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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章公共经济学的基础主要介绍了与本学科相关的几种研究方法和基本原理。从研究方法讲有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方法、演绎与归纳方法、博弈论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从基本原理讲主要有：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伦理观、公平与效率观、边际效用论、帕累托原理、委托--代理原理从研究方法讲本章主要掌握什么是博弈论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而从基本原理讲则都较重要对后面的学习影响较大。名词解释：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所谓实证分析，指是与事实相关的分析，而规范分析则是指与价值判断有关的分析。博弈论:博弈论是研究决策者在某种竞争下，当结果无法由个人完全掌握，而结局须视局中人共同决策而定时，个人为了取胜应采取何种策略的一种数学理论和方法。纳什均衡（Nashequilibrium）就是指这种自我实施协议的非合作博弈论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若其他局中人不改变其策略，任何一个局中人都不能通过改变自己的策略来增加自己的效用。换言之，在其他局中人的策略已定的情况下，一个人只能采取某种策略才能获得最大利益，任何策略的改变都不能使他的得利进一步增加，达到这种状态就称为纳什均衡。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利己主义是从经济人的解释出发说明人总是追求身利益最大化为考虑问题出发点的；利他主义是从合作创造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看问题，认为人要满足自身利益最大化就必须考虑他人利益。公平与效率:公平，它是指如何处理社会经济活动中各种利益关系，也就是所谓合理分配。效率，它是指人们工作所消耗的劳动量与所获得的劳动成果的比率。机会成本:是指当把一定资源用于生产某一种产品时所放弃的另一种产品的数量，这一概念现在已被延伸到很多领域，表明人们为获得某一利益而牺牲的其他利益水平等。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MC=MR），它的含义是指生产厂商处在投入品与收益之间的最佳状态，在边际收益MR大于边际成本MC时，说明增加投资可继续获利；相反当MCMR时，继续增加投资成本就增加更快了。边际效用论:以消费者消费某一产品所感到的满足程度即效用作为出发点，他们将效用看作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产品自身客观存在的效用；另一方面是消费者对产品的主观感受的效用。产品的边际效用是指该产品的消费量每增加或减少一个单位所引起的总效用的增加或减少的量。换言之，边际效用是指所消费产品的一定数量中最后增加的那个单位提供的效用。边际效用有两种衡量方法，即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边际效用是递减的。帕累托原理:是指经济已不可能通过改变资源配置，在其他人（至少1个人）的效用至少不下降的情况下，使任何别人（至少1个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帕累托原理的定义表明：一切资源配置的状态都可以通过是否留有帕累托改进的余地分为帕累托效率和帕累托无效两种状态。如果可以改进叫的话，不影响其他人的效用，说明这时资源配置处于帕累托无效状态，就把这种资源的重新配置称为帕累托改进。在不存在帕累托改进的情况下称为实现了帕累托效率。帕累托效率是判断资源配置是否有效率的依据，认为只有使资源配置达到了无改进的余地那就是效率。委托代理关系：被定义为一种契约关系。在这种契约下，一个或一些人（委托人）授权另一个人（代理人）为实现委托人的利益而从事某些活动，其中包括授予代理人某些决策权力。问答题：21、实证分析开规范分析在公共经济学中运用的意义：的研究自然既离不开实证分析，也离不开规范分析。通过实证分析可能提示出公共经济学中最基本的效率、公平、福利的增加与损失等范畴与原理。而规范分析可以给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公共产品供给实施主体，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作用的定位等问题以明确的答案。2、什么是演绎方法与归纳方法？在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弟和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的著作中，既有抽象的基本原理推论，又有历史的统计资料分析，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更是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高度统一。