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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以汉喻唐”汉代是我国封建历史上拥有头等国力的朝代，这个朝代实现了人们长久以来渴望出现的大一统局面，她所散发的光彩唯有唐代可以与之相媲美。汉代是唐代以前最为强盛的一个朝代，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文化艺术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其相对完备的制度以及开放进取的精神深深影响着唐代，所以唐代的诗人喜欢以汉王朝比拟本朝，这是一种民族自豪感的继承，也是唐代人对自己的高度自信与自许。因此“盛唐之音”中不乏“汉代雄风”，“以汉喻唐”就成了唐诗中经常出现的现象。（1）“以汉喻唐”现象之原因。“以汉喻唐”是唐代诗人使用典故的一种习惯，究其原因，首先是一种民族自豪感的体现。汉代国力强大、幅员辽阔，她的繁华鼎盛令后代士人为之向往。借汉代这个出口，唐代诗人心中激荡着的英雄之气与万丈豪情得以喷发，同时表达自己身为唐朝人的骄傲与自信，充满了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色彩。王维的《使至塞上》：“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用的是汉代名将窦宪大败匈奴，勒铭记功的典事，实际上是歌颂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春河西节度副大使崔希逸大军在青海西大败匈奴的丰功伟绩。戴叔伦的《赛上曲二首》（其二）：“汉家旌帜满阴山，不遣胡儿匹马还。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这里是反用汉代班超的故事，班超投笔从戎，在西域驻扎数十年，为国家统一立下汗马功劳，晚年由于思乡心切，上书朝廷希望“生入玉门关”，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此诗反用其意，显示了将士们为了崇高的事业不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甚至连晚年还乡的愿望也舍弃了，尽显舍身报国的壮志和决不贪生怕死的忘我精神，唐人表现了比汉人更为豪迈的激情，展现了强大民族的超群气魄。除了表现唐代人的民族自尊与自信，“以汉喻唐”也是讽喻当今政策之失的好方法。唐•孔颖达云：“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礼记正义》）。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诗文遵循的是温柔敦厚的传统，“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序》），强调“主文谲谏”（《毛诗序》），主张“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充实而深刻的内容通过温润柔和的艺术风貌来加以委婉曲折地表现，“借汉喻唐”正是这一传统的体现，如果诗人认为唐代统治者昏庸无能或者对统治者的举措失当表示不满，不是直言其事，而是借汉代类似典事加以评价，从而委曲地表达自己的意愿，这体现了儒家“和而不同”思想，也体现了我国诗歌含蓄蕴藉的整体特点。最著名的诗句要属杜甫《兵车行》中的“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借汉武帝的好大喜功批判唐玄宗的黩武国策。李颀则在《古从军行》一诗中，借批判汉武帝穷兵黩武，揭露当时统治者轻启战端，陷军民于涂炭：“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深刻而沉痛。李商隐的《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借汉文帝在宣室召见贾谊的史实，讽刺晚唐那些荒于政事、不知用人的封建统治者。这首诗将讽刺和议论融合为一体，引而不发，扬抑高妙，辞锋犀利，讽刺辛辣。表面上似刺文帝，实际上指向现实中的统治者，在怜贾谊的同时，寓有诗人自己怀才不遇的深沉感慨。（2）边塞诗中的“以汉喻唐”现象。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以汉喻唐”现象在边塞题材中出现得最多。边塞诗在贯穿整个唐代，在胜唐达到高峰。除了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等著名边塞诗人，许多诗人如王勃、沈佺期、陈子昂、王维、李白、杜甫、严武、李益、张藉、白居易、杜牧、令狐楚等都有边塞诗的创作。文艺是一定时期社会生活的反映，唐代边塞诗的发达是与唐代统治者同契丹、吐蕃等少数民族统治者之间长期存在的表现为战与和、功与守相交织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分不开的。边塞诗有两个重要的主题：一是歌颂抵抗少数民族统治者侵扰的正义战争，描写边防战士的英雄气概；一是反对统治者穷兵黩武，主张民族和睦。汉代边事的类似特点为“以汉喻唐”提供了条件。汉朝的繁盛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基础，汉朝统治者为扩展疆域，不断对边疆少数民族发动战争，这既证明了汉朝的强盛与坚不可摧，也暴露了汉代统治者只顾无休止的发动战争而忽视了在战争中死伤无数的军人与饱受折磨的百姓。这两点为唐代边塞诗人表现歌颂与批判这两个重要主题提供了出口。