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学习落后挨打的屈辱史,请分析总结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到底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近代中国受到资本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这是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也是决定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的重要依据。资本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产生惊呆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也是近代中国社会落后贫困的根本原因。一、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理论问题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殖民主义的历史。15世纪,西方冒险家远渡重洋旅行和随之而来的征服、掠夺,揭开了近代殖民扩张的序幕,宣告了殖民之一的产生。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殖民主义者主要是通过海盗式的土地、财务掠夺、欺诈性的贸易和奴隶贩卖等方式,从美洲、非洲、亚洲。大洋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摄取巨额财富。而在西方实现工业革命以后,由于资产阶级要求更广阔的国外市场和原料供应地,推动了西方列强世界急剧扩张,殖民主义世界体系开始形成。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后,殖民主义者运用各种手段对一些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使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成为其垄断的商品倾销市场、原料供应基地和投资场所。而在19世纪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资本输出成为殖民剥削的重要形式,瓜分世界的狂潮出现,殖民主义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由少数帝国主义强国主宰世界的更完整的体系。可见,殖民主义历史就是一部资本一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压迫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血与火的历史”。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谈到殖民主义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他说:“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了社会革命完全是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的方式也很愚蠢。.......它造成了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外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还指出:“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现的一切,即不会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生产力的发展吗,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但是,有一点他们是一定能够做到的。这就是为这两者创造物质前提。难道资产阶级做过更多的事情吗?难道它不是使个人和整个名族遭受流血与污秽、承受苦难与屈辱就实现过什么进步吗?马克思这几段话体会到的基层:第一、从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关系的角度。英国侵略印度的目的是把印度变成其殖民地,而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和资本一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主观动机也是掠夺、压迫中国,企图把中国变化成其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这为安全是他们”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的“而决不是为了给中国带来”近代文明“,帮助中国变成独立富强的现代化国家。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承认它在实现其利益和目的的过程中不得不带来的客观效果,如瓦解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把中国卷入世界市场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传播了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物质前提。这就是马克思说的殖民地主义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工具“,并具有破坏性和建设性的”双重使命“、第二、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即使殖民主义有所谓的“建设性使命”,为中国资本主义创造了物质前提,但这也使中国人民付出了极大牺牲和痛苦的代价,使中华民族遭受了“流血和污秽”,蒙受了“苦难与屈辱”。帝国主义的侵略正是近代中国落后贫困的根源,也是中国实现独立、民主、富强和现代化的最大障碍。资本一帝国主义为了其自身利益,在把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传入中国的同时,殖民地经济畸形发展耳朵道路。更重要的是中国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物质文明所生产的我成果和利益,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是享受不到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因为这“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与生产力是否归于人民所有。”因此中国人民必须首先通过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争取独立和民主,否则是不可能真正实现中国的富强和现代化的。二、关于资本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和政治控制资本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最直接和赤裸裸的方式是军事侵略。它们倚仗先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特别是军舰和大炮,或者进行武力威胁,或者发动侵略战争,或者武装干涉中国的内政,直至出兵镇压中国革命。这种军事侵略是逐步升级的,从骚扰、蚕食中国的沿海、边疆,到割占中国大片领土,直到企图瓜分全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资本一帝国主义列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侵华战争,从1840年至1919年的近80年间,较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就有10多次。在历次侵华战争中,外国侵略者屠杀了大批中国人民,迫使中国签订了大量不平等条约,破坏中国的领土主权,掠夺中国的大批领土,勒索赔偿,掠夺财富。这些自称为“西方文明传播者”的资本一帝国侵略在中国的所有所为,充分地暴露了资本一帝国主义、殖民地势力的不文明的野蛮本性。资本一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统治中国,在政治上采取的主要侵略方式是控制中国政府,操纵中国的内政外交,把中国当权者变成自己的代理人和驯服工具。当然这种对中国的政治控制是逐步实现的。在鸦片战争时期,外国侵略者还只是通过中国内部的妥协投降派贵族大臣,如琦善等人来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和影响。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采取了又打又拉的手法,在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同时,表示愿意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才终于使清政府基本屈服。列强的公使是以战胜的姿态进驻北京的,他们不是普通的外交官,而是一步步成为了清政府的“太上皇”。资本一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还享有领事裁判权,把持中国海关行政权,并勾结清政府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和爱国运动。同时列强还特别主义在中国政府中扶植收买自己的代理人,如支持通过北京政变掌权的恭亲王奕欣和洋务派大官僚曾国藩、李鸿章等,鼓励他们实行媚外妥协的外交方针。到清末民初又支持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段祺瑞等人,并扶植各派系军阀作为自己的代理人,支持他们割据地盘和进行混战。三、关于资本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和文化渗透资本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方式,主要是它们在用军舰大炮打开中国大门之后,强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不平等跳跃,从而取得种种特权,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对中国进行掠夺和榨取,开始把中国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它们首先是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通过1842年《南京条约》首先开放五口,至1895年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陆续开放的条约口岸已有40多年。在这些通商口岸里,外国人享有种种特权,控制当地的工商、金融事业,甚至设立租界实现殖民统治,成为资本一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的基地。其次是剥夺中国的海关主权。通过“协定关税”把进口税率压低到5%左右。外国商品依仗特权和低关税,在中国市场上大量倾销,排挤中国本国工业产品和手工业品,以此获得高额利润。从19世纪50年代起,外国人逐步控制了中国海关的行政权。中国海关不仅不能起到抵制外国商品倾销、报货民族经济的作用,反而成为外国对经济侵略的一个重要工具。资本一帝国主义列强不仅勒索中国巨额赔款,而且迫使中国举借外债来偿付这些赔偿。列强的政治贷款常常附有苛刻条件和高额利息,并要求以中国的关税和盐税为担保,这实际上扼住了中国财政的咽喉。而外国在中国设立的银行成为列强对华资本输出的枢纽,凭借各种特权和雄厚势力,逐步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金融。总之,资本一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在经济上丧失了独立性,成为列强的经济附庸,它一方面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瓦解,一方面又阻碍了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除了沿海沿江少数城市的经济得到畸形繁荣以外,中国广大地区特别是农村的经济都频繁面临破产。正是资本一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导致了近代中国经济的落后和人民的贫困。资本一帝国主义的文化渗透活动,有许多是披着宗教外衣,在传教的名义下进行的。一部分西方传教士积极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活动,如担任外国侵略军的向导、翻译、起草不平等条约,甚至公开参与抢劫和屠杀等。尤其19世纪60年代以后,大批传教士来到中国,甚至深入内地、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他们中的一些人,采用欺骗讹诈、强迫捐献、低价收买、抢占耕地等手段,霸占土地、建造教堂、剥削佃户。有的还包揽诉讼、包庇不法教徒、或者强迫中国教民抛弃中国传统习俗,甚至公开干涉中国内政。教会侵略行为的斗争,此起彼伏、连续不断,并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