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危机下的全球人才发展

双重危机下的全球人才发展讨论嘉宾：鲍勃·霍克先生：澳大利亚前总理刘延国先生：国家外国专家局副局长莫里斯·斯特朗先生：北京大学环境基金会荣誉理事长、联合国前副秘书长伊奥尼斯·约翰·约安诺斯先生：希腊经济竞争力及航运部秘书长郁慕明先生：台湾新党主席柯必杰先生：英特尔中国大连总经理「主持人芮成钢」：首先我想把问题提给联合国前副秘书长莫里斯·斯特朗先生。从联合国的视野看全球人才的发展，您觉得目前最大的瓶颈是什么？为了突破这些瓶颈我们还应该做哪些努力？「莫里斯·斯特朗」：非常感谢能有这样的机会。我来到中国已经很多年了，我也看到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在深圳，这种变化更加明显。在过去很多年，中国都在不断地出口人才，现在这些人才都回流了，甚至很多国外的人才也来到中国。我非常高兴看到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对此所做的努力，不仅因为外国专家有专业技术，更重要的是这样实现了双赢。中外专家在一起，可以产生更多的成果，而单独一方是不可能取得的。我很多年之前就来过中国，并和中国有紧密的联系，我也非常了解中国的科技发展，并和美国、韩国进行过比较。中国领导对于科技发展非常重视，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用科学来指引发展。中国政府需要付出努力实现承诺，给中国人民创造更多的福祉。当今世界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是我们在全球占有优势的关键所在，是影响中国未来和世界未来的重要因素，正因为如此，中国目前也必须重视知识，重视与外国专家的合作和发展。「主持人芮成钢」：接下来我想把这个问题提给郁先生。郁先生在人才培养和教育方面颇有心得，目前金融危机的阴影还没有散去，环境危机又紧迫袭来，我们面临双重危机。我想请问您的是，在“双重危机”的背景下，应该怎么理解人才的培养、人才的储备，以及人才的挑战？「郁慕明先生」：其实人才的交流在过去就已经进行，只是人才的定义、人才的领域和人才的范围有变化。这样的一个交流会，从2001年到现在已经办了很多年。为什么我们还要每年不断地来讨论人才交流与合作呢？因为我们需要新的经济持续、新的合作思维。比如说从食品行业来看。试问：“台湾过去的企业在大陆最成功的产业是哪个产业？”大家可能都会认为是台湾的电子产业、半导体，可实际上台湾企业在大陆发展真正最成功的，还是传统产业，即食品工业。台湾的“旺旺”、“统一”、“康师傅”、“徐福记”，在台湾食品领域发展得并不容易，但改革开放以后，它们以一个新的生产模式、管理方式来到大陆，便如鱼得水。这是给大家一个思路。因为半导体产业在两岸之间还是有所限制的，但传统产业上没有，而企业家用新的模式管理、生产时，就得到了一个发展的环境和机会。换言之，在未来两岸人才交流上，高科技人才、软件人才这一类的创业人才，在政策、结构、制度上要更开放。当人才交流从领域、层次发展到面对全球所遇到的双重危机时，国际性人才的要求会越来越迫切。再比如从农业来看，大家知道台湾的农业发展是很好的，但传统的是从单独到合作的农家生产，这和目前台湾讲究经济、休闲农业不同，后者已经从关注生产的层次上升到了关注生活的层次。可是当面临到气候以及金融危机时，台湾农业的发展还需要考虑另外一个层面，那就是生存层面。当土地被污染、气候变异，农业发展必须考虑科学性、立体化、生态化。包括利用太阳能，配合自然现象、电子工程所做的研发等。台湾现在讲究智慧型的住宅，就是利用新的科技，符合生态的要求，建造从一个家，一个大楼到整个社区的智慧型住宅。我们现在所谓的国际人才交流，用意也是要找到多种思路顺应变化发展。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深圳基本是一个改革开放之窗，正如张德江副总理所提到的，我们看看前天深圳市“第二届世界知识城市峰会”，深圳得到的是“杰出的发展中的知识城市”奖，知识城市，不仅是知识的交换，更需要智慧的运用。祝福大会成功，祝各位健康愉快！谢谢。「主持人芮成钢」：谢谢郁先生。接下来我们把话筒交给来自希腊的朋友，伊奥尼斯·约翰·约安诺斯教授是希腊原海运部秘书长，现在希腊海运部改名为经济竞争力和海运部，请他为我们解释一下希腊部委的名称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动？并且就这个领域谈谈怎么样通过制度的安排进一步地去释放竞争力？「伊奥尼斯·约翰·约安诺斯」：在地域方面，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我们是很小的国家；但是从历史背景，以及历史发展而言，我们自古就在海运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系。