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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四川富顺曾旭关于“长征”一词的由来与落脚点1（1）“长征”一词的由来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突围转移时，并未使用“长征”一词，当时的说法是“转移”、“突围”、“西征”。011935年2月23日，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李富春《告黔北工农劳苦群众书》中指出：“我工农红军从江西转移作战地区，长征到川贵边地域……”真正用“长征”一词称呼红一方面军战略大转移的：021935年5月22日，红军总司令朱德于冕宁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指出：“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关于“长征”一词的由来与落脚点1（2）共有几支部队参加长征？01第一支部队：中央红军（后改称红一方面军）出发时间：1934年10月出发地点：江西瑞金、福建长汀到达时间：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行程：超过两万五千里02第二支部队：红二、红六军团(后合编为红二方面军）出发时间：1935年11月出发地点：湖南桑植刘家坪到达时间：1936年10月22日到达宁夏将台堡行程：两万余里关于“长征”一词的由来与落脚点1（2）共有几支部队参加长征？03第三支部队：红四方面军出发时间：1935年5月出发地点：由四川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出发到达时间：1936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行程：一万余里04第四支部队：红二十五军出发时间：1934年11月出发地点：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到达时间：1935年9月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行程：将近一万里关于“长征”一词的由来与落脚点1（3）关于红军长征胜利纪念日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时间：1936年10月9日红一、红二方面军会师时间：1936年10月22日因此，红军长征时间严格说来是1934年10月—1936年10月，整整两年。各路红军长征总里程数：红一方面军：2.5万余里红二方面军：2万余里红四方面军：1万余里红二十五军：近1万里•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传播理想的远征。中国工农红军转战大半个中国，一路浴血奋战，舍生忘死，用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精神传播着中国共产党人改天换地的革命理想。长征唤醒了中国的千百万民众，给予了他们世代从未有过的向往和希望——自世界近代文明的潮流猛烈地冲击了这个东方大国之后，生活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赤贫的农民、手工业者、失业的产业工人从共产党人的宣传中懂得了人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世间可以有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于是，当那面画着镰刀斧头的红旗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时候，他们第一次知道了知道了共产党人所领导的革命和工农红军所进行的征战可以改变世间的一切不公。他们随手抓起身边的锄头、铁锤甚至仅仅只是一根木棍，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跟随着那面红旗一路远去，他们坚信这条道路的尽头就是劳苦大众千百年来所梦想的中国——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走向一个崭新的中国的启程。•长征属于人类历史上这样一种事件：即使经过了漫长的岁月，依旧被世人追寻不已。红军何以要忍受疲惫、劳顿和生存条件的匮乏，行走在这条蜿蜒于崇山峻岭和急流险滩的路途上？在地球的另一端，曾出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于1981年秋天宣布，他要来中国进行一次“沿着长征路线”的跋涉。他来了，带着他的全家走上了一九三四年中国工农红军走过的路。当这位西方政治家走到大渡河渡口的悬崖边时，他被这条湍急的河流和两岸险峻的崖壁震惊了，他被三万多中国工农红军在十几万国民党军的追堵中渡过这条大河的壮举震惊了。布热津斯基后来说：“对崭露头角的新中国而言，长征的意义绝不只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史诗，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它是国家统一精神的提示，它也是克服落后东西的必要因素。”——长征是突破了国度、阶级和政治界线的人类精神的丰碑。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人，无论持有何种意识形态，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给予人类的精神财富是走向理想所必需的永不磨灭的信念。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有理由读懂中国工农红军所进行的长征。读懂了长征，就会知道人类精神中的不屈与顽强是何等的伟大，就会知道生命为什么历经苦难与艰险依然能够拥有快乐和自信，就会知道当一个人把个体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时，天地将会多么广阔，生命将会何等光荣。•为此，我们有必要重新上路，走过那千山万水，感受那风霜雨雪，认识中国工农红军中杰出的共产党人和行进在这支队伍中的伟大的红军士兵。3长征的出发：从国家的长征到军队的长征•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红一方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国民党称此为“流窜”。•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中央红军共进行了380余次战斗，攻占七百多座县城，红军牺牲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共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其间共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无人烟的草地，翻过连绵起伏的雪山，行程约二万五千里，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宣告着红军长征胜利结束。红军长征路线图红军长征路线图1、长征准备阶段（五次反围剿）•1933年10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动员近100万国民革命军围剿各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农村根据地，并以50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要控制地区）•在前四次战役中，由于实施毛泽东的运动战方针，国民政府军没有达到预定目标，均以撤退告终。在第五次战役中，由于毛泽东失去领导权，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原名秦邦宪）采纳苏联军事顾问李德的建议，放弃过去四次反“围剿”斗争的积极防御方针，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之外抵抗国民革命军，决定在国民党之前抢先行动，发动所有红军展开全面进攻，并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但中央苏区只有10万左右的正规军和数万游击队，在抢先进攻后不久即遭到巨大损失。