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认同与南斯拉夫民族危机

1民族认同与南斯拉夫民族危机余建华内容提要地处文明结合部的南斯拉夫自古以来民族关系错综复杂、民族文化同中有异，民族宗教的隔阂与冲突由来已久；在东西方列强争霸角逐的背景下，南斯拉夫各民族长期处于外部帝国异族统治和分裂割据状态之下，其成员的族类民族主义根深蒂固，明显强于对统一多民族社会共同体的认同。因此，民族主义成为阻碍与破坏南斯拉夫多民族统一顽症。南斯拉夫王国大塞尔维亚主义致使民族危机成为南斯拉夫社会的痼疾，而南斯拉夫联邦体制变革不当和相关政策失误使民族危机重新激化。关键词南斯拉夫民族危机民族认同民族主义巴尔干半岛上的南斯拉夫各民族历史悠久，但南各族统一的民族国家共同体却出现甚晚，存在也不到70年，即1918-1941年的南斯拉夫王国和1945-1991年的南斯拉夫联邦。无论是自古以来南斯拉夫地区的历史演进，还是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南斯拉夫，无不饱经民族危机的频仍磨难。南斯拉夫民族问题作为巴尔干问题症结因素，在巴尔干研究中受到重视始于20世纪80年代。①90年代后随着南斯拉夫联邦在民族危机中的解体，以及随后从波黑战争到科索沃战争，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的研究形成热潮，各种著述相继涌现。②其中不少研究视角独特，分析富有启迪。如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南斯拉夫问题资深专家、美国华盛顿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教授莎布琳娜•拉梅特(又名为佩德罗•拉梅特)在其代表作《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和联邦制（1962-1991）》一书中，借用国际关系中的科学行为主义流派代表人物莫顿•卡普兰和黛娜•津妮斯的权力均势体系理论，考察南斯拉夫联邦制与南斯拉夫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本文从民族认同的视角，结合文明结合部的地缘特征和南斯拉夫民族主义形态的发展演变，探讨南斯拉夫民族危机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与各种相关因素。一南斯拉夫民族危机由来已久，这首先与南斯拉夫地处巴尔干文明结合部关联密切。南斯拉夫是一个拥有古老民族的年轻国家。尽管作为南斯拉夫各族统一的国家共同体——南斯拉夫只有不到70年的历史，然而南部斯拉夫各民族却具有①如美国教授伊沃•巴纳克的专著《南斯拉夫民族问题：起源、历史、政治》（IvoBanac,TheNationalQuestioninYugoslavia:Origins,History,Politics），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国内则有王攸琪、阮西湖编译的《南斯拉夫民族问题资料》，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②国外既有把南斯拉夫民族危机与南历史发展及联邦解体联系考察，如约翰•兰普的《成为历史的南斯拉夫：这里两度是一个国家》（JohnR.Lampe,YugoslaviaasHistory:Twicetherewasacountry），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又有对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的整体性研究，如查尔斯•杰拉维奇：《南斯拉夫民族主义》（CharlesJelavich,SouthSlavNationalism），俄亥俄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还有对南斯拉夫民族问题某个专题的研究，如安特•库瓦洛的《克罗地亚民族运动》（AnteCuvalo,TheCroatianNationalMovement1966-1972,）博尔德1990年版和莎布琳娜•拉梅特的《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和联邦制（1962-1991）》（NationalismandFederalisminYugoslavia,1962-1991）布卢明顿1992年版等。国内则推出相当一部分著作和论文，其中质量较佳的有马细谱的《巴尔干纷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郝时远的《帝国霸权与巴尔干“火药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以及赵乃斌、汪丽敏主编的《南斯拉夫的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2各自源远流长的悠久文明。虽然南斯拉夫人形成于巴尔干半岛，但他们并非当地的最早土著。