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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小学生课业（学习）负担研究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作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顽症，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基础教育。自1964年毛泽东同志批示要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以来，已三十多年过去了，这期间国务院、原教育部和现国家教委就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问题曾先后发过11次文件。近年来，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大声疾呼，要求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在全国人大八届三次会议上，“减负”工作被列入了《政府工作报告》，可见这新一轮“减负”工作的声势之大是前所未有的。那么实际效果又如何呢？据调查，从总体上看，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依然过重，有的地方和学校甚至出现了“越减越重”的反常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与一些地方和部门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政令不通有关外，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是一种社会综合症，解决起来难度相当大，单凭发几份文件、讲几次话是难以奏效的。必须在对造成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深层原因和影响“减负”工作顺利开展的主要阻力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探索科学、有效的“减负”措施，从根本上解决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这一社会顽症。一、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原因分析造成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原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就现象看，一是大量的作业、频繁的考试、无休止的补课以及大量重复学习所导致的超大学习量；二是肆意提高教学要求、扩大教学范围、增加学习难度等超纲超本现象所造成的高难度学习；三是家长、教师对学生学习的过高期望，学生对自己成绩的担忧和恐惧，以及学习情感准备不足（如缺少学习兴趣和正确的学习动机）等所导致的沉重心理压力和对学习的否定情绪（如得不到学习成功的体验和公正的学业水平评价），这些都是造成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直接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有：1、是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建国以来，我国建立的教育制度是以培养少数专家为轴心，造就了从小学到大学，以学科为中心、教师为中心、课堂为中心和以升学为目标的单一的升学教育模式。这种学科中心、智育至上、唯理性的教育模式，重视课本知识的传授灌输和强迫训练，忽视向生活和社会的学习，枯燥乏味；同时明显的重理轻文，忽视人格养成和个性发展，忽视与人的成长有关的各种指导，在为见物不见人的教育。尽管我们将“个性的全面发展”作为培养人的理论目标，但实践上，学校却一直把使学生掌握知识作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教师所关注的也只是知识点和考试分数。因此，就实质而论，我国的中小学教育是一种知识至上，用知识扼杀个性的教育。2、是“学而优则仕”的封建意识从古至今，我国的文化传统是把读书看作是最高尚、最神圣的事业，“科举正途”、“学而优则仕”等观念根深蒂固地扎根在每个人的心目中。这种重文轻工的封建意识，导致人们对普通教育的偏重，对高学历教育的片面追求和对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等其它多种形式和层次教育的轻视。同时，由于人们对“头悬梁，锥刺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等古训的普遍认同，总认为没有寒窗苦，哪有功名成。一些家长甚至认为作业布置得多、课补得多、学生压得重的老师是认真负责的好老师。即使一些家长感到课业负担过重给孩子的健康成长构成了现实的威胁时，仍以一种“舍不得孩子，打不着狼”的变态心理予以宽容和忍受。3、是陈腐狭隘的人才观和质量观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质量观和人才观是建立在应试教育的模式上产生的，它是以考试为唯一手段，以分数为唯一标准的评价体系。以为只要考试分数高，就是质量高。显然，这是对教育质量的曲解。单纯以考试分数来衡量教育质量的高低，冲击了德育，忽视了体育、美育和劳技教育，即使是智育本身也只被局限在与考试要求相对应的狭小的范围内，造成学生偏科现象严重，死记硬背成风。同时，片面追求升学率和高分，不注意发展学生的能力和个性，即使学生升入高一级学校，因没有良好的全面素质，其继续深造也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因此，教育质量绝不仅仅是智育的质量，更不是分数和升学率，而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质量，判断教育质量的高低只能以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为标准。4、是经济发展的巨大变化所导致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些负面影响近几年来，由于我国农业政策的摇摆不定，造成农民的税赋的急剧上升，很多地方的农民不堪重负，农业生产到了难以维继的程度。这使很多农民都迫切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跳出农门，另谋生路，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村学校的升学竞争。就城市而言，由于目前经济所有制和经济管理体制等方面所存在的种种弊端，加之又正处于市场经济的初创阶段，地方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普遍不景气，许多工人纷纷下岗待业，他们在对自己经历的反省中，得出了一个深刻的教训，希望自己的子女千万要捞个文凭，捧上铁饭碗。另一方面，由于党政机关和企业部分管理人员中的腐败现象，使得广大群众在对此等现象深恶痛绝的同时，也产生出了一种“羡慕”心理，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也能混出个一官半职，也能好好享受一下。而当官的“敲门砖”就是文凭和学历。这也是当前造成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原因。二、影响“减负”工作顺利开展的主要阻力我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中央政府的权力和威信是其它任何形式的国家政体所无法比拟的。建国以来，可以说只要是中央政府下决心要办的事，没有一件是办不成的。而唯独在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问题上中央政府的号召一再失灵。毛泽东同志在1950年至1965年期间，就减轻学生课业负担问题作出的批示和讲话有8次，在1965年的一份批示中指出：“学生负担过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学生负担太重是不太好的，今后要采取措施来防止和纠正。”近几年来，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问题也作出了很多批示，讲了很多话，尤其是李岚清同志在京津沪冀辽五省市部分教育工作者座谈会上强调，一定要把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减下来，让儿童少年生动活泼、主动地得到全面发展。