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史学史(1)发展历程(

西方史学史（1）发展历程(2007-08-1419:17:51)转载西方史学最早还是在荷马史诗那里，不过有太多的神话，所以我们只能说这个是历史意识的萌芽。稍后出现了赫西俄德的《田功农时》，还有一批的史学和神话都不清的作品。到了前5世纪希罗多德的出手，古希腊史学终于开始了新篇。《历史》讲的就是希波战争中拯救希腊的是人而不是神。接着就是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本著作更是出奇的人学。这就代表了西方史学史上两种不同的风格。《历史》代表的是社会文化史之祖，他是广采博收什么都收录：《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却是专注军政大事情，其余什么都不提，他被成为政治史之父。后来呢西方传统史学就是修昔底德的一直到十九世纪的兰克还是以军事政治史为主。但是修昔底德和希罗多德还是有很大相同之处的，一般来讲就说相同点是1人本观念2基于理性精神的历史批判法3奠定记叙体史书的基础。那么人本观念是什么呢？《历史》一开篇就说“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把史学从记神到记人。无论这部著作有多少的神话，都无法掩盖其中的人本观点。在他心目中，希波战争中希腊胜利并非是神保佑，二是出于人为。修昔底德则进一步发展这样的史学观念。他在他的著作中一再说“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在他的笔下，表现了人对物质世界和自然现象的征服的要求。至于理性精神的历史批判方式，主要是对于史料的整理和考订。并且用科学的方法去解释说明自然现象发生的原因和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探讨。最著名的还是修昔底德的观念。除了这两个外，还有色诺分，这三人合称为“古希腊三大史学家”至于罗马史学最著名的是李维，塔西陀等，但是他们的史学理论并没有突破古希腊的东西。到公元4-5世纪，西方的史学观发生了转折，主要是基督教的原因。这个时候神学历史观开始出现，有人可能会有疑问：基督教是研究神学的，为什么对历史也敢兴趣呢？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奥古斯丁的话：“在罗马城遭受哥特人的首领阿拉里克统帅下的袭击和劫掠后，那些崇拜伪神的人也就是异教徒，，企图把这场灾难归因基督教，并开始以异乎寻常的仇恨心理与恶毒的言词来污蔑真正的上帝。正是这一点，激起了我对教会的热情，并促使我来保卫上帝之城，以驳斥它的攻击的指责与歪曲。”这就是基督教为什么要研究历史的原因。476年，西罗马终于灭亡了。这在欧洲编年史是个重大的转折。从此，历史的编辑就由修道士这些人编写，他们不在关注人世间，而关注彼岸世界的天堂，他们不在写人，写人的地位尊严价值，而是赞美完美的上帝。总而言之，基督教开始重新塑造西方史学。第一个这么做的是一个叫阿飞力喀纳斯的人，他在3世纪写了《编年史》5卷，他认定圣经中创世纪是在耶稣诞生前5499年的事情，他就以此为历史的开端，一直写到耶稣诞生后221年，他是最初的基督史学的写作者。到了4世纪，出来一个叫攸西比厄斯的人，他写了《编年史》和《教会史》。后面一本书使他或到了“教会史之父”称号。到了5世纪，伟大的奥古斯丁终于出来了。他写了《忏悔录》和《上帝之城》。《忏悔录》其实就是说人类是如何一步一步由人之都向神之都经过的记载，他确立了“上帝至上”的观念。而在《上帝之城》更是把这样的观念发展到淋漓尽致的地步。西方学者对基督教史学的评价很高，认为它是史学领域的一场革命。那么奥古斯丁的基督教史学和希罗多德的古典史学不同的地方是在那里呢？首先是历史观念的变化。从基督教史学开始，第一次打破了古代作家关于人类发展的循环论的观念，历史第一次被理解为由一个固定的起点（上帝创世）到终点（末日审判）的线性运动，指出了历史是一种向着既定目标的前进的运动，而古典的历史学家对这个认识不足，他们往往有今不如昔的历史退化说。从此，历史的发展不再是人类致力于达到自己目标的过程而是实现上帝旨意的过程，人的价值就在于是否可以完成上帝的某个旨意。这样的历史观进一步认为上帝不是一个用已有的物质来塑造世界的工匠，而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万能的创造者。任何实体（如罗马帝国）不可能永恒的存在，而只是一个暂时的东西，只在历史上某个阶段出现。起着某种特殊的功用，其功用消失就没有存在的价值。