在他们之前，希腊和罗马文化已给巴尔干半岛打上难以磨灭的文明烙印。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分别以罗马、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又称拜占廷帝国）。随之基督教东派（后发展为东正教，主要在希腊语地区传播）和基督教西派（即后来的天主教，主要在拉丁语地区传播）之间的矛盾分化加剧。值得指出，东、西罗马帝国分界线正好穿过巴尔干半岛，即从南斯拉夫西南端的斯库台里湖往北到贝尔格莱德，直至萨瓦河，以萨格勒布为界。“这条分界线大致相当于拉丁语世界和希腊语世界的语言分界线，并与后来巴尔干半岛的罗马天主教和希腊正教的分界线大致吻合。”①以后在南斯拉夫地区，东正教拜占廷文明与天主教拉丁文明的分野与碰撞即以此分界线为基础。对以后的南斯拉夫社会和民族文化发展进程来说，上述希腊和罗马文明的影响肯定是不可或缺的。但严格意义的南斯拉夫历史开端，还以公元6世纪开始的斯拉夫人迁入为起点，这也是南斯拉夫民族危机的渊源始端。6世纪欧亚大陆民族大迁徙浪潮促使一部分斯拉夫人由东欧迁入巴尔干半岛。这些进入巴尔干半岛的南部斯拉夫各部落在征服同化当地居民过程中，与当地居民融合混居，演化成南斯拉夫人的几个分支，也即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马其顿人及保加利亚人等民族。他们各自曾建立起若干中世纪的公国、王国和帝国，其中14世纪前叶塞尔维亚王国崛起为强大帝国，疆域几占巴尔干半岛的大部②，推进了拜占廷文化和东正教在巴尔干半岛的广泛传播。另一方面，南斯拉夫各族共同体的地域分野和社会经济发展又受到地理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首先，错综复杂的地理面貌、蜿蜒起伏的地表，把不同地域的居民分隔开来，形成各具特色的社会人文传统，造就根深蒂固的地方主义和政治上的支离破碎，极其顽强地阻碍了整个南斯拉夫大一统局面的出现和维护。其次，南斯拉夫东部的宽阔河谷成为联结中欧和西亚的便捷通道，为外来列强称霸、争夺这一战略要地提供有利条件。再次，南斯拉夫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造就各地居民生活方式的不一，对南斯拉夫不同地区的民族特性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另外，整个南斯拉夫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由北向南逐次递减的状况，也与各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相应的自然环境的差异关联密切。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经济发展水平客观上也造就了经济互补的需求，在相当程度上推动着南斯拉夫各地区、各民族的联系、交往和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也是南斯拉夫人建立多民族统一社会共同体的经济动因。总之8-14世纪，进入巴尔干半岛的南斯拉夫人由民族形成向建立国家的进程逐渐过渡。这期间，他们在与东、西斯拉夫人疏离、隔绝的情况下，经历了不同种族、民族的融会交合，逐步分化为不同的南斯拉夫人各民族共同体。虽然他们在语言谱系上均属于南斯拉夫人，在民族形成渊源、历史发展道路等方面存在诸多共性，然而几乎从民族形成伊始，他们就相对聚居一方，建立各自早期国家组织，受到东方拜占廷文化和西方拉丁文化的交互影响，分别皈依了东正教和天主教，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地域分野。而南斯拉夫地区纷繁复杂的地貌和地理条件，又阻碍着南斯拉夫各族间的沟通与融合，生成其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一。由此，南斯拉夫各族在塑造他们各具特色的民族性同时，也造就其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差异，导致南斯拉夫共同体民族认同根基的先天薄弱。①斯蒂芬•克利索德主编：《南斯拉夫简史：从早期到1966年》（StephenClissolded.,AShortHistoryofYugoslavia:fromearlytimesto1966），剑桥大学出版社1966年，第10页。.②查尔斯•杰拉维奇：《南斯拉夫民族主义》，第3页。.3二14世纪中叶起的奥斯曼帝国征服巴尔干，不仅中断南斯拉夫各族正常的历史发展进程，引起南斯拉夫地区空前的民族迁徙浪潮，推进不同民族的交错杂居，而且触发和挑唆当地各族之间的冲突纷争，造就南斯拉夫民族危机的开始凸显。1371年奥斯曼帝国苏丹穆拉德进军塞尔维亚。1389年科索沃战役后土耳其人相继侵占马其顿、塞尔维亚和黑山沿海地区。当时塞尔维亚南部的科索沃地区也为土耳其人所统治。在苏丹政府偏袒穆斯林的政策下，许多皈依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人不断迁入定居，与当地东正教徒的塞尔维亚人发生利益冲突，不少阿尔巴尼亚人还占据了流亡外迁的塞尔维亚宅地家园。