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全球危机及其出路

《比较》总第48辑|2010年第3期111海外特稿SpecialFeature新自由主义、全球危机及其出路格热戈日·科勒德克Neoliberalism,theGlobalCrisis,andtheWaysOut事情就这样发生了，那是因为有很多事情同时在发生。这句被反复提及的指导原则，是我所说的发展巧合理论（coincidencetheoryofdevelopment）1的基础。该理论实际上就是要从比较和跨学科的角度解释作为历史进程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本质和机制。但是，这一理论在其他场合也非常有用，例如，解释2008~2010年经济危机的原因和机制。最为常见的是，人们常常只描述这段时期内危机的特征，尽管其根源可以追溯到2008年以前，而影响也会远远拖到2010年以后。当前危机的具体特征我们正在处理的事情，远比只是暂时的（事实上，短期的）商业活动水平和绝对生产水平的下滑严重得多。传统上，这些商业活动水平和绝对生产水平都是用GDP来衡量的，但这种衡量方式将逐步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更合理的衡量方式：可持续的社会和经济发展2。诚然，在战后也即三代人的时间内，这是全球最广泛的危机。然而，简单地认为目前的危机只是暂时性的经济衰退，无论是学界还是政界都不能接受。经济学家最热衷于说的话就是，理论上危机肯定要结束，因为2009年第四季度世界产出已经开始再次上升了。不幸的是，这场危机还在持续，因为它远远超出了狭隘的生产领域。21世纪伊始，经济条件在改善，经济增长速度也比较合意。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前3年，世界生产总值（以下简称GWP）共增长了9.6%，年均增长3.1%（2001年、2002年和2003年的年增长率*GrzegorzW.Kolodko，波兰经济改革的主要设计师、经济学教授。波兰科兹明斯基大学（KozminskiUniversity）转轨、一体化和全球化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体制改革和公共金融。1994~2003年曾出任波兰副总理和财政部长。——编者注1GrzegorzW.Kolodko,Truth,ErrorsandLies:PoliticsandEconomicsinaVolatileWorld,ColumbiaUniversityPress,NewYork2010.2　在Truth,ErrorsandLies中，提出了对经济活动和经济发展的不同度量方式：综合繁荣指数（IntegratedProsperityIndex，IPI），其中GDP的权重仅为0.4。其余0.6的权重包含以下因素：闲暇时间估值、自然环境条件、收入分配、文化价值和生活标准的主观评价以及可感知的个人社会资本。由法国总统萨科齐提议成立的Stiglitz-Sen-Fitoussi委员会（衡量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的委员会，2009年测量报告）的报告中也提出了类似的度量方式。该报告在2009年9月已经提交给第14次Sorbonne会议。为了能执行像综合繁荣指数和2009报告中所提议的更加合理的度量方式，可能需要一代人的时间去赢取政治、思想和方法上的支持。CITICComparativeStudies48|June2010112海外特稿SpecialFeature分别为2.4%、3.0%和3.9%）。在随后的时期，这种加速也很明显，特别是在危机之前的3年里。2005~2007年，GWP增长了15.5%，即年均增长4.9%以上（2005年、2006年和2007年的年增长率分别为4.9%、5.0%和4.9%）。如果计算地球上每个居民（目前世界人口将近70亿，是1960年的两倍多、两个多世纪之前的三倍多）的人均量，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3。随后2008~2010年，经济危机爆发、经济增长减速，这期间GWP仅增长4.9%，即年均增长1.6%（2008年、2009年和2010年的年增长率分别为3.0%，－1.1%和3.1%）4。在3年危机期间，GWP总值仅相当于危机前一年的值。这就意味着，危机期间，每年人均产量的增长率仅为0.5%（按人口增长率约为1%计算）。外行人可能会问：2009年生产水平下降1%，为什么会带来这么多麻烦？在过去10年中，生产水平共增长了约40%，生产水平下降1%似乎已变得无关紧要。也有人强调，2009年10月中旬，道琼斯指数再次回到10000点以上，危机显然已经结束，证券交易所的报价也在回升。但危机实际上还远未结束。为什么？首先，他们引用的指数是GWP动态指数，它是一个全世界的年平均值。众所周知，世界是非常多样化的。在这个10年的头3年里，全球产量年均增长3.1%，这是一个不错的增幅。然而对富裕国家（即仅拥有10亿人的最发达经济体）5而言，其3　我们可以简单假设，如果世界人口增长率略高于1%，则人均增长率约减少1%。4　数据来自2004年10月和2008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版的《世界经济展望》。2009~2010年的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IMF，2009）。5　按照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富裕国家指的是发达经济体。年均增长率仅为1.6%。而拥有58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6其年均增长率为4.3%。在2005~2007年间，这两组经济体的动态指数分别为2.8%和7.7%，在2008~2010年危机中，剪刀差更大：富裕国家的动态指数在－0.5%左右振荡，而发展中国家高达4.3%以上。全球经济秩序已经在发生变化，而且变得越来越合理。因为它减少了高度发达国家和那些相对落后国家的巨大差异，这差异源于生产水平和生活标准的历史发展。这场危机加快了差距缩小的进程，这是有利的。只要看看中美人均GDP的相对变化，就能反映这一点。2000年，中国的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仅为美国的6.7%（分别为2377美元和35252美元），而2010变为15%（即7200美元和47400美元）7。其次，当今的危机更多的是再分配危机，而不是生产危机。消费量的波动（包括绝对量的下降），尤其是投资量的波动，比GDP本身的波动更加严重。