这种把历史作为一个有生有灭的前进运动的观念是以前没有的。奥古斯丁是个杂家，他把东方波斯的教义融合了，提出了：世界众多人种，宗教，语言武器衣服等等虽然都不相同，其实也不过是两种社会。依圣经来看就是两个城市。就是天上的和地上的。天上的城市是善与光明的象征，地上的是恶与黑暗的象征，宇宙中这两种力量抗衡的结果最后时间会走到上帝之城的永恒胜利而不会循环不已，漫无止境。”其次的不同是新的世界历史体系的建立。基督教的观念不仅征服了古典史学的人本观念，而且征服希腊罗马史学中的地域观念。在基督教看来人在上帝面前是人人平等的，因此他们不以任何局部的特殊的历史为满足，要求写的历史著作能够阐明上帝旨意在人类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实现的过程。在奥古斯丁的笔下，这样的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是由上帝所预定的，整个人类都无例外的朝着上帝的目标行进，不管你是哪个民族。上帝之城是由所有的民族组成的，他的城楼高居于所有的民族之上。基督教的世界就是要写“一种意义较为深刻的普遍的东西的历史，一种格外普遍的东西的历史。”它要追溯到人类的起源，涉及各个民族的产生发展，记载各个文明的兴衰。总之就是构筑一种贯彻人类始终囊括所有民族，朝着上帝预定的目标与方向前进的世界通史的新体系。第三个不同就是历史方法的改变。以基督教义为原则写出的历史是具有预定性和启示性的，在他们看来，历史不是归结为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是归结为上帝的安排，这就是预定性。这样的历史按照基督耶稣的诞生为标志，耶稣诞生以前是黑暗的时期，诞生之后就是光明的了，基督教就是想在这种演变中找出某种可以理解的原则，这就是历史的启示性。由此，基督教史学的方法论就出来了：一是以圣经为判断事实正误的标准，并是最高的权威。二是还要细分各个时期。奥古斯丁就把人类历史化为婴儿期少年期青年期壮年期衰老期高龄期最后死亡，但是这个时候产生了基督教，只有它才可以为人类带来真正的“和平与幸福”。顺便说一句，7世纪的时候塞维尔的以锡多首创了单一的世界史纪年法，到8世纪被英国的比的大力推广，他以耶稣诞生作为基准，在此之前用BC（基督诞生前）这以后记作AD（吾主纪年）。到了西欧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的史学面临一次“重新定向”，就是说一方面将古典史学从基督教神学史观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又是对古典史学传统的复活和创新。首先就是人的重新出现。就是个性解放之类的事情，大家还是比较喜欢裸体的，也许就是为了个性解放吧，突出就是马基雅维利的《罗马史论》，这部就是突出人的著作。其次就是这个时期的怀疑批判能力增加，他们注重用人事而放弃用神意的观点来考察过去，最突出的莫过于意大利的布鲁尼的《弗罗伦萨史》和比昂多的《罗马帝国衰亡后的历史》还有一个考证出身的瓦拉，他考证出《君士坦丁赠礼》是个假的文件，从而让教会大丢面子。第三就是人文历史学家开始摒弃了上帝-教会为中心的世界史体系，力图创立新的世界史理论。中世纪的世界史编写的格式是四段论，即采用亚述-波斯-希腊-罗马帝国的分期法。神圣罗马帝国则是罗马帝国的继续。这样的观念被文艺复兴的史学家抛弃了，你比如但丁这位诗人还写了一本《论世界帝国》，在这里他批判了神意世界史体系，确立了世界史的整体观念，歌颂人类自身的智力创造。这个时期最主要是法国的历史学家完成的。例如有博杜安的《世界史结构》让波丹的以人为中心的关于世界历史进程的新学说，他指出世界历史是一个不断走向进步的发展的过程。而波普利尼埃尔则期望创造一种总体的历史。不过这个时代还是理论的研究，至于历史著作是很贫乏的。18世纪是理性主义史学占支配地位的。理性史学家崇拜抽象的理性，说理性是推动历史前进饿动力。最具代表的就是伏尔泰。在西方史学发展史上，伏尔泰最早提出历史哲学这个名称，但是他没有写过一部完整的的书籍对这个历史哲学的这个名词做阐述的，他提出这个名词值得是历史学家撰写的是历史不应该是一种铺设而是运用哲学或理论对之进行思考做出解释。他的史学成就突出在《路易十四时代》和《论世界各国的风俗与精神》。伏尔泰的《论世界各国的风俗与精神》一书新的地方主要有两点：一是在伏尔泰那里，历史不再是神的意志的产物而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全书就是说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已经逐渐摆脱了偏见迷信和奴役，尽管他们历经坎坷曲折，但是总是向真理公正，向着物质和精神不断改善的方向前进的。