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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地鸡毛》看新写实主义小说摘要：新写实主义小说作为一个小说思潮已经逝去，但有关他的话题却远未结束。本文以新写实小说的经典之作《一地鸡毛》为例，探讨新写实主义小说的精神特征和叙事特征，重点分析了：（一）把生活的原生态还给艺术。（二）对平庸化的小人物生存状态进行关注。（三）价值取向表现为世俗化的价值观。（四）叙事保持客观化的态度。（五）叙述结构保持“生活流”状态。关键词：当代文学新写实主义《一地鸡毛》世俗化生活流客观化80年代末90年代初兴起的新写实主义小说，在新时期文学领域中掀起了一股热潮，并涌现了一批中青年代表作家，其标志则是刘震云、池莉、方方、刘恒、苏童、叶兆言等所发表的一系列作品。新写实主义小说将视角转向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在有浓烈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倾向的伤痕文学的基础上，用白描手法，用看似松散的结构、冷峻的态度、轻松诙谐的语言，逼真地表现了小人物们不起眼的司空见惯的生活，表现了小人物们在争取自己美好生活时所遭遇的平凡的似乎微不足道的但又实实在在的喜怒哀乐，将强烈的情感溶于似乎轻描淡写的笔触，尽可能贴近地写现实生活，缩小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间的距离，以吸引广大读者心理上的认同与心灵上的共鸣乃至震撼，从而达到文学反映生活、昭示生活真理的目的。青年作家刘震云就是这样一位小说家，他是新现实主义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一地鸡毛》则被喻为其代表作，本文以《一地鸡毛》为例，谈谈对新写实主义小说的浅见。（一）把生活的原生态还给艺术新写实小说之“新”，首先在于它更新了传统的“写实”观念，改变了小说创作中对于现实的认识和反映方式，在新写实小说潮出现之前，理论界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经典性表述是：文学创作中所反映的，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的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也就是说，艺术上的“真实”不仅来自生活现象本身，还必须要体现出生活背后的“本质”，并对其加以观念形态上的解释。传统现实主义观念中的“现实”，显然是经过意识形态加工处理后才能被写进作品中的。由于政治权力对中国文学历来具有强大的控制力，因而也就使现实主义创造方式含有明显的为政治权力服务的特征。新写实小说却表现出对这种含有强烈政治权力色彩的创作原则的拒绝和背弃，它最基本的创作特征是还原生活本相，或者说是在文本中表现出生活的“纯态事实”。刘震云说：“我写的就是生活本身”。“新写实这个概念的提出主要是为了和50年代的现实主义相区别。50年代的现实主义实际上是浪漫主义，它所描写的现实生活实际上在生活中是不存在的……‘文革’以后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也是20世纪50年代现实主义的延续，《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新星》中的李向南。所以现在提倡新写实，真正写生活本身是很有意义的。”这里且不谈刘震云对以往现实主义文学的看法是否存在偏颇，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他对当时评论界所倡导的新写实的文学精神是情有独钟的，在新写实作家阵容中，他是最为自觉地创作新写实小说的。中篇小说《一地鸡毛》叙写的是当代生活中一个小职员极其平庸琐碎的且窘困的生存状态，开篇第一句就是：“小林家一斤豆腐变馊了。”这当然是一件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平平常常的生活琐事，但正是诸如此类的日常琐事组成了小林的全部生活内容：与老婆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为老婆跑工作调动而拉关系、送礼接待老家来的客人，为孩子看病，生保姆的气，为孩子入托奔波，排队抢购大白菜，请假拉蜂窝煤以及每天的上班、下班，吃饭、睡觉等等，对这些日常生活琐事的叙写构成了这部中篇小说的全部情节。他的旗帜上不在写着“为人生”的字样，通篇诉说着“为生存”。