可以说，我国历届最高领导人，无一例外地就这个问题讲过话、作过指示。除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这一问题不断发表讲话，作出指示外，还运用立法的形式，如颁布《青少年保护法》、《教育法》、《九年制义务教育法》和《教师法》等，以及制定行政法规，如《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把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保护儿童、少年健康成长列为以法治教的重要内容。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在“减负”问题上也是旗帜鲜明的，并在一些具体工作中力图体现“减负”这一中心。如调整中小学课程计划，修订中小学各科教学大纲，编写中小学各科教材，建立高中毕业会考制度，改革高校招生制度，建立教育督导制度等。这些措施对从宏观上缓解升学竞争，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也起到一些间接作用。从省一级政府及其教育主管部门来看，由于他们大都着眼于本省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主要侧重于宏观层面的管理和调控，加之各省高校招生数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常量，无需进行省际间的横向比较，因此，他们在“减负”问题上容易和中央保持一致。但对涉及到省际间竞争的问题如奥林匹克学科竞赛，他们又将荣誉看得很重，不惜人力、物力，大搞层层选拔、集中训练。虽然这种训练的面很小，但其影响却是非常大的，为地方和基层学校加重学生课业负担提供了参照。另外，一些省级部门如出版社，新华书店和教研机构等，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大量编印各种复习资料，为加重学生课业负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影响“减负”工作顺利开展的阻力主要来自市、县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市、县政府与学生课业负担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对教育质量的监控上。由于中央和省已经提出把是否办好教育作为考核各级政府工作的实绩之一，促使政府的主要领导对教育给予更大的关注。这种关注当然是使教育事业得以健康发展的强大动力和根本保证，但在目前评价教育质量的方法还不健全的情况下，简单使用分数、升学率作为唯一监控教育质量的手段，使得这种“关注”在客观上违背了“重教”的初衷。另一方面，由于一些市、县政府分管教育的负责同志，缺少对教育政策法规和教育理论的系统学习，往往以他们自己学生时代的教育环境为参照，以自己的成长过程为典范，对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表现出不以为然的态度。有的人甚至把升学率看作是自己的政绩，一边对上“报功”，一边对下施压。对国家提出的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一些具体政策表现出明显的不满和抵触情绪，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愈减愈重”，也就不足为怪了。市、县教育行政部门作为政府主管教育的单位，虽受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但由于行政上的隶属关系，他们必须按同级政府的意志行事。由于市、县教育行政部门政策性强，影响面广，他们在招生考试、教师职称评定、民选会和教师评优等政策的制定，以及学校人事任免，经费投入，督导评估与对学校工作的日常指导、检查等方面过份地强化了分数、名次和升学率的比重，阻碍了国家有关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具体政策法规的贯彻落实。由于受上述因素的影响，广大基层学校只能以分数和升学率为轴心，学校的一切工作都围绕这个轴心运转。在办学目标上追求统考的平均分以及各类竞赛和升学率在同类学校群体中的相对位置，并把这些目标通过内部管理、考核、奖惩的方法层层转嫁给教师，由教师用各种加重学生课业负担的手段落实到学生。三、解决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几点思考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既是教育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单一的措施，不足以解决问题，需要综合治理。就目前情况看，需要党政领导和教育行政部门，学校领导和教师，社会舆论界和家长等各个方面共同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1、各级党政领导，尤其是市、县级党政领导，必须端正教育思想，要真正从思想到行动上，重视教育，按教育规律办事。要以提高全民素质的战略眼光，从宏观上树立教育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观念，不能只盯着几所升学率高的学校而忽视更多的各级各类学校，不能只以升学率的高低评价教育部门和学校的工作，甚至以此决定教育部门和学校领导干部的升降和任免，而应看它是否完成了基础教育的根本任务，使全体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在原有基础上有较大提高，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输送了多少合格人才和建设者。2、教育行政部门要增强法制意识和纪律观念，真正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逐步实现依法治教。当前尤其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制订教育评价的标准和办法，尽快加以推广。教育的周期长、发展面广，简单地以升学与否作为学校教育成败的标准，以此来衡量学校和老师，这是很不科学的。把人的产品与物的产品混为一谈，只用一个尺度来判断，又是很不全面的。衡量一所学校办得好坏的标准应当尽快制定出来，全面推广科学的客观的评估方案是当务之急。二是改革招生考试办法，把学生从升学的重压下解放出来。初中招生应取消任何形式的升学考试，一律实行划片就近入学。积极进行高中阶段各类学校统一招生考试的改革，完善命题办法，提高考试效度，并将初中毕业水平考试和高中招生考试相分离，为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发挥正确的导向作用。高考制度的改革，应在完善高中毕业会考办法的基础上，实行高考报名和录取工作同普通高中脱钩的办法，即让学生先毕业离校，然后按户口属地的行政区域，再行报名考试。三是大力加强薄弱学校建设，努力为每一个学生提供一个公平的接受教育的机会，当前义务教育阶段各学校之间的办学条件、师资水平和教学质量差距很大，形成这种差距的原因与学校自身的努力有关，而多年来教育行政部门的政策倾斜是造成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若不采取措施，缩小这种已经形成的差距，势必影响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真正实施和各项“减负”措施的贯彻落实。教育行政部门应在取消重点初中、淡化实验小学的同时，加大对薄弱中小学的经费投入，努力改善办学条件，加强这些薄弱学校的领导班子和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办学效率和质量。3、学校领导和广大教师必须从端正办学指导思想入手，加强研究，积极实践，把提高教育质量转移到依靠教育科研和提高教师素质这一正确轨道上来。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绝不只是减少作业量，而是要在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实行变革。就教育思想而言，要从应试教育的轨道转到素质教育的轨道上来，从升学竞争、分数竞争转变为办学水平的竞争；由面向少数尖子生转变为面向全体学生。从教育内容来看，要由重智育、轻德育，忽视音、体、美转变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就教育方法看，要由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