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浙商的求真务实精神

传统浙商的求真务实精神[摘要]自古以来浙江人民就形成了求真务实的精神传统,传统浙商更是在多方面体现了求真务实的精神:遵循规律、尊重实际、工商皆本;注重实干、经世致用;讲求实效、义利并举。今天我们应当继续继承和发扬求真务实的精神,并将之与当代实践相结合,与时俱进地培育和弘扬新时期的求真务实精神。[关键词]浙商求真务实精神“求真务实、诚实和谐、开放图强”是新时期浙江精神的高度概括,“求真务实”则是浙江精神的本质特征。“求真”就是追求真理、遵循规律、崇尚科学,“务实”就是要尊重实际、注重实干、讲求实效。自古以来浙江人民就形成了求真务实的精神传统,传统浙商更是在多方面体现了求真务实的精神。一、遵循规律、尊重实际、工商皆本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以农为本,视商业为末业。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商人地位最低,中国有轻视商业、鄙视商人的顽固传统。但浙江地区则自古就有较浓厚的商业氛围,浙江人有较强烈的商品意识。例如,宁波在明代就形成了以商为业、以商为荣的社会风尚,宁波商人甘愿冒险犯难也要经商获利,具有崇尚商贾的传统。为什么浙江人会与众不同地具有崇商的传统呢?这是浙江人民从本地区实际情况出发做出的现实的理性的选择。浙江地区除杭嘉湖平原具有良好的自然地理条件外,其他地区则自然条件较差。浙江中西部地区山多地少,不宜耕种。东部沿海地区则临海,土地贫瘠,并且受台风、洪涝灾害影响严重。加上资源不足、人口密集,历史上浙江地区粮食不能自给,老百姓生活困苦。劣等的自然条件使得一批浙江人被迫摆脱“以土地为生”的传统习惯,转而经商或从事实业。只有通过商业活动浙江人才能解决基本的粮食需求问题、才能摆脱贫穷,如果离开商业活动那么浙江人就吃不饱饭,商业为末的儒家说教并不能帮助浙江人民解决生存问题,这是最现实的。浙江人选择了尊重实际,通过商业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明朝万历年间所修《温州府志》提到温州“土薄难艺”、“民以力胜”、“能握微资以自营殖”,因为土地贫瘠温州人务实地从事商业经营。清朝道光年间,东阳有人口48万之多,人均耕地偏少,粮食不能自给,于是很多东阳人学习技艺、奔波他乡谋生,号称“百工之乡”。正是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浙江人民对商业不会鄙视也不能鄙视,重商之风由此形成。在现实条件下,浙江人民遵循规律、尊重实际,既重农耕,也重视工商业活动,认为工商业与农业一样重要,并不贬抑商业,也不轻视商人,形成了工商皆本的观念。自古以来,浙江的学者文人也能够从实际出发,遵循客观规律,形成了重视工商业的文化传统。历史上许多浙江的学者文人主张农工商并重,承认工商业的重要地位。越国大臣范蠡辅助越王勾践打败吴国后,便弃官从商,成为富甲天下的大商人。范蠡被视为经商之祖,他提出了“农商俱利”的政策,主张让农民和商人共同获利,以发展经济。汉代王充则坚持“实事疾妄”的宗旨,主张凡事应讲求“验证”和“实效”,已经初步体现了实用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永嘉学派是浙东学派的重要分支,又称“事功学派”、“功利学派”,南宋时期永嘉学派批判空谈性命的理学,主张农工商并重,讲求实事事功,关心百姓日用和国家社稷。其代表人物陈亮就指出:“商借农而立,农赖商而行”,务农和经商的关系并不相悖,而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另一代表学者叶适也批评汉代以来的轻商言论“非正论也”,并且要求“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明末清初浙东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黄宗羲倡导治学的目的“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民用”,批评历代儒学以工商为末业、贬抑工商业是不懂世务之举,提出“工商皆本”的思想,这是对封建社会长期占统治地位的“重本抑末”论的公然批判,农本思想受到挑战。明清时期浙江的商业文化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上流社会对商业和实业的观念也变成重商、慕商。浙江人历来重视商业活动,有“百工之乡”的产业传统和进行商业经营的民间传统。历史上浙江形成了普通老白姓经商务工的习俗。乾隆时期所修《温州府志》记载,温州人多兼营副业或外出经商打工。民国时期《平阳县志风土志》记录,平阳一带“士子得一青衿便为止境,养习商贾事”,“诵读者率皆志气卑小,甫游庠辄束书高阁,营什一之利”。