不同地区或行业也有很大的差异。此次金融动荡对西欧的影响超过了北美。而在欧洲，对东欧的影响要比西欧更大。如果从美国经济的分配（但不限于美国）来看此次动荡，就会发现，此次动荡对华尔街的影响更大，而不是主街，这就意味着金融部门受影响更加严重，而不是领薪水的工人。或者换6　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文件中，这种经济体指的是发展中经济体，而2004年以来，它们被称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和新兴之间的差异是什么，目前尚不清楚。例如，布雷顿森林组织将巴西和印度视为发展中国家，而全球投资者视它们为新兴市场。另一方面，布雷顿森林组织和全球投资者都将波兰和俄罗斯视为新兴市场。7　在同一时期，中国的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大约分别为俄罗斯的46%、波兰的39%，然而10年前这两个指数分别为31%和23%。购买力平价人均GDP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也可参见：“IMFDataMapper”：。《比较》总第48辑|2010年第3期113海外特稿SpecialFeature句话说，与过去相比，受这次危机影响更大的是白领阶层而非蓝领阶层。这场危机对汽车产业的打击无疑比食品行业更加严重。无论是从全球还是从个别经济体来看，此次危机的再分配效应是多样化的。第三，目前金融市场的趋势，以及证券交易报价上升所表现出来的有利趋势，绝不是经济恢复“正常”的迹象（如果我们假设这种情况存在）。有时恰好相反：金融市场上的投机可能只是非理性的体现，而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的过度分离，实际上可能是生产危机的征兆，或者是导致生产危机的原因之一。第四，伴随生产和贸易的动荡，就业开始下降，失业率自然随之上升。即使在全球经济开始复苏时，失业率也会不断上升。据估计，在2009年和2010年之交，各国的失业人数将达到6000万~8000万，比一年半前更高。而且失业人数还在不断增加，不仅在受此次经济衰退影响的国家或仍处在经济衰退期的国家，在那些因种种原因避免了生产衰退的经济体也是如此。美国和德国的失业率大幅上升，中国和印度也难逃此劫。美国的失业率达到过去25年来的最高水平，与欧盟类似，已经接近10%的心理门槛。在美国，如果将那些失业但未办理失业登记和兼职的人都算成失业人员，失业率将超过16%。在波兰，与2007年秋相比，两年半的时间里，失业人数增加了70万，失业率从8%跃升至13%，尽管波兰有幸安然渡过了危机，避免了经济衰退。2009年波兰的GDP增长了1.7%。就业率波动非常混乱，有些部门的就业波动比整个经济更加严重，特别是出口行业、建筑行业和汽车行业。因此，在劳动力市场可观察到更深远的再分配过程，这种再分配过程不仅影响了经济，而且影响了社会的再生产过程。第五，我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目前的危机是根本性、系统性的危机，而不单单是另一次与商业周期相关的引人注目的危机。它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更是新自由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上一代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若果真如此，单纯通过扭转生产颓势，或从经济低谷反弹到正常增长路径，绝不足以结束这场危机。这场危机能避免吗？人们经常会问目前的危机是否可以避免。这种一般性问题很难给出正确的回答，因为这需要明确界定所指的时限，也就是说从事前的角度来看危机能否避免。换言之，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完全是“何时”，而是“如何”才能避免的问题。提出这个问题的时机不同，答案就大相径庭：如果我们3年前问有没有可能避免，如果我们分析13年前的情况，如果我们从30年前来看已经成为现在的未来，答案都不一样。而通过3年、13年和30年的三重办法，通过揭示其原因、机制和结果可以看清当前危机的实质。首先，从总结有关未来的观点和防止未来（无论是3年、13年还是30年）发生类似动荡的行动建议来看，它是非常有启发性的。需要谨记的是，目前只不过是过去的未来。显然，从3年前来看，世界危机是不可能避免的。投机金融部门与生产性实体经济（其提供了生活和未来生产所必需的商品和服务）的脱离规模如此之大，只有通过危机才能调整。事前政策无法对比进行调整，只能通过危机实现事后调整。但这种调整未免代价太大。CITICComparativeStudies48|June2010114海外特稿SpecialFeature3年前，与良好经济实践有关的价值观已经遭到破坏，即便这不是普遍现象，也影响了世界上相互关联的经济部门，尤其是危机的策源地还在美国。价值观破坏如此严重，以至于在现有体制下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能够将经济重新调整到没有危机的发展道路上来。世界经济的失衡同样太大8。这样的世界其实就是一个真正的封闭经济。然而，尽管全球化在加剧9，全球经济仍分为近200个国家经济体，而不是分成几个大型一体化经济体，如先进的欧盟或体制落后的独联体。所有经济体的特点是外部失衡，其表现就是经常账户赤字（较常见）或盈余（较少见）。如果我们不考虑会计误差、遗漏或意外损失，那么全球盈余和赤字应该是均衡的，最终结果应该为零。但是，如果我们加总经常账户的所有赤字和所有盈余，并将这一数据与GWP进行比较，就会发现2008年它在GWP的6%左右波动！10如何才能摆脱这种大规模的结构失衡呢？13年前又是一种什么状况呢？也就是1997年，可能避免目前的危机吗？在这种情况下，答案更加复杂。有人作了一些尝试。对此，在货币主义（这是新自由主义的基础）和新凯恩斯主义之间存有争议。似乎在每次经济周期中，新凯恩斯主义都占了上风11，但即使这样，它也不是解决当前抱怨的灵丹妙药。特别是，全面监管的拥护者和政府合理干预的拥护者之间存在很大争议；同样，自由市场的拥护者和政8　参见Stiglitz（2010）。9　更多关于全球化的讨论，参见Kolodko（2007）和Stiglitz（2004）。10　它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负和正的经常账户小计约为5万亿美元，同时GWP值大约为78万亿（按照目前的汇率以美元计）。11　参见Skidelsky（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