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当代文学史名词解释(文学现象)1、双百方针,在1956年5月召开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公开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代表中央对这一方针做了权威性的阐释:“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双百方针的提出,活跃了当时的文艺创作,开创了文艺理论批评与研究的新局面。2、百花文学,在1956年5月召开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公开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尽管“双百方针”仍未摆脱阶级斗争的大前提,但它确实标示着文艺政策向宽容和相对自由的方向作出了实际调整。敏锐感受到文学环境变化的作家、批评家很快响应繁荣和发展文艺的号召,受压抑的创造力被释放出来,一批探索性、批判性的新作品问世,不少观点新颖大胆,甚至质疑既有规范的理论文章得以发表,一时文学领域出现了“百花齐放”的新变化与新局面。有文学史家称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为“百花文学”,甚至有人称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为“百花时代”。3、三突出原则,指的是“文革时期”特定的文学创作原则。根据江青的指示,开始由于会泳在《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一文中提出的,“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来,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来,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来”的三突出创作原则。后来有姚文元改定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种创作原则是企图严格维护的社会政治等级在文学结构上的体现4、“样板戏”,又称作“革命现代京剧”,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极其特殊的称谓和现象。产生于六十年代,流行于文革时期。它是对传统京剧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和改革,由于江青的参与,样板戏过多地与“阶级斗争”的政治现实相联系,形成“三突出”、“三结合”等一系列模式化的文学观念,给文革期间的创作造成恶劣的影响。习惯上将京剧现代戏《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海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并称“八个样板戏”。5.伤痕小说,伤痕小说是文革之后出现的一个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率先打破文革之后小说创作沉寂2的是:刘心武《班主任》和卢新华《伤痕》,这两个短篇引发了“伤痕小说”的思潮。“伤痕文学”概念所指称作的创作,主要是小说,尤其是中、短篇小说,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它们也与伤痕小说概念等同。“伤痕”小说的核心是:正面描写文革造成的人的心灵创伤和人与家庭的不幸。有四种写作倾向:揭示四人帮的罪恶;表现与四人帮的斗争;展现普通人在文革逆境中的美好情操;从文化的角度对文革进行思考。伤痕小说揭示了文革最大的祸患在于对人的心灵的戕害,除破了50年代文学不触及人情人性的弊端。但现在看来,伤痕文学也还没能完全摆脱那个时代的政治意识。伤痕文学较成熟的作品还有:竹林《生活的路》、叶辛《蹉跎岁月》、《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等等。6、反思文学,通过艺术概括,深刻地揭示出极左思潮和现代迷信给党和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失和严重后果,从不同方面总结了党的优良传统受到破坏的历史教训,启示人们思考产生历史悲剧的社会原因,以防悲剧重演的这类文学作品称为反思文学。反思文学具有较为深邃的历史纵深感和较大的思想容量,揭露和批判极左路线、反对官僚主义,揭示社会和历史悲剧,呈现和剖析悲剧人物的命运遭际,刻画悲剧人物性格是它们共同具有的特色。如《内奸》(方之)、《李顺大造屋》(高晓声)、《剪辑错了的故事》(茹志鹃)、《布礼》(王蒙)、《人到中年》(谌容)、《芙蓉镇》(古华)等。7、知青小说,是继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而起的一股文学创作浪潮。其定义大致为:一、作者曾是“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二、作品的题材主要是知识青年“文革”中的遭遇,或者知青在返城后生活道路和思想情感。这股浪潮开始的时间可以上推到“文革”时各地知青自发创作文艺作品,如《南京知青之歌》以及传抄一时的小说《第二次握手》等。“文革”结束后,作为对上山下乡生活的记忆和当下道路的思考,“知青小说”出现了异常热闹的局面。8、改革文学,1979年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发表,以磅礴的气势开了改革文学先河。小说关注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社会矛盾,记录了改革的艰难以及带来的伦理、道德观念等方面的变化,创作方法上以现实主义为主,注重改革者的形象塑造。其主要特点是:热忱呼唤改革,对改革的进程作了及时快捷和持续的反映和描写;力图整体反映变革中的时代、社会与人,真切的描绘出改革是一个夹杂着无数挫折、失败、困惑,但有高扬着理想希望的不可逆转的复杂过程;创造了一批改革家、开拓者形象为中心的“当代英雄”。