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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任仲平：改变历史的“北京时间”——写在新中国成立60年之际（上）任仲平2009年09月27日06:15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任仲平：改变历史的“北京时间”音频任仲平文章《走向复兴的“中国道路”》近日将推出网友热议《改变历史的“北京时间”》（一）时间在这一刻重新开始。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所有屈辱和苦痛，封存在历史深处。一个新的纪元，随着五星红旗的升起，随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宣告，开启了。从那时到现在，岁月的脚步已经走过60个年头。在中国流传了近五千年的“天干地支”计时系统中，60年代表一个轮回。然而，当新中国的历史即将迈入下一个甲子，俯仰中华大地沧桑巨变，这个行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古老民族，分明已经打破封建王朝“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兴衰周期律。时间的指针，不可逆转地指向现代化，指向世界，指向未来。历史的细节，时常内有乾坤。2009年春天的伦敦，很多人注意到，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峰会新闻中心的时间显示墙上，只悬挂着３个时钟，依次为“华盛顿时间”、“伦敦时间”和“北京时间”。“北京时间”，“中国道路”。全世界都在适应这个重新走向舞台中央的大国，希望从它的足迹里，解读这条迥异于西方的现代化路径。正如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所说的，“中国在世界中地位更替的作用如此之大，恐怕须三四十年才能找到新的平衡。仅仅将它看成一个加入进来的大国是不行的，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个”。从贫穷走向富庶，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落后走向进步……60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走过了其他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发展历程，演绎了民族史册上自强不息的传奇。它将一百多年的苦难和落后、几代人的迷茫和彷徨，甩到了身后，也将对一个新生国家的封锁和围堵、对一种新兴制度的质疑和敌视，甩到了身后。6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瞬间，却如此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命运，改变了全球发展的格局和世界历史的走向。（二）考量一个国家的发展，可以从两个角度透视：历史、地理。历史的基本要素是时间，地理的基本要素是空间。这句话看似平常，仔细琢磨却并不简单。面对走过60年历程的新中国，我们该从何处去寻找历史的时间流变，又向何处确定地理的空间方位？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两千年的封建王朝、百余年的屈辱历史、六十年的沧桑巨变……过去和现在，如何集合那万千点滴，在百转千回中汇成一个民族顽强生长的脉络？古老文明的荣耀、“中央帝国”的迷梦、山河破碎的痛楚、“巨龙腾飞”的辉煌……中国与世界，如何统揽这千年巨变，在跌宕起伏间呈现一个国家波澜壮阔的转身？这正是考察中国问题的复杂性。新中国60年，不过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的时间片段，却承载起中国现代化历程中开天辟地的“历史单元”，标注了几近亡国灭种的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空间坐标”。从内部说，这60年关乎一个延续几千年的古老文明的生死；从外部看，这60年涉及一个占世界人口1/5的东方大国的兴衰。这两大课题，恰与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救亡图存、强国富民的两大历史使命相呼应，与中国共产党人60年不变的治国理想相契合——在前不久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再次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党的伟大事业，再次强调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回首新中国60年历程，一个主题格外突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一个路径相当鲜明：中国人民坚定地把现代化视作走向复兴的路径。现代化是一个过程，中国曾经被抛在这个过程之外。这是1949年之前一个多世纪里中华民族所遭受的苦难和屈辱的缘由，也是在此之后一个甲子里神州大地所发生的变迁与进步的动力。尽管直至今日，人们对现代化的具体内涵还有不同认识，但三百余年世界近代史演进所锤炼的共识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共同目标，是社会历史进程中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如何应对现代化，怎样实现现代化，已经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兴衰的最终因素、成为决定一个民族命运的关键抉择。就让我们沿着现代化这条主线，梳理时间和空间的坐标，由此来看新中国改天换地的贡献，看60年沧桑巨变的意义。（三）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日本明治维新……发端于欧洲的世界近代史，都是以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节点作为时间标志。在这个时间体系里，中国是一个落后者。“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黑格尔对“中华帝国”近乎残酷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却表达了一种客观的真实。鲁迅先生慨叹，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循环往复的时间背后，盘桓着止步不前的社会进程。尽管也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当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人类向现代化目标大步迈进之时，东方的老大帝国依旧沉浸在封建帝制的落日余晖里。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响，将沉睡几百年的中国，逼到现代化的大门口。在列强环伺瓜分豆析的民族生存危机之中，在落后了西欧工业革命一个世纪之后，中国被迫开始了现代化的“象征性”启动。从1840到1949，这百余年的抗争中，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太平天国”、辛亥革命……无数仁人志士的各种抗争与探索，都是希望寻找中国现代化的捷径，获得走向现代世界的“入场券”。然而，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旧式的农民战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虽然慷慨激烈，却都没能完成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一个使马可·波罗惊叹不已的东方大国，一头拿破仑也不敢惊醒的睡狮，坠入危若累卵任人宰割的境地。这是我们认识“新中国”最为清晰的时空坐标。为什么1949年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新纪元？