实际上在罗马时期，我们就有了互通性。目前，我们在希腊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府，也将会有新的领导人上台，新届领导提出来的想法，就是要减少部门，进行更好的集中化管理，获得规模化的经济发展。这也对中希两国的海运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在海运/海事方面，中希两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海运产业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推动了全球贸易的发展，并且推动了各国文化之间的交流。但现在海运业自身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当然，说是挑战，也可以说是改变专业知识、加强合作的良好机遇。在此与大家分享几个重要挑战和机遇，包括促进高素质的航运业、将海事风险降低到最小，以及对环境的影响。提高航运业的素质方面，全球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不过还是需要做出更大努力，包括对人才（含实际的操作及监管人员）培训、以及提高管理素质。一些国际组织已经做了调研，结论是需要鼓励人们加入海运事业，提高生产效率，尤其是通过人员、技术的沟通和交流来提高产业效率。关于风险性的问题，跨国性的行业、专业知识交流和拓宽市场也是必要的，以便减少行业的风险。还有其他的一些领域，如在中国和希腊之间，除行业协会、造船行业方面，合作还有很大潜力。在商业方面，还有海盗问题，这也是需要各国海运加强合作、加强船舰人员的培训，以减少海盗的威胁。而《京都议定书》，哥本哈根的气候会议等活动，是已做的和环境相关的工作。但是技术上仍有巨大问题，比如减少航运业的二氧化碳排放，对此各国还存在争议，因此让更多的监管人员了解相关领域和知识，各国加强合作，将会帮助这个产业健康发展，减少对气候和经济活动的负面影响。需要强调的是，合作要在国际组织的框架之下进行，如《国际海事公约》，这是在国际劳工组织通过的。国际劳工组织提倡大家要推广共识，从而加强海事安全。谢谢大家！「主持人芮成钢」：谢谢伊奥尼斯·约翰·约安诺斯教授。我旁边坐的这位柯必杰先生，来自英特尔，是来自私有部门的一位代表。我想他的第一要务，是要保证盈利，当然也是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他从私有部门的角度，对人才创造价值的理解又是如何呢？「柯必杰先生」：非常荣幸能够同各位嘉宾一道参加这次论坛。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大公司，英特尔需要通过教育部门来取得更大的成绩，我们有很大的责任要帮助整个社会来发展全球人才。其实这一个过程我们很早就开始了，当小孩子们还在幼儿园的时候，我们就和很多中国的教师一起合作，教他们如何在教室里运用高端的电脑设备。我们首先要让学生知道如何用这些技术，并开发自己的技能。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培训，让他们在未来成为英特尔，或者其他高科技产业的有用雇员。所以，我们要紧密地同当地的学校进行合作，同时，必须建立企业社会责任感。对于后者，我认为在未来的发展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安全控制方面，我们非常透明化，比如我们在大连的分公司，就运用了所有最新的技术管理化学排放物，以此保证工厂和周边社区的安全。在此过程中，我们需要同当地社区合作，要让当地社区居民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这也让英特尔变得透明，给当地的社区足够的信息，解释他们心中的疑惑，这样才能更好地帮助公司在当地更好发展。我们从美国和爱尔兰带来了很多员工来创建大连分公司，专家小组同中国本地的工作者、雇员都合作得很好。不同的文化、工作理念之间的交流，也让英特尔的文化变得更加多样性。英特尔工作的员工，也会对不同国家、地区的文化有更好的了解。我认为，一个跨国公司有责任帮助人们建立起全世界的联系，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员工受益，公司、所在的社区也能够受益，公司也因此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谢谢大家。「主持人芮成钢」：谢谢柯必杰先生。在此我给台上的各位嘉宾再提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作为我们共同思考的话题：经济活动就像一场球赛，关键是这个球赛的规则要好，有一个很好的裁判，所有踢球的运动员们都可以最大限度发挥、释放自己的能力，把这个球赛踢好。