他指出，历史不是神话故事莫不是上帝选民的故事，圣经也不是用来解释历史的权威，全部的人类文明史要在时间上早于圣经的记载，而且范围要超过基督教或者犹太人所知的地域。第二及时他开创比较的方法，从宏观的角度综合的考察人类文明史。在这本书中，伏尔泰的视野遍及世界，正是从这样全球的角度去观察，他才得出和以前截然不同的新见解。例如他就认为欧洲并非一切都走在前面。伏尔泰在史学的创新旨在为克里奥建立一个新形象。他在《路易十四时代》开篇就说：本书拟叙述的不仅仅是路易十四一生，作者提出一个更加宏伟的目标，作者气体进行尝试，不为后代叙述某个个人的行动功业，而是向他们描绘有史以来最开明的时代的人们的精神面貌。”伏尔泰的功绩还在与他把哲学或者理性的精神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去，他直接就说：历史应该由哲学家来写。9世纪的代表莫过于兰克了，可以说是独步天下，兰克一生致力于把历史科学化，这一宗旨使他获得了“近代科学历史学之父”的称号。按照他的说法，历史学是指通过搜集与辨析文献证据，并依靠这种经过辨析的文献证据使客观历史在文字上还其真相的一门科学，他这个观点和我们现在所谓的总结和预测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历史科学还不是一回事，这其实就是理性主义的反动。他主要是针对理性主义的割断历史夸大理性企求普通性与永恒性原则的非历史的弊端而设定的。兰克在《拉丁和条顿民族史》的序言中所说：历史学向来把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评论过去，教导现在作为自己的任务，对于这样的崇高的任务，倍数是不敢企望的，它的目的仅仅是如实直书而已。”就这个如实直书就被作为信条所传承了，他的如实直书表示出了在历史书中消灭自我的观念，即把他的观点毫无保留的从书中排除出去。在他看来历史学根本任务就是历史事实和人物以文字的形式还原，为此他要求历史叙述要客观公正。超然于外。由兰克所奠定的史学，在19世纪发展到鼎盛之时，同时也是它衰落的开始。时代的发展与史学的进步迫使他的一些弟子对兰克的史学提出质疑。兰克觉得弟子瑞士的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是最早的发难者。他写了一本《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等书成了享誉后世的“最卓越的文化史家”，率先与传统的史学决裂举起反叛的大旗。此后便是卡尔。兰普勒希特同兰科学派的大争论。20世纪以后，初期有亨利。贝尔等，接着就是美国的鲁宾逊的“史学革命”的新史学蓬勃兴起。与此同时西方的历史哲学从思辨到分析的演化，更对传统史学的批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20世纪上半叶，新史学有发展，但是传统史学确有雄厚的力量，如《剑桥三史》在这个世纪出版，就充分表现了传统史学的编史风范。但是，二战以后西方史学又一次重大的转折，即有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营造1955年《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一书所揭示的“重新定向”。战后西方史学史的转变主要是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传统的描述性历史转向分析性历史2是从注意研究个别的杰出人物转向研究普通人社会底层默默无闻的劳动群众3是从政治史和经济制度史向新社会史新经济史城市和地方史以及一些被传统史学所忽视的领域4是在研究方法有重大的创新，即从靠个人在文献中整理资料改为自然科学研究的计量分析方法。但是新史学也产生种种流弊，就是历史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历史学只剩下结构与深层，历史学成了没有人的历史学。还有计量史学丧失了观众，没有多少人可以看得懂。从70年代下半叶开始，又开始新的变化，开始出现了叙事体复兴的倾向。比如年鉴学派他们提倡以三段论代替19世纪的叙述史政治事件史和英雄传记，但是在70年代末，这个学派开始反思。研究的重点也明显的出现了向社会文化与精神状态史的转移。那么新叙述史的新在那里呢？其实就是叙事和分析的有机结合。回顾整个西方史学史，17世纪的博学派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