由此，作为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的一个主要方面，塞尔维亚人与阿尔巴尼亚人之间的民族矛盾开始萌生。15世纪土耳其人征服波斯尼亚过程中，因先前罗马教会和东正教会对当地鲍古米尔教徒的迫害以及当地贵族间的对立，当地不少居民欢迎土耳其军队的到来，以致奥斯曼帝国的征伐相对容易。这是波斯尼亚民族、宗教矛盾的早期反映。为抵御土耳其人北伐，哈布斯堡王朝从1578年起建立了边境军事特区——边屯区“克拉伊纳”，其位于克罗地亚境内的斯拉沃尼亚和波斯尼亚北部地区，后来又向西、向东扩展。塞尔维亚族移民后成为边屯民的主要成分。他们按照优惠条件租种土地，作为承担戍边义务的报酬。这些边屯民后来还争得自治权，建立东正教堂和东正教大主教辖区。①逐渐地边屯区“克拉伊纳”成为塞族聚居区，直到1881年边屯区被撤消，这一地区才重归克罗地亚管辖。然而当地塞尔维亚族居民争取和捍卫自治权利的民族运动依然持续不断，由此，发源于奥斯曼帝国入侵时期的边屯区问题构成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的一部分，成为近现代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之间民族关系中的一大症结。这样从14世纪中叶到16世纪初叶，奥斯曼土耳其人涌入巴尔干半岛，相继征服了南斯拉夫人诸国家，在塞尔维亚、马其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及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黑山部分地区建立军事封建统治。同时另有部分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亚德里亚海沿岸分别为奥地利和威尼斯占领。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横贯巴尔干半岛中部、将南部斯拉夫人分成两部分的东西方文化区域分界线，又增添新的形式和内容，南斯拉夫东部和西部以及南各族在文化发展方面的差异越来越大。南斯拉夫民族危机开始出现，前述科索沃地区塞尔维亚人与阿尔巴尼亚人的民族矛盾，以及克罗地亚“边屯区”问题所蕴涵的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的民族矛盾，即是具体表现。14世纪中叶以来，奥斯曼帝国对巴尔干半岛五百多年的征服和占领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其一，奥斯曼帝国势如破竹的征服，在刀光剑影中一举消灭了南斯拉夫各族的中世纪国家，彻底改变其正常发展进程。13、14世纪，南斯拉夫地区政治发展已导致一些政治大区域的形成，而活跃的商业和频繁的交往也带来该地区经济的兴旺，为形成一个稳定的、联合的社会政治共同体创造了初步条件。但在奥斯曼帝国入侵后，土耳其人“在巴尔干继续保持中世纪的状况，使历史的车轮倒退了几个世纪”。②南斯拉夫各族的统一国家直到一战后方才出现，以及南斯拉夫人多民族统一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之脆弱，很大程度上与此相关。其二，奥斯曼帝国的入侵，引起空前的民族大迁徙，造成不同民族的杂居和民族分界线的犬牙交错。许多塞尔维亚人因不愿接受土耳其人的压迫而移居波斯尼亚、达尔马提亚和黑山，另一些人则迁至斯拉沃尼亚一带，同时大量皈依伊①约翰•兰佩：《历史上的南斯拉夫：这里两度出现一个国家》，第.29页。②兰科•佩特科维奇：《巴尔干既非“火药桶”又非和平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页。4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人迁移到他们告别的家园。克罗地亚人在奥斯曼军队征服浪潮下，被迫撤向西部和北部。而当奥地利等基督教国家军队赢得军事胜利后，又有相当一部分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返回曾经为苏丹所控制的地区。再三，在土耳其人对巴尔干地区的征服过程中，奥斯曼帝国充分利用巴尔干各族之间的隔阂矛盾，对被征服居民进行分化，裹挟着许多被征服民族加速其征服进程。在这过程中，“占领与不可避免的合作和相互影响交织在一起。苏丹的进贡者，既拿出钱财又提供兵员，对土耳其的胜利作出了贡献。”①奥斯曼帝国利用、挑唆巴尔干各民族之间的冲突、争斗达到自己目标的策略，为后来交相染指巴尔干的各种帝国势力所仿效。由此在巴尔干特别是南斯拉夫地区遗留下极为复杂的民族和宗教关系，为日后的民族矛盾和领土纠纷埋下祸根。最后，土耳其人在征服和统治过程中，将伊斯兰教移植到巴尔干社会，致使南斯拉夫各族之间形成天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鼎立的局面。包括阿尔巴尼亚人在内的许多民族因不堪忍受沉重贡赋而成为穆斯林。而波斯尼亚成为斯拉夫人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