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唐代边塞诗中，汉代边防将士经常出现，有的诗是鼓励边将立功的，如陈子昂《送魏大从军》“勿使燕然上，唯留汉将功”是鼓励友人像汉代窦宪那样建立边功。有的诗是歌颂有功的边将的，如有功不录的李广受到诗人们广泛的同情与歌颂，如王昌龄的《出塞》：“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歌颂了李广将军的英勇精神。高适的《燕歌行》以奋不顾身的李广与慌报军功的边将张守珪对比，写出了“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死，至今犹忆李将军。”那样充满慷慨与激情的名句。不仅是汉代将领，就连汉代著名的“玉门关”、“玉塞”也成了边塞诗的重要意象。如王之涣的《凉州词二首》（其一）：“黄沙直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李宜的《边思》：“腰垂锦带配吴钩，走马曾防玉塞秋。莫笑关西将家子，只将诗思入凉州。”值得一提的是，边塞诗歌除了表达歌颂与批判两个主题外，以“闺怨”为主题的边塞诗也存在“以汉喻唐”的现象。如沈佺期的《杂诗》：“可怜闺里月，长在汉家营。少妇今春意，良人昨夜情”，写了夫妻分离的哀怨情绪。张藉的《征妇怨》写了战死的边防军人家属的痛苦：“九月匈奴杀边将，汉军全没辽水上，……妇人依倚子与夫，同居贫贱身亦舒。夫死战场儿在腹，妾身虽存如昼烛”。描写了一个丈夫战死沙场并怀有身孕的少妇的悲惨命运。陈陶的《陇西行四首》（其二）：“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貂锦”是貂冠锦衣，汉代羽林军穿的服装，指代唐军精锐部队。“无定河边骨”、“春闺梦里人”形成强烈的对比，使全诗产生了震撼心灵的悲剧力量。（3）唐诗中的汉代美人汉代对唐诗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边塞诗中，除了对汉代皇帝，汉代将领，汉代边事的征引外，唐诗对汉代事物的青睐还表现在很多方面。汉代美人在唐代的知名度也很高。李白的《青平调三首》（其二）中“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利用汉代美人赵飞燕来突出杨贵妃倾国倾城的美貌。王昌龄的《西宫秋怨》：“芙蓉不及美人妆，水殿风来珠翠香。却恨含情掩秋扇，空悬明月待君王”，还有他的《长信秋词五首》（其三）：“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这两首诗都是借汉代班婕姝的故事反映唐代宫廷妇女不幸的生活命运的。汉成帝时，班婕姝很受宠爱，后来因为赵飞燕姊妹得宠，班婕姝为避其嫉妒，请求离去，到长信宫去侍奉太后。这两首诗中都写到“团扇”这一意象，相传班婕姝失宠后写了一首《怨歌行》，以秋天来了，团扇被弃，喻自己失宠。所以“团扇”就成为唐诗中代表失宠之悲的意象。白居易的《王昭君》：“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峨嵋？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这首诗写王昭君以普通宫女身份嫁给南匈奴的呼韩邪单于后，对于祖国的殷切依恋，渴望回到祖国怀抱的心情，让汉使传信给君王把她赎回，却让汉使隐瞒自己已经年老色衰的状况，从侧面揭露了统治者的无情与好色。（4）唐诗中的汉代文化尽管汉唐的思想文化内涵不尽相同，但是汉代文化艺术对唐诗的发展仍然功不可没。汉代文人所留下的壮丽奇伟、色彩缤纷的大赋具有包容宇宙、雄视古今的心胸与气魄，铺张扬厉、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大汉帝国的雄雄国势，赫赫声威。这对盛唐诗歌所具有得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精神和豪情万丈、奔流直下的气势不无影响。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汉乐府对唐诗的影响更大，唐代诗人沿用乐府旧题所写的诗歌不计其数。李白大力拟作古乐府，沿用乐府旧题，或用其本意，或另出新意，曲尽拟古之妙。白居易继承了儒家传统美学思想，强调诗歌在社会生活中应该发挥“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在诗人们争相拟作乐府诗的时候创作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新乐府”，贯穿着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优良传统和诗歌风骨。汉代文学家在唐代诗人心目中的地位很高，如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写道：“赋料杨雄敌，诗看子建亲”，拿自己的诗歌与汉代辞赋家杨雄作比，可见杜甫对自己的才华是很有自信的。还有他的《醉时歌》中有：“相如逸才亲涤器，子云识字终投阁”，杜甫自己的事业屡遭挫折，就用汉代著名辞赋家司马相如和杨雄的仕途失意来安慰自己和友人，从侧面可以看出杜甫认为自己的才华是可以与两位文学巨星相提并论的。综上所述，唐代诗人借汉代事物歌颂着自己的民族，批判着统治阶级，汉代的帝王将相、皇妃美人、文人墨客、艺术精华都深深地在唐诗中留下了烙印。众多“以汉喻唐”的现象客观地体现了汉唐盛世的共通之处。那种身为强大民族的自豪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那种豪情万丈的气魄和热烈喷发的感情唱出了史家极力礼赞和推崇的“汉唐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