把责任推到地方政府头上，遮掩自己在其中扮演的暴利攫取者的角色，其实，两者都是推高房价的罪魁祸首。但是，透过这一报告，我们还是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地方政府在房地产领域巨大的利益瓜葛。“在总费用支出中，流向政府的部分（即土地成本＋总税收）所占比例为49.42%，正是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勾肩搭背，共同力托房价的根源，二者是利益共同体的关系。尽管个别地方政府作出了回应，但回应无力，缺乏数据支持，明显是理亏。这正是当今中国房地产的困境所在。地方政府既是房地产利益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又是调整政策的执行者，肩负着住房保障的使命，两种完全矛盾的角色集一体，使得地方政府的立场常常发生错位。中国房地产要健康发展，必须把地方政府与房地产领域的紧密联系分割开来。这就需要从分税制层面来解决问题。我们知道，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权事权不对等，资金缺口严重依赖房地产获取。如果不能解决这一根本问题，地方政府从房地产领域攫取巨大利益的冲动就不可能受到抑制。另外，作为推高房价的重要主体之一，房地产开发商扮演了吸血鬼的角色。以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为例，他是高房价的重要鼓吹者，为什么鼓吹？3月6日，ST幸福（600743华远地产）公布的2008年年报显示，董事长任志强2008年获得的薪酬高达774.3万元，股票市值更是高达1.4418亿元，超过王石约1亿元。有如此庞大的利益支持，任志强能不全力以赴地舍命为高房价鼓吹吗？可悲的是，政府信息公开不够，许多媒体盲目追在开发商后面挖新闻，成为被开发商利用为鼓吹房价只涨不跌理论的工具。这种现象非常值得深思。我个人认为，一个房地产领域的吸血鬼，是没有资格谈论房价的。中国房价中的泡沫过于严重，房地产本身就是一个靠掠夺民众发展起来的行业，我认为，政府应该全力挤压房价中的泡沫，使住房从暴利中走出来，向居住功能、保障功能回归。否则，对民众而言，在任何时候买房都无法摆脱被掠夺之苦。海峡都市报：我记得80年代曾经历过一次通货膨胀，一夜之间百物腾贵，家人四邻心慌惧怕，彼时当政的总理，不久即作出应对，宣布全民加工资，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