主人公小林就在这些忙忙碌碌琐琐碎碎的日常俗事中奔波、操劳，“小林的问题是房子、孩子、蜂窝煤和保姆、老家来人，所以对热闹的世界充耳不闻”。标题“一地鸡毛”所揭示的象征意义在小说结尾处通过小林的梦境表述出来：“梦见自己睡觉，上面盖着一堆鸡毛，下面铺着许多人掉下的皮屑，柔软舒服，度日如年。又梦见黑压压的人群，一齐向前涌动，又变成一队队祈雨的蚂蚁。”这个梦境并无深意，它不过揭示出作者所理解的普通人的生存本相：生活是由一些乱七八糟的烦心琐事组成，看开了，习惯了，也就活的舒服：想不开，看不惯，就活的窝心；这些无聊琐事无休止地纠缠现实生活中的每个普通人，它销蚀磨损着人们个性中的一切棱角，使人们渐趋平庸、浑浑噩噩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作品所叙述的小林的生存状态，既未被理想化，也未被丑化，是对现实生活原生、本真形态的还原。它不企图完成任何观念性的升华，而是全盘揭出一种生活，一种不容置疑的刻骨真实的生活。新写实小说在取材上对生活形态的日常性、世俗性内容的侧重，使日常生活、吃喝拉撒睡等被推举到本体性的地位上来。（二）对平庸化的小人物生存状态进行关注构成新写实小说人物主体的是普通人中的小人物，是一些在世俗社会生活中实实在在做着生存挣扎的世俗化的平庸小人物。在他们身上已经看不到理想的色彩，找不到浪漫的情调。他们不只是社会地位意义上的小人物，更是精神意义上的小人物。《一地鸡毛》中的主人公小林就是这么一个精神世界逐渐抽空、个性逐渐消退的走向“平庸化”的小人物。小林是中篇小说《单位》里写过的人物，他有过宏伟的理想，远大的抱负和热切的追求。作为大学毕业生，他奋斗过，发愤过，挑灯夜读过，当然，也有过知识者的清高和自命不凡，“单位的处长局长，社会上大大小小的机关，都不放在眼里”。但几年下来，便很快淹没到普通的人群之中，终日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弄孩子，在他看来“什么宏图大志，什么事业理想，狗屁，那是年轻时候的事，大家都这么混，不也活了一辈子？有宏图大志怎么了，有事业理想怎么了？‘古今将相今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一辈子下来谁还知道谁？有时小林想想又感到心满意足，虽然在单位经过几番折腾，再折腾之后便是成熟，现在不就对各种事情应付自如？只要有耐心能等，不急躁，不反常，别人能得到的东西，你最终也能得到。”他甚至产生了这样的认识：“过去你有过宏伟理想，可以原谅，但那是幼稚不成熟，不懂得事物的发展规律。”经过申请入党、调房子、给爱人调工作等经历的“折腾”后，小林的确“成熟”了，不但会送礼还学会了收礼。他由替人办事而收了价值七八百元的微波炉得到启示：“看来改变生活也不是没有可能，只要加入其中就行了。”失去理想的小林，也失去了是非感，他已开始加入其中。听到老师的死讯他很难过，但立即想到的是：“死的已经死了，再想也没用，活者还是先考虑大白菜为好”，“如果收拾完大白菜，老婆能用微波炉在给他烤点鸡，让他喝瓶啤酒，他就没有什么不满足的了。”小林的生活经历思想及价值观的变化过程，就是一个觉醒的知识者在现实生活的“教育”下，对日常生活中现有秩序一步步认同的过程，这是一个，“反成长型”的知识青年形象。小林经历的思想“成熟”的过程实际上是世俗化、平庸化和被环境同化的过程，是对日常生活现有秩序妥协、退让、认同的过程。这一形象所体现出的精神特征是反理想、反英雄主义的极端世俗主义和文化失败主义，和“十七年”文学中“成长型”的英雄形象，如江姐、林道静等表现出崇高与乐观主义精神相比，甚至同新时期出现的陆文婷、解净等“抗争型”普通人形象相比，都显示出从精神至高点上的极大退步，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精神滑坡”。新写实小说把镜头聚焦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完成了从“大写的人”到“小写的人”的文学主题转换。构成新写实小说人物主体的那些为生存烦恼困扰着的普通人中的小人物，在除去了理想的光环之后，无疑在较真实的意义上成为人自己，成为生存的实证者而非任何理念的传声筒。这种新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追求是对以往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中的人物形象塑造上那种过分理想化和英雄化倾向的有力反驳。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反理想主义和非英雄化的普通人形象无疑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然而这些小人物，身上流露出的庸人气息及体现出的精神上的极端世俗主义`文化上的失败主义倾向却对读者产生不可估量的消极影响。