明朝万历年间仅杭州一地,就有数千东阳人从事商品买卖。浙江农民往往通过掌握技艺而从事农业生产之外的半专业化或者专业化的商品生产和交换活动,这些活动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由此浙江出现了门类齐全的手工业和商业活动,例如永康的铁匠、义乌的货郎担、东阳的泥水木匠、宁波的裁缝等。浙江历史上还形成了许多有名的商人群体和商人组织。明清以来浙江商人的行会和同乡会等民间组织十分发达,龙游商帮、宁波商帮、南浔商帮等曾名噪一时。由于浙江自古以来有做工经商和开展海外贸易的传统,所以历史上浙江的商业经济比较发达。唐代时期,浙江已经是全国工商业发达的地区之一,杭州、宁波、温州都是当时繁荣的商业都市。两宋以来,浙江成为全国工商业的重要中心,丝织业、陶瓷业、印刷业、造船业等居全国领先地位。据《梦梁录》记载;“杭为行都二百余年,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南宋《席益差知温州制》里讲到温州“其货纤靡,其人多贾”。杭州、温州、宁波还是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浙江所产的丝绸、茶叶、瓷器等是当时中国的主要出口产品。元代,全国设立了七处对外贸易主管机构,其中浙江占有四处。明清时期,杭州、宁波、台州、温州等地出现了发达的集市贸易和手工业活动,也积累了丰富的海外贸易经验。近代半殖民地化时期,宁波、温州、杭州相继被辟为通商口岸,资本主义经济率先在这里发展起来,浙江处于中西交汇的前沿地带,得风气之先,工商业得到长足发展。浙江商人大批走向上海以及全国其他各地,成为近代中国商业经济舞台上的最重要一员。浙江人不但尊重事实,顺应规律,形成了工商皆本的传统。而且在长时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浙江人还培养了注重社会实际、遵循规律的理性思维。浙商将这种从实际出发的理性思维用于经商活动中,注意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因时制宜,因势而动。范蠡就十分强调要了解遵循经济的发展规律,按规律办事。他注意观察天时气象,并用五行之说总结了农业生产丰歉的一般规律,提出金时年岁,能够丰收;水时年岁,就有水灾之害,可能歉收;木时年岁,可能出现饥馑;火时年岁,则要出现旱灾等规律。根据此规律,范蠡主张在旱灾时就要准备船只待涝,在水灾时就要准备车辆待旱。同时范蠡还注重了解经济的实际情况,因时制宜,根据具体情况来提出具体方针,而不墨守陈规。他在调查越国经济现状的基础上,提出要随时平衡物价,照顾农商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物价的变化是由于供求关系的变化而造成的,所以他主张粮价低时由政府收购,粮价高时由政府以平价售出,以免影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二、注重实干、经世致用浙商历来注重实干,不尚空谈,不喜坐而论道,而崇尚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注重实际的行为和实际的效果。浙商崇尚少说多做,注重实际行动,具有强烈的实干精神。他们愿意吃苦耐劳、勤奋学习,凭手艺吃饭是浙商的立足之本和基本精神。很多浙商往往就是某些行业和工种的行家里手,例如,中药店伙计的“一手撮”、布店店员的“一尺准”、肉店师傅的“一刀准”、帐房先生的“铁算盘”等。其精良的手艺、业务的内行使得浙商在经营管理上有主动权,这正是其事业成功的坚实基础。例如,宁波的很多商人是从学徒做起,首先成为本行业的行家再成为大富商,虞洽卿、方液仙、项松茂等人都是从学徒做起而后成功的。“电影大王”邵逸夫很早就熟悉电影制片的剪辑、摄影、化妆、剧本、导演等每一个环节,这也正是他成就事业的基础。另外,浙商做事低调,不喜张扬,面对成就也不妄自尊大。为人行事内敛、低调是浙商的一大特点。自古以来,浙商的文化传统是一个产生百工手艺人、小商贩的传统,很多浙商都是从小本生意起家,即使发达致富了他们也仍然保持低调务实的作风。例如,表现在对政治权力的态度上,浙江商业文化传统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不张扬、不追求政治权力更不挑战政治权力。浙江商人自古就坚持从社会的最基本民生处来获取利益的最大化,而不冒险去挑战政治权力的至上地位,从而保证了其商业活动的社会空间和生存空间。与浙商相对应的另外两大商帮晋商、徽商,则对权力过于关注和依附,其商业活动过于参与了国家的经济,甚至在某些方面严重地威胁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在一定时期内构成了对权力的挑战,而使政治中心对其大加警惕导致最终没落。