按照这样一个理论，对于人才而言，我们需要好的制度，让人才最大限度释放自己的创造力和生产力。但不管是人才流动、培养，输出、输入，都可能存在一些瓶颈，问题是怎么突破？问题在哪里？如何面对？首先我想把问题交给鲍勃·霍克先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鲍勃·霍克先生在当澳大利亚总理的时候，曾经对于中国学生到澳大利亚留学，给予了很大支持。现在您怎么看澳大利亚现任政府的人才战略，特别跟中国之间的人才交流战略？中澳以及中西之间的人才交流，您认为应该怎么做，才可以让实现更好地互惠共赢？「鲍勃·霍克」：中澳两国人才之间的合作是比较多的，我们有很多的出口资源，比如说铁矿石、石油资源，都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资源。我们已经建立了非常好的初级、小学、大学，以及技术学校等级和系统，每一年都会有成千上万的大学毕业生走入市场，在这些学生团体当中，中国的留学生占了25%.我们看到很多海外学生来到澳大利亚求学，当然有很多学生是来自深圳的，我们还看到一些高等教育机构，在中国建立了分支机构。同样重要的就是应用科学方面的合作。在澳大利亚有一所CSRRO工业大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应用科学科研机构，我认为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展开更多的合作。「主持人芮成钢」：谢谢。接下来想问一下莫里斯·斯特朗先生，联合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国际机构，对于求职的人来说，也是非常好的选择。但是有很多人想去国际组织合作，没有足够的渠道，从这个细节来看，国际人才的流动还是有一些瓶颈和障碍。那么，以您在联合国工作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您觉得还有哪些障碍是需要清除的？「莫里斯·斯特朗」：我在联合国工作了很长时间，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企业界的人士来联合国承担任何工作，我并不是站在一个官方人员来讲这样的话，实际上我们是缺少许多成员国的支持的，尤其是建立联合国的这些国家，我们得到的支持非常少。在我看来，首先，联合国本身是一个外国专家集聚的地方，是交流国内以及国外资源的良好场所。同时，在这样的场合你也可以把自己的经验和其他专家经验进行交流，这个机构本身就是一个独特的资源。其次，我们还要意识到气候变化的问题。气候变化的问题来自同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们对现有经济体制规划的不足。目前我们无法解决气候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在整个的经济体制下保持可持续的发展。应该说，就目前而言，对于气候问题，主要的发达国家并不愿意做出有益的改变，承担他们应有的责任，这是目前的主要障碍。「主持人芮成钢」：谢谢。郁先生，刚才您也谈到两岸之间的人才交流问题，您觉得两岸人才交流方面，哪些地方还可以做得更好？可以有更多的突破？「郁慕明先生」：两岸的人才在交流方面，没有语言上的障碍，因而更有优势。台湾在创意方面有值得大陆付诸应用的，比如教育方面，在台湾这笔资金不是单独的投资，而是必须要有合资。据我多年的经验，两岸人才的交流、合作，有时候会因制度上的限制，引发法律纠纷。所以，我觉得制度上应该越来越开放，排除限制，真正给予一些人才流动的优势。「主持人芮成钢」：谢谢郁先生。我们也相信两岸之间的人才交流肯定会越来越好。关于大陆内部人才的流动，想听听刘先生的观点。我是1999年大学毕业，那个时候要留在北京工作，就要有留京指标。我有很多同学本身非常优秀，但就是因为缺少一个指标，最后没有办法留在北京工作。在这个意义上，怎样做一些制度上的改进或突破，以利于我们自己的人才流动，包括到国外去读书等等？「刘延国先生」：这个问题很现实。第一，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既要看到我们取得的变化，也要明白改革发展需要一个过程。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人才流动方面发生翻天覆地质的变化，如果在30年前，没有一个大城市的户口，很难到大城市去找到一份工作，在那发展。但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人才的流动还是越来越顺畅了。第二，政府部门对此提供的有利的公共政策。随着人事制度、人才制度改革的深入，政府部门会进一步提供利于人才流动的政策，使年轻人才的能力得以发挥。目前，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