（三）价值取向表现为世俗化的价值观如果说先锋小说作家高举的是贵族旗帜，倡导的是精英意识；那么，“新写实”作家则平静随和的亮出了自己的平民身份，毫无羞赧地敞开自己的平民意识，自觉认同于世俗化，市民化的价值观。且看刘震云在《一地鸡毛》的创作谈中的一段话：“生活是严峻的……严峻的是那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琐事。单位，家庭，上班下班，洗衣做饭弄孩子对付保姆，还有如何巴结人搞到房子，如何求人让孩子入托，如何将老婆调进离家近一点的单位……于是我们被磨平了……于是我们有了一句口头禅：‘混呗’。过去有过宏伟理想，但那是幼稚不成熟，一切还是从排队买豆腐白菜开始把。”[3]这番话不仅是刘震云对当代普通人生存状况的理解和感受，而且也是对待生活的一种观念。显然，作者与其作品中的主人公小林达成了一种生存观上的共识，作者叙述人已完全混同于市民生活中的普通一员。“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艺人。”[4]认识到身份的微不足道，对普通人身份的认同，表明作家在文学中不再是一个启蒙者、人文价值的关怀者，其身份有此前的精神导师、社会精英一变而为“民间歌手”和“大众哲人”[5]。如前文所述，对世俗主义生存观和价值观的认同，对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拒斥，在《一地鸡毛》中到处表现着。我们不妨再“细读”一下其中一个很耐人寻味的场景：小林在菜市场意外遇见了正卖烤鸭的大学同学“小李白”，诗人“小李白”大学毕业后靠卖烤鸭已成了一个小小暴发户，这令生活困窘的小林羡慕不已，下面是二人的一段对话：“你还写诗吗？”“小李白”朝地上啐了一口浓痰：“狗屁！那是年轻时不懂事！诗是什么，诗是搔首弄姿混扯蛋！如果现在还在写诗，不得饿死！你结婚了吗？”小林说：“孩子都三岁了！”“小李白”拍一下巴掌：“看，还说写诗，写姥姥！我可算看透了，不要异想天开，不要总想着出人头地，就在人堆里混，什么都不想，最舒服，你说呢？”小林深有同感，于是点点头。这里写“诗人”与“卖烤鸭”可以解读为精神生存、诗性生存与物质生存、世俗性生存的象征与隐喻“小李白”有一个诗的信徒变成一个卖烤鸭的个体户，不能不说是形而下的务实性，世俗性的生存观点与价值观的胜利。“新写实”作家在价值取向上普遍表现为向普通人的世俗化、市民化的生存观和价值观的认同，其特征是放弃理想、放弃人文关怀，过一种不要任何“主义”的所谓“日子”。这是一种可怕的“精神滑坡”现象，由此也注定了新写实小说在当代文学史上的“过渡”性质。毕竟，时代需要的是展示人生存状态的浩瀚景观，又灌注人生、社会博大精深的文学作品。（四）叙事保持客观化的态度小说是叙事的艺术，离开叙事就很难构成小说的实体。但面对同样的客观现实，不同的作家采用了不同的叙事态度和方式，就必然产生不同的叙事效果和审美功能。新写实小说作家普遍采取了客观化的叙事态度，主张作家退出作品，作者叙述人持有一种客观、冷静的旁观者立场，感情尽可能不介入。“中止判断”成为新写实小说一个响亮的口号。这种客观化的叙事态度力图更全面、更冷静的呈现现实的本真，不仅超越了单纯的政治态度的介入，既不对现实做一种孰是孰非、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和净化处理；而且超越了主体情感对现实存在的干扰，使现实存在尽可能的以其原生本真的形态进入作家的主体感觉，使人的全面体验进入叙述。因此，在新写实小说的经典文本中，人物和情节不再是直奔主题的解说和演绎，不再是某个既定理念和思想的婢女和驱遣。这里的叙事也不再是在主题制约下的唯诺承载，不再是作家总以导师教诲者的口吻对读者的意向强加和情感代替，它是一种“不隐恶、不虚美”笔法，是一种求真求实的“写实”态度。读中篇小说《一地鸡毛》，我们明显感受到作者叙述人那种对“最普通的人在最普通的生活中所发生的最普通的事。”的客观、冷静而本真的叙事风度，而再也不见以往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中所惯有的那种观点显露、激情外溢的现象。刘震云说过：“新写实真正体现写实，它不指导人们干什么，而是给读者以感受。”[2]这种客观化的叙事态度，陈思称之为“科学主义创作态度”[1]，王干称之为“从情感的零度开始写作”[6]。其实，真正的“情感的零度”是不可能做到的，它不过是一种冷峻、客观化的叙事态度和叙述方法，是新写实小说家的一种叙事策略。客观化的叙事态度使得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