不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府瑞金的北大门广昌陷落，红军死伤一万余人。2、血战湘江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第1、3、5、8、9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000余人分别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于都等地被迫开始突围长征。其中1军团19880人，3军团17805人，5军团12168人，8军团10922人，9军团11538人。此外，还有两个独立纵队：军委纵队4695人，中央纵队9853人。经过20多天的作战，红军先后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陈济棠借道协议）蒋介石已判明红军西进的企图，于11月20日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25个师的兵力，分五路追剿红军，同时令贵州“剿共”总指挥王家烈派出主力部队到湘黔边界堵截，并手谕前线各部队：“力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红军长征一开始就遇到了长征中最残酷的一仗：湘江战役。敌人利用宽阔的湘江构成了第四道封锁线，红军前有湘江拦阻，左有广西军，右有湖南军，后有中央军和广东军阀穷追不舍，处境万分险恶。装备单一的红军要用血肉之躯抵挡敌人飞机和重炮的狂轰滥炸，战斗的惨烈可想而知。红军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损失严重。3、通道分兵•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日，中革军委临时决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李德、博古认为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毛泽东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建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他说: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向四川进军，去和四军团会师。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但李德、博古仍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原定计划。这次会议虽然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但由于中央领导层中意见不统一，故未能对战略转移的大方向作出决定。•会后，中革军委于当日19时半下达了万万火急的《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的部署》，仍按李德、博古的意见行事，电令一军团之第二师及九军团应向黎平方向前进，相机进占黎平。同时寻机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野战军司令部在13日《我军进入贵州动作的部署指示》中指出:我军以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14日，野战军司令部给二、六军团的指示重申:我西方野战军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北上。要求活动于常德一带的二、六军团，策应中央红军北上。•通道会议研究了军事问题，虽然没有就战略方针的转变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但促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从而为尔后黎平会议决策红军战略计划转变，作了必要的准备。4、黎平会议•1934年12月18日，党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参加者有:周恩来、博古、毛泽东、陈云、刘少奇、李德等。会议讨论红军的进军路线问题。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与会大多数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决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决议还指出: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决议最后说:为着保证这个战略决定之执行，必须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会议还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5、猴场会议黎平会议后，毛泽东参与最高领导层工作。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直接领导下，按毛泽东“避实就虚”的正确主张行动，挥戈西进，所向披靡，连克数城。胜利中，广大指战员逐渐认识到“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给红军带来的危害，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强烈要求尽快结束“左”倾错误领导，让毛泽东回到红军的领导地位上来。而掌握红军领导权和指挥权的李德、博古置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决议不顾，仍顽固地坚持北上黔东、再入湘西的计划，提出召开政治局会议重新研究，一路上争吵不休。为此，中共中央在红军到达猴场的当天(31日)下午5时左右至1935年1月1日凌晨，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猴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李富春、李德、博古、伍修权(翻译)。会议通过激烈的争论，再次否定李德等人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重申黎平会议决定，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基本结束了“三人团”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初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会后，红军遵照会议决定，把撤离苏区以来的消极避战变为积极作战，主动出击，恢复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光荣传统。红军按照黎平会议决定的“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的方针，强渡乌江天险，攻占了遵义，掀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6、遵义转折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制定了红军之后的战略方针，从而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和中国共产党。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3月，组成了实际上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他们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7、四渡赤水毛泽东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