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债务危机与老龄化

欧洲债务危机与老龄化问题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欧洲各国相继陷入了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从其产生的深层原因来看，它是欧洲“福利病”、“养老病”、“老年病”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欧洲债务危机之后，欧洲各国养老金体系将面临巨大的改革压力。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2009年10月20日，希腊政府突然宣布，2009年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将超过12.7%，远高于欧元区的平均水平（6.3%），更超过欧盟规定的3%。同年12月8日，国际评级机构惠誉调低希腊长期外币及本币发行人违约评级（IDR），由A-下降至BBB+，其主权债务危机自此浮出水面。继希腊出现主权债务危机后，西班牙与意大利也出现了相应的问题。由于西班牙与意大利GDP总量占欧元区的比重较大，所以当危机波及到西班牙与意大利时，才引发了全球对欧洲各国债务问题的关注。此后，葡萄牙及爱尔兰等国的类似债务问题也相继出现。继欧盟五国（PIIGS）出现债务危机后，欧元大幅下跌、欧洲股市暴挫。欧元区的主要经济体国家如德国也开始受到危机的影响，整个欧元区正面临自成立以来最严峻的考验。爱沙尼亚于2011年1月1日加入欧元区，是欧盟27个成员国中唯一实现财政盈余的国家，占GDP的0.1%，其公共债务水平也是欧盟国际中最低的，仅为GDP的6.6%。数据公布后，希腊及葡萄牙等国国债再度遭到市场抛售，债务危机进一步蔓延。截至2011年4月，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依然是债务危机的重灾区，且均向欧盟提出了新一轮的救助申请。西班牙作为欧元区中的第四大经济体及葡萄牙最大的债权国，危机一旦蔓延，援助资金将使欧盟无力承受。为此，西班牙已经采取紧缩措施，避免成为下一个申请援助的国家。2006～2010年欧盟五国的财政赤字率和政府负债率出现显著地上升，且远远超过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3%和60%的警戒线。欧盟五国的两项指标同样也高于欧盟27国及欧元区16国历年的平均水平。在2009年欧洲债务危机引起全球的关注后，IMF、欧盟及各成员国实施一系列危机应对措施后，2010年欧盟五国的赤字率出现了小幅减少，但是为了维持国内居民的高福利保障制度，政府不得不继续借债，导致负债率继续上升，欧洲债务危机进一步恶化。债务危机使得欧盟五国的信用频遭降级，导致了欧盟五国国债利率飙升；违约信用互换合约CDS（给国债交“保险”的费用）利差大幅走高；融资成本不断上升。欧洲债务危机肇始于希腊，后来逐渐演变成欧元保卫战。经过欧盟和IMF的三轮救助之后，债务危机恶化的趋势得到了遏制。为了根治主权债务危机，欧盟提出了综合治理方案：建立实际借贷能力为5000亿欧元的永久性“欧洲金融稳定机制”，取代将于2013年年中到期的临时金融稳定工具；推出旨在加强经济治理和增强竞争力的“欧元公约”，核心是强化财政纪律、解决宏观经济失衡、实行严格监督、加大对违规国家的制裁和处罚力度。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从社会保障角度来看：高福利导致高支出二战后，欧洲各国纷纷选择“福利社会”作为国家发展的目标模式，以高福利为特征的社会保障制度引人注目。由于二战后婴儿潮带来的人口增长，以及欧洲经济的持续发展，高福利导致的财政支付压力没有立即显现出来。但是，随着欧洲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高福利带来的刚性、持续的财政支出压力开始凸显，表现为巨额的财政赤字及政府债务规模，即财政的脆弱性。一旦遭遇全球性经济危机或者金融危机后，其财政脆弱性就会浮出水面。以欧洲部分国家为例：法国、英国、德国、瑞典、挪威、丹麦的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比重分别为34.9%、25.9%、27.6%、38.2%、33.2%、37.9%，过高的社会福利支出给财政支出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以希腊为例：2009年希腊社会福利支出将近500亿欧元，而2009年希腊GDP总额约为2375亿欧元，2009年社会福利支出占GDP总额的比例约为21.05%。欧盟五国的平均每小时劳动成本几乎为亚洲国家的10倍左右，过高的薪酬水平挤占了科研、教育等投入，造成创新乏力、经济增长缓慢。过于优厚的薪酬待遇消磨了欧洲企业和民众的创新进取精神，助长了官僚主义和工作倦怠情绪。目前欧洲20～64岁人口的就业率仅为69%，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据测算，自1980年以来欧元区人均GDP就一直比美国低30%，而且这一差距一直未能缩小。很显然，高福利制度已经严重削弱了欧盟的竞争力。从税收管理角度来看：高支出导致高税率欧盟五国由于巨大的财政支出需要，在维持高债务（财政赤字及政府借债）水平的同时，不得不实行高税率政策。2007年，欧盟的税收占GDP的比重达到了39.8%，相对于美国和日本的可比数据，它高出大约12个百分点。欧洲在保持着高昂的税收规模时，也保持着全球数一数二的个人所得税税率。欧洲的个人所得税率普遍很高，意大利、德国、法国的最高个人所得税税率均逾40%，相比之下，美国的最高个人所得税税率只有35%。高税率政策使得国内企业不堪重负，迫使这些企业迁移到税率较低的国家，使本国企业特别是工业制造业等第二产业发展落后。长期以来的高税率，严重削弱了欧洲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面临经济衰退的时候，反而不得不进一步依赖政府投融资来推动经济发展，从而需要进一步提高税率。