因为，以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用28年的时间，完成了自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之献身的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彻底改变了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华民族的命运，扫清了走向现代化的制度障碍；用60年的时间，推进了两百年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现代化航程，让年轻的人民共和国伫立于世界文明的潮头。以1949年为节点，这个新纪元把一个四分五裂、满目疮痍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团结统一、前途光明的新中国，进而把一个积贫积弱、一穷二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国家。（四）时间开始了！“一切愿意新生的/到这里来吧/最美好最纯洁的希望/在等待着你”——面对年轻的共和国，诗人这样书写新生的感受。新生的希望，美好的希望，凝聚着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期望，表达着人民群众对人民政权的信心。“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既创造了五千年的悠久文化，也承受着百余年山河破碎、丧权辱国的巨大痛楚。也没有哪一个民族，有着如此强烈的复兴意志。这种只争朝夕的复兴理想，成为中国现代化道路上最强大的凝聚力。复兴，复兴。背负着这样的理想，年轻的人民共和国面对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现代化更为严峻的挑战。一个西方世界眼中轻轻一推就会倒下的“泥足巨人”，一个刚刚从百余年受压迫、受奴役、受欺凌的黑暗中走出的国家，一个拥有世界1/4人口的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这是1949年新中国面临的国内境况。开国大典的礼炮声还没有远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成立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封锁、禁运”的组织“巴黎统筹委员会”。封锁者宣称，“共产党政府解决不了自己的经济问题，中国将永远是天下大乱”——这是新中国诞生时严酷的国际环境。国民生产总值不到美国的7%，重工业几乎为零，轻工业只是少数的纺织业；80%的人是文盲。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许多地方仍处于封建农奴制阶段或奴隶制阶段，不少地方还是“刀耕火种”。毛泽东感叹：“我们除了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连一辆汽车、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这是共和国起步时面临的贫寒“家底”。作为一个后发追赶型现代化国家，中国发展的困境典型地反映出人类现代化的困境。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现代化运动出现以后所拉开的巨大“历史鸿沟”，更深刻地包含着两个重要的逻辑——一是先发国家的现代化运动不会像圣火一样自然地向其他国家和地区传递，相反，早期现代化国家的进步还往往以牺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利益为代价。二是后发型国家通往现代化的路途，已经没有了早期先发国家的各种资源和条件，只有通过时间的加速度实现跨越性发展，才能追赶上现代化的时代潮流。新中国必须用改天换地的双手，拨快走向现代化的“北京时间”。（五）赶超，跨越。新中国这个现代化的后来者，既要在短期内完成西方国家几百年才完成的现代化任务，又要避免落入“现代化陷阱”；既要考虑同世界现代化接轨，又要考虑中国的社会基础和现实可行性；既要有统一的总体目标，又要与现代化的动态过程相适应。60年之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新中国交出的现代化答卷，令所有了解历史的人惊叹——1949年，我们连铁钉、火柴、煤油都是“洋玩意儿”，现在，我们每五天创造的经济总量，就相当于1952年一年的经济总量。“两弹一星”发射、太空漫步、“嫦娥”飞天，我们已经跻身于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这些高端技术的国家行列，成为“亚洲的新领头羊”、“世界经济的新引擎”。在这块曾被称为“停滞的帝国”的土地上，奔驰的时间划出一道人类发展的炫目曲线——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达到10.9％；六七十年代，韩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达到8％以上，新加坡1968—1973年年均增长率为10.1％。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却以几乎同样的速度飞翔了整整30年。当速度变快时，时间仿佛停止了流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许能够解释这样的观感：“西方国家在午餐后小憩的瞬间，中国就变成了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并“顺便让一半中国人摆脱了贫困”。60年间，中国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中国，在“北京时间”跳跃的数字中迈开奋进的脚步。世界，从“北京时间”铿锵的报时声中，感受青春中国的辉煌奇迹。（六）奇迹是什么？当今天的人们探询中国现代化动力，寻找“中国奇迹”发展秘笈时，往往会陷入矛盾和纠结之中。有人分析，“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是决定性因素”，但选择市场体制的发展中国家并不少见，为什么中国能取得与众不同的成就？有人解释，是“中国人民比其他国家的人们更吃苦耐劳”，但历史上中国人民从来勤劳，为什么只有在这新中国的60年造就了奇迹？有人认为，是“变革推动了发展”，但从拉美到前苏联，选择变革的国家不为少数，结局却是政治动荡甚至国家解体，为什么独有中国能在平稳中推动现代化巨轮破浪前行？各种观点，对诠释中国的成功都有一定的适用性，却都不是决定乾坤的根本因素。布莱克在《现代化的动力》一书中曾如此论证，“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一个社会将固守于传统系统的政治领导转变为热心于彻底现代化的政治领导的过程。”对于新中国而言，“政治领导的决定性作用”，才是“中国奇迹”的核心因素。发展政治学有关研究已经表明，一个强大的政党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这是新中国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有以人民利益为宗旨，以民族复兴为己任，有着广泛社会基础、组织纪律严整、思想高度统一、社会动员能力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以及它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性质和方向，是现代化建设得以顺利实施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回首鸦片战争后百余年历史，中国的现代化探索之所以充满迷茫和挫败，其根源就在于，它们都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领导，都未能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完整，建立集中统一、现代化导向的中央政权；都未能通过有效的社会制度变革，建立起一个支撑社会现代化变迁的制度框架。新中国的成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和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不仅结束了“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的局面，让中国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也第一次让中国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