如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贾平凹的《浮躁》、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9、寻根文学,产生与八十年代中后期,是迄今为止当代唯一有理论有实践的小说思潮,但它始终没3有获得明确的概念和公认的范畴。它的理论主张体现在韩少功《文学的“根”》及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等理论著作中。代表作品:1985开先河的韩少功《爸爸爸》;王安忆《小鲍庄》;汪曾祺《受戒》《大淖记事》;贾平凹“商州系列”;阿城《树王》等等。寻根文学提倡广义的文化,扩大了当代小说的领域,也使民情风习不再是小说中可有可无的点缀,甚至于成为小说的主题。寻根即寻找民族文化之根,二民族的根甚至于民族的文化之中,散落在民间。这种文化寻根是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觉醒,也是“重铸和度亮”民族自我形象的努力。传统文化的原初精神散失在民间,对民族文化之根的探询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对民间的发现过程。10、先锋小说,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马原、莫言、残雪、格非、孙甘露、余华等为代表,在叙事革命、语言试验和生存状态三个层面同时进行大胆的创新和激进的试验。所谓先锋精神,就是以前卫的姿态探索存在的可能性以及与之相关的艺术的可能性,它以不避极端的态度对文学的共名状态形成强烈的冲击。先锋文学从某种程度上是对启蒙与人性的怀疑,打破了传统的文学规范,使得极端个人化的写作成为可能,对以后的文学创作影响较大。11、新潮小说,1985年前后,由于受到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在小说创作领域里,一些作家不满足于长期以来固定的叙事模式与陈旧的艺术技巧,他们通过对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借鉴与模仿,探索小说从艺术形式、艺术技巧到精神内涵的创新,出现了一些具有创新色彩的小说,被称为“新潮小说”,其中,刘索拉、徐星成为“新潮小说”的代表作家。12、新写实主义小说,新写实主义小说是批评家对某种创作倾向的概括。1989年《钟山》杂志主动倡导并提出这个名称,其卷首语中概括为“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这一思潮较为公认的代表作家有刘震云、方方、池莉、苏童、叶兆言、王安忆、刘恒等。代表作品有刘恒《伏羲伏羲》《狗日的粮食》;方方《风景》;池莉《烦恼人生》;刘震云《一地鸡毛》等。这些作品的共同特征是:主要描写下层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拒绝传统现实主义典型化的手法,采取拉拉杂杂叙家常的手法;取消情节与情节之间的因果关系,造成无常化的生活流;采取零度叙事,叙事人以平淡冷漠的口吻讲述而不介入故事。13、新现实主义小说,在小说形式的探索走向极端化而忽略了现实生活之时,90年代文坛出现了回归写实的趋向,自新写实小说后,出现了新现实主义小说,也称“现实主义回归潮”、“现实主义冲4击波”、“现实主义的回归”、“新社会问题小说”、“新现实主义”等,虽然名目繁多、各有不同,但都强调他们的创作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所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以冷峻客观的写实手法描写社会转型期的种种困境与矛盾,以顺时序的的叙事结构叙写底层社会的人生故事,以平朴自然的生活语言描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俗事,形成了90年代文坛上一片沉重而多情的风景。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家是刘醒龙、谈歌、关仁山、何申。14、“归来的诗人群”,“回归诗人”是指那些在50年代“胡风事件”和随后“反右”运动中受到放逐,到了70年代后期又重返诗坛的诗人群体。如“七月派诗人”、“九叶诗人”及“右派”诗人艾青、公刘、白桦、流沙河、邵燕祥等。他们的诗歌主要体现在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理性的思辨精神,深刻的社会探求以及对诗歌艺术个性的探索。前者如艾青的《鱼化石》、梁南的《归来的时刻》、曾卓的悬崖边的树》、公刘的《沉思》等。后者有艾青的《在浪尖上》、《光的赞歌》,白桦的《阳光,谁也不能垄断》、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等。15、“朦胧诗”,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坛上涌动着一股崭新的诗潮,因章明发表《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而得名。其成员包括北岛、顾城、舒婷、杨炼、江河、芒克、多多、梁小斌等。他们从自我心灵出发,以象征、隐喻、通感等现代诗歌的艺术技巧创作了一批具有新的美学特点的诗歌。如北岛的《回答》顾城的《一代人》等。16、新生代诗歌,1986年,《深圳青年报》、《诗歌报》联合举办“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成为自1984年前后出现的“新生代诗歌”群体性展示,有的称其为艾青、舒婷以后的“第三代诗人”、后新诗潮、后朦胧诗、后崛起诗等。他们的诗歌创作在“Pass北岛”、“告别舒婷”的呐喊声中,企图超越朦胧诗的努力中,体现出一种反文化、反崇高、非意象化的倾向,与中国社会大众文化的兴起相呼应。新生代诗人以群体性的阵营出现,有海上诗群、他们诗社、新传统主义、整体主义、非非主义、莽汉主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