宋元明清时期浙江出现了众多的富商大贾,但大多对官场无太大兴趣。另外,浙江商人在致富后仍然行事低调,崇尚简朴,不喜奢华。例如,金融巨子秦润卿不吸烟、不饮酒、不玩牌、不赌钱、不常添置衣服。银行家宋汉章除非有急事,否则不肯乘坐汽车,坚持步行上班。浙商之所以注重实干,强调经世致用,不喜空谈。首先,浙商是出于巨大的生存压力而经商,经商是浙江商人的最基本的谋生手段,空谈并不能改变浙商的处境,只有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在谋生压力下发展起来的浙商始终将经商看做谋生的要务,所以浙商不得不脚踏实地、做好实事。其次,这也是浙江文化传统影响下的产物。宋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受程朱理学的影响,脱离实际,讳言功利。而南宋时期的浙东学派则与此相反,认为学术的任务是培养经世致用的才能,应将知识用于改造社会的实践,以使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永嘉学派提倡实事和功利,要求恢复工农业生产、减轻赋税、尊重富人等。其开山鼻祖王开祖以阐释尧舜之道为己任,重视对经史的研究,关注知识的实际运用。另一永嘉学派代表人薛季宣主张经世济用、开物成务为学术的根本宗旨,倡导朴实的“确实有用”之学,以有利于国家和人民。另一代表叶适则建立了以实用为价值取向的学术体系。浙东学派中永康学派的代表陈亮反对道德性命的空谈,不讳言事功。浙东学派中金华学派的代表人物吕祖谦十分重视学问的应用,提出“学者以务实躬行为本”。明朝浙江籍大学者王阳明则强调知行合一,提出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上的“知”是没有意义的,只有体现在实践上的“知”才是真知。黄宗羲同样强调“经世致用”宗旨,主张学习对现实社会有用的东西,研究学问要和社会实际相结合,不要空谈,要活学活用。浙东学派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认识到了国计民生的重要性,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想渗透到了浙江民众的生活之中,深入影响了浙江民众的性格和心理,使浙江商人自然而然地具备了经世致用、建功立业的思想意识。三、讲求实效、义利并举随着传统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清之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浙江地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龙游商帮、宁波商帮的崛起用事实说明了传统社会变迁的必然趋势。经商、私利在现实生活中繁荣发展并逐步赢得了应有的地位。与此相适应,浙江的学者也关注到了民生利益。黄宗羲倡导义利并举、知行统一,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要保证“万民的忧乐”,就要保证万民的生存和生活条件,就要保证万民的富裕,就必须承认万民的利益。所以黄宗羲提倡“民有私产”的理论,认为老百姓可以追求自己的财产与私利,这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君权至上、义以至上、公而忘私的社会价值取向,并得到了浙江人的认可。浙江文化形成了独特的逐利的价值取向,浙商认为“百姓日用即为道”、“穿衣吃饭即为人伦物理”。与传统儒家文化所影响下的中国人不同,浙商并不掩饰对利益的关注,也不奢谈仁义。但浙商并不忽视仁义的实施,他们往往通过商业经营取得经济效益,又把自己获取的财富反馈社会,行善积德。浙商讲求实效,以行动来讲仁义。浙商较好地把握了义利之间的关系,做到既不讳言谋利,又不见利忘义,形成了义利并举的商业传统。在义利并举的价值观中,历代浙商首先树立了讲义守信的价值观念。他们崇尚信誉,诚实经营,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范蠡就主张“务完物,无息币”、“无敢居奇”、“正心求也”,要求经商的货物要保证质量,不能囤积居奇,经商获利要取之有道。浙江近代的三大商帮即龙游商帮、南浔丝商、宁波商帮之所以辉煌一时,也正是因为秉承了诚信经营的原则。龙游商人重视“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以诚信为本,坚守以义取利的品格,不取不义之财。例如,龙游大纸商傅立宗所生产销售的纸张,质量上乘,为了对顾客负责,其纸品统一加印“西山傅立宗”字样,以示信用。南浔丝商极为重视诚信仁义之本。大丝商刘镛在合作伙伴去世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