因此，欧盟五国在经济发展上陷入了恶性循环。从人口结构角度来看：老龄化加重了财政支出压力二战以后，欧洲人口结构变化剧烈，“婴儿潮”人口在20世纪末进入退休年龄。前所未有的人口老龄化，对储蓄、劳动生产率、技术进步、金融发展、经济增长都产生了不利影响，尤其是对财政支出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储蓄和消费结构的显著变化：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导致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增加，储蓄倾向降低。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将使得更多的服务和产品转向老年消费者。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影响劳动力供给、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劳动力参与率。另一方面，为了确保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必须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提高资本－劳动力的强度，即提高单位有效劳动的资本量，从而需要加强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一个重要的结果是导致工资率提高和资本回报率下降，从而降低投资率。通常情况下，资本将从年龄结构相对老化的国家流向年龄结构相对年轻的国家，因为在后者那里资本可以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就欧洲而言，人口老龄化导致赡养率提高，社会保障支出急剧增加，加重了财政支出的压力，导致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发展受到严重冲击。在欧洲大多数国家都以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为主，当人口结构较年轻时，缴纳养老金的人多，领取养老金的人少时，这种制度能顺利地运行下去。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人口老龄化加剧，这种“缴费人多、领取人少”的局面不复存在。如图1所示，20世纪50年代时，欧洲这几个主要国家平均是6个工龄人员来支付1个退休人员的养老费用。最高的甚至超过了10个，所以现收现付的养老金体系能良好地运行。在欧洲债务危机发生时，支付1个退休人员的工龄人员的数量已经降到2个左右，但是这种高福利制度仍然没有改变，所以面对工会的压力，欧洲各国政府财政支出加大，从而不得不举债来维持这种高福利制度，债务危机的爆发也就不可避免了。欧洲债务危机推动养老金体系改革主权国家的债务危机，从根本上是讲是财政危机。通过举债来应对债务危机只是应急之策，开源节流才是长远之策。首先就是要努力削减财政支出，逐步使财政赤字率和政府债务率降低到安全线以下。因为长期的高赤字和高负债导致利率水平上升，使得政府的融资成本越来越高昂。其次就是要努力增强产业竞争力。在削减财政支出的同时，应逐步降低税率水平，推动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和教育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长期经济增长，从而实现财政安全及可持续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讲，养老金体系改革是欧洲国家开源节流、摆脱债务危机的关键之举、对症之方。欧洲国家债务危机之后，养老金体系改革主要将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参数式改革。即在原有的现收现付制养老金制度体系框架下进行改革，主要包括降低养老金替代率、延迟退休年龄、提高缴费率、放松移民政策，降低社会保障支出，以维持原有养老金制度的收支平衡，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实际上，在欧洲债务危机之前参数式改革已经开始实施，由于选举制度和工会力量的影响，进展相对缓慢。欧洲债务危机之后，该项改革将会加速推进。第二，筹资模式改革。即对现收现付制养老金制度本身进行改革，包括从现收现付制转向基金积累制、从收益确定型计划转向缴费确定型计划、从统一账户制转向个人账户制等方面的改革、从养老金资产的公共管理到市场化运作。收益确定型和现收现付制养老金计划，对人口结构的转变十分敏感，但是欧洲国家长期以来对此十分偏重。实施筹资模式改革，其出发点就是应对和化解人口老龄化危机，减轻社会保障的支付压力。当然，实施筹资模式改革还可以获得一个重要的优势：养老金资产可以积累起来，可以投资于全球资本市场和权益类市场，可以推动金融产品创新和金融市场发展，可以获得较好的投资收益。可见，筹资模式改革的制度优势对实现欧洲国家的财政安全大有裨益。第三，结构性改革。即实现养老金制度体系建设从单支柱走向多支柱。相比于美国和英国，欧洲大陆国家的公共养老金支柱即第一支柱“一枝独秀”，阻碍了雇主养老金计划和个人储蓄养老金计划的发展。同时，它意味着社会养老的责任主要依靠政府的财政支出来承担，企业和个人对此没有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可以预见，欧洲国家一定会以此次债务危机为契机，大刀阔斧地进行养老金体系的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两个支柱，降低第一支柱的支付压力。此外，由于欧洲国家人口出生率过低，劳动力增长速度和幅度十分有限，欧洲国家必须在人口发展方面采取新的措施，比如：奖励生育、鼓励移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