而从大卫·李嘉图开始一直到马歇尔（除历史学派外），经济学家基本上只注重理论的演绎而忽略历史的归纳，从而使理论经济学和经济史学逐渐变为两个互不相干的分支学科。以后在以现代经济学家诺斯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中，才又恢复了归纳方法与演泽方法相统一的历史传统。演绎方法的标准是：理论是否能够容纳或包含更多的经验内容。经验内容越多，越具有可检验性（证伪性），从而越是较好的或进步的理论。归纳方法的标准准则是：理论与经验证据是否最相符合，即理论越是符合经验证据就概率越高，从而就越好。按照这一标准，一个理论所对应或包含的事实或经验内容越少，其概率就越高；相反，事实越多，其中可能与理论不相符的部分也就越多，从而理论的概率越低。这与演绎方法的标准正好相反。演绎方法认为经验内容越多，理论的概率越低，越能证伪，理论的科学成份越高；而归纳方法则认为经验内容越少，理论的概率越高，越能证实，理论也就越好。3、为什么说博弈论在公共经济学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公共经济学作为主要研究政府行为方式的科学，它的研究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社会集团与集团之间的相互合作，相互交易等问题，这一系列的“相互”加到一起就构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关系、生产关系或社会关系。在一个经济社会中，每个人，每个集团，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都想通过自己的某种行动谋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作为公共经济学其出发点是要使社会福利（利益）达到最大化，在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又不影响公共产品生产和供给的效率，它就要处理好在一定量的资源状况的合理配置问题，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应该用博弈论的观点来看待这些问题，考虑解决你有政策别人有对策的问题；你要想使自己的政策有效，就必须充分考虑到别人可能采取的各种对策，以使你的政策本身符合纳什均衡的要求，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人们不能认为人为自己的利益而努力这是件坏事，你该做的只是要想出更好的办法与他博弈。要承认博弈对方为自己利益而奋斗的平等权利，而不是简单地付诸道义，幻想他能自动退出利益的角逐。4、影响经济人行为的成本因素和收益因素包括哪些？（1）C=C1+C2=f1(r,w,c)+f2(p,q,d)式中C1——交易成本，它由所消耗的人力r、物力w和财力c所决定：C2——心理成本，它由机会主义行为被查处的概率p、发生次数q和惩罚强度d所决定。意识形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C2上，即具有不同意识形态资本的人对p和d的主观评价不同，从而有不同的C2和不同的总成本C。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博弈对手拥有意识形态资本的多少，将直接决定他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概率，从而对自己的C1产生影响，只是这不是从自己这一方面能加以有效控制的，属于外生变量，但据此可以对C1做出预期。（2）经济人行为的收益函数可表示为：R=f(s,m)式中：s——物质因素；m——精神因素。意识形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s和m上，即具有不同意识形态资本的人对s和m的主观3评价不同，从而有不同的R。我们这里所讲的意识形态是人们的价值观念、受教育的程度、思想水平、文化水平等综合，是人的一种精神素质。5、从利己主义到利他主义的观念调整的原因是什么？（1）嫌犯的两难选择来证明的，当每个个人都以自己利益最大化为原则来行事时，将使所有的人都蒙受损失，其结果被称为零和对策（ZeroSum—game）或纳什均衡（Ｎashequalibrium）。假设有两个人（Ａ和Ｂ）因共同犯罪而被捕，两人被分开关押不能串谋，警方要他们分别交代罪行。警方告诉他们，根据已有证据可判每人１年监禁，如果有１人坦白交代，则此人可以释放，另一人因不交代则要判10年监禁；如果两人都坦白交待则各判4年监禁。对A和B两人来说，都有交代与不交待两种选择，每种选择则因为对方的选择可能出现两种不同的结果。例如，对A来说，当不交代时，如果B也不交代，则各判1年，如果B已交待，则A要判10年；当A交待时，如果B不交待，Ａ可以释放，如果此时Ｂ已交待，则两人各判4年。对这两个嫌犯而言，应如何选择呢？这就是嫌犯的两难选择（Prisoners’dilemma），用表表示：表一Ｂ的选择Ａ的选择交待不交待交待（1）4，4（3）0，10不交待（2）10，0（4）1，1最终的表现是两种选择四种结果：（1）都交代各判4年；（2）A交待，B不交待，A获释，B判10年；（3）A不交待，B交待，A判10年，B获释；（4）都不交待各判1年。