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两种文化的提出英国学者查尔斯·帕希·斯诺（，1905-1980）1959年在剑桥大学的讲演中指出现代社会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两种文化，一种是人文文化，一种是科学文化。一方是文学知识分子，一方是科学家，并犹以物理学家最有代表性。斯诺认为，科学是一种文化，属于这种文化的科学家们彼此之间尽管也有许多互不理解之处，但是总的来说，他们具有共同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其约束力甚至比宗教、政治和阶级的模式更强。科学文化可比喻为日神阿波罗文化，人文文化又称为酒神文化。人文文化“人文”一词的英文humanity来源于拉丁文humanitas（人性、教养），有这样一些含义：人道或仁慈的性质或状态，慈爱或慷慨的行为或性情。人道指对人和人类福利的关心；博爱指对人和人类的广泛的爱；人本主义指与神本主义相对立，主张人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人文文化是以人道、博爱和人本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它兴起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它与科学文化追求真实理性至上不同，追求首先是美与善。并对理性之外的意志、信仰、情感和潜意识给予了很大的关注。两种文化的对立从历史上讲，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并不是一开始就对立的。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共同反对至高无上的神权。与神学不同，这两种文化都推崇人，认为人和动物区别在于有理性。理性是人的本质。要冲破神学的束缚就要唤醒人的理性。显然近代科学是在人文主义的帮助下诞生的。只是在科学主义把理性推崇至极，而人文主义对非理性或反理性顶礼膜拜时，两种文化的鸿沟才越来越深。斯诺认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分裂的原因，最主要是我们对专业化教育的过分推崇和我们的社会模式固定下来的倾向。我们总是希望一个人能很快地在某个领域达到深入的境界，而且认为专业化教育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有效的捷径。我们也是总是不由自主地希望我们现存的社会模式永久不变，力图使它固定下来，按这个模式发展下去，而这却是一种保守僵化的倾向。”近代科学发展建立在对自然界进行分门别类研究和每门科学内部的独立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其特点是把整体分解为部分、把复杂的分解为简单的，把高级的运动形式还原为低级的运动形式。“科学的兴起把人推入一条专门化训练的隧道。人越在知识方面有所进展，就越看不清整体世界，也看不清自己，于是就进一步陷入了…存在的遗忘。”以逻辑经验主义为代表的科学哲学唯一崇尚的是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并把科学同其它一切知识对立起来，主张从科学中清除价值，拒斥世界观，认为不能证实的知识都是无意义的。理性脱离了人文，丧失了人类的终极价值，沦为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在哲学界里，叔本华和尼采等人通过强调意识、意志与理性主义抗衡，存在主义把人的生存问题置于哲学的中心位置，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狄尔泰等人则试图建立与自然科学不同的历史科学、文化科学和精神科学等等。认为研究精神和价值应有与研究自然科学不同的方法。两种文化的交融趋势两种文化的交融各自双方。20世纪中期以后，科学技术综合化、整体化和社会化趋势日益明显，在科学内部涌现了一批交叉科学和综合科学（如：系统科学、生态学、技术经济学等）。另外科学哲学家波普尔（KarlPopper,(1922-1994)认为一切科学发现中都包含非理性因素。库恩（thomasKuhn,1922-1996）强调社会和心理因素对接受某一理论的影响，费阿本德（PaulFeyerabend,1924—1994）则认为科学并没有独特的方法，也没有固定的普遍的方法论原则。他提倡多元方法论原则。两种文化的交融也是时代的要求。现代社会，人们发现科学不是万能的，任何科学技术的出现既可以给人类带来幸福，也可以给人类带来灾难。这使人在思考，科学技术能确保人类的幸福吗？为什么有人享受着物质文明却并不感到幸福？为什么物质财富如此丰富的今天还没有消除贫困和不公正？人是不是会成为技术的奴隶？技术是否终将失控？爱因斯坦就说过：“我们的问题不能由科学来解决，而只能由人自己来解决。”确实，研究科学技术本身以及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影响，需要考虑人文、社会因素。科学技术已成了一种包括大量人员、巨额资金、昂贵设备和复杂组织在内的大科学、大技术，成为对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何况产业。科技已不是单纯的知识体系和技能体系，而成为一种社会活动和社会事业。因而出现了科学社会学、技术社会学等学科，以及专门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关系的科学技术和社会（STS）。这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延生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它以科学、技术、社会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不仅从历史、经济、哲学、文化与社会学等角度研究科学技术，而且从科学技术的角度研究社会的科学技术化。目前STS的研究和教育在我国和世界许多国家已建制化。这将促进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沟通和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