对A来说最好的结果是（2），最差的结果是（3）；对B来说最好的结果是（3），最差的结果是（2）；对他们双方来说最好的结果是（4），最差的结果是（1）。如果A、B两人都是从自己利益出发进行选择，即都为了得到自己最好的结果而坦白交待，结果就是两人都得到了最坏的结果（1），如果两人都从对方的利益出发进行选择，即都为了对方得到最好的结果而不交代，结果就是两人都得到了最好的结果（4）。嫌犯的两难选择说明，如果每个人都仅仅从自己利益最大化出发来行事，则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会得到最坏的结果。（2）公共选择学派的经济学家奥尔森认为，由于集体行动的结果是一种公共产品，集体中的每一个经济人都具有“搭便车”的动机，而不会为集体的共同利益采取行动，从而使集体行动陷入困境。这时利益主体之间是一种零和博弈，甚至可能是负和博弈。为此，要组织成功的集体行动，必须具备如下四个条件：第一在拥有潜在共同利益的人们之间，必须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奖惩规则，或是“有选择性的激励”，它要求对集团的每一个成员区别对待，赏罚分明，以此来超越集体行动的障碍。第二拥有一致潜在利益的人数必须足够地少，从而一方面可相对地增大个人参与集体行动的预期收益，另一方面可降低奖惩制度的实施成本。第三拥有潜在共同利益的个人之间进行的交互行为是重复博弈，只要他们有足够的再次交易的机会。第四必须拥有领袖人物，其勇气与献身精神是唤起人们的共同潜在利益的意识，4激发起人们参与集体行动之热情的重要条件。在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利益或预期收益量上的差异或曰不对称，通常构成领袖们“奉献”的动机，同时也有一些领袖人物具有与众不同的效用函数，他似乎更看重精神上的需求。（3）作为传统经济学假设的利已主义，越来越受到了现代经济理论的挑战，至少认为利已主义对人的行为的假设是不完整的，现代经济学，尤其是公共经济学更加倾向于将利已主义与利他主义统一起来，嫌犯的两难选择就是有力的说明。现代经济学家所认为当个人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认识到了采取集体行动的潜在或预期收益时，分散的个人行动才有可能汇聚成为集体行动。这时利益主体之间是一种正和博弈。因此，集体行动是多位个人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共同制定，并承诺要一道遵守特定制度安排的一种合作式选择。事实上利他的重要性、集体行为对他人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显见的，不考虑利他还会造成相互损害而得不到修正。6、如何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目标，抽象地讲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究竟如何，存在着很多种不同的观点。我们这里只从政府宏观调控的角度来讲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公平，它是指如何处理社会经济活动中各种利益关系，也就是所谓合理分配。效率，它是指人们工作所消耗的劳动量与所获得的劳动成果的比率。在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时，我们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将公平从属于效率，只能表明提高效率是实现公平的物质保障，而公平是提高效率的社会环境。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往往与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与发展方式相联系，要是一个国家的国有资本在生产活动中所占比率很高，政府资本大规模地介入生产过程，那么这个国家就一定会提出效率优先的原则。因为只有提高效率，鼓励先进，发展生产，才能为实现社会公平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真真实现公平。另一方面提出效率优先的国家，在政策措施上为了实现公平也会对过高的个人收入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调节，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防止两极分化，实现社会财富的福利最大化和社会稳定，为进一步提高效率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公平与效率在同一时空上是存在矛盾的，这种矛盾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的联系。政府调控如果过多地向公平倾斜就会牺牲效率，过多向公平倾斜，就会使一部分生产要素的价值得不到实现，劳动者与资本在市场上的活力就会下降，从而降低效率。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看，劳动者积极性的发挥，劳动效率的提高，是受分配是否合理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