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取得全国政权

历史与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取得全国政权罗平汉（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中国共产党为何能取得政权？网上有人说：因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还是：中国共产党很会忽悠！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忽悠”？——严密的组织——有效的宣传——善于统战——有人才——“潜伏”……当时中国尖锐的社会矛盾，人们对现状的强烈不满，是革命之所以发生的根本原因。党一成立，就加入了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并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因为俄国革命先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合作的1905年革命和1917年的二月革命，然后才是无产阶级革资产阶级命的十月革命。因此，共产国际认为，中国现在的革命还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必须与资产阶级合作，也就是共产党必须与国民党合作。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从1924年起，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正式建立合作关系，即第一次国共合作。国共合作本身是正确的，它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也使党自身得到了发展。但是，共产国际又认为，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共产党现在只能去帮助国民党，先打倒北洋军阀，等到北伐成功了，国民党统治了全中国，中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再来一次革命，将国民党打倒。在北伐没有打到北京之前，不可去同国民党争权，否则会吓跑国民党。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等人一再对蒋介石采取妥协退让政策，根子就在这里。由于放弃了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特别是没有建立一支党自己掌握的强大的革命武装，当蒋介石、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革命者的时候，共产党人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束手无策的状态，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此失败。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人，其中共产党员2万6千多人，党员由近6万人锐减到1万余人；党领导的工会会员由280万人减少到几万人；拥有1000万会员的各级农民协会大多被解散。在大革命失败后反革命的大屠杀中，中国共产党人得到了一条血的教训：中国无产阶级在进行革命的过程中，不但应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而且在统一战线中应掌握领导权，尤其是要建立一支自己领导的革命武装，并由此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大革命失败后，全党投入到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但这时，革命又遇到了新的难题——武装斗争在哪里开展，是先夺取城市还是先占领乡村？由于十月革命是以城市武装暴动的方式取得成功的，因此，在大革命失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各地党组织领导的武装起义，差不多都是以夺取城市为目标。但是，由于敌强我弱的形势，又由于城市是敌人的统治中心和反革命力量的集聚地，起义军多数未能实现夺取城市的目标，个别的武装暴动虽然一度控制了城市，但很快又只得放弃。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部分共产党人，开始将革命的目光转向农村，并相继建立了若干农村革命根据地。尽管已经建立了一些农村革命根据地，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层并没有认识到中国的特殊性，没有把革命的重心放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而是期待能迅速夺取中心城市，一举取得全国政权。1930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决议从“城市中心论”的错误观点出发，命令城市中的党组织举行武装暴动，命令根据地的红军攻打中心城市。在执行立三路线的过程中，红二军团由1万6千人减少到3千人，并丧失了洪湖根据地；红七军由6千多人减少到2千人，丧失了右江革命根据地。白区党的力量也遭受严重损失，先后有11个省委机关遭受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仅在南京，从1930年6月至10月，中共南京市委有6人被捕，3个区委的干部全部损失，15个支部全部破坏，一百余名党员被捕，近百名党员被杀害。李立三的“城市中心论”虽然来自莫斯科，但他的一些言行却惹怒了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使其感到中国党的领导人并不完全听从莫斯科的指挥，必须采取措施改组中共中央，让那些能够不折不扣地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留苏学生，充实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1931年1月，中共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这次全会上，王明被选进了中央政治局，并且成为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人，党也由此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第五次反“围剿”前，红军曾发展到30万人，三支主力红军长征时约有20万人，长征结束时约3万人；除少数红军游击队在坚持斗争外，南方已没有一块完整的根据地；白区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全国党员人数由最多时的30万人减少至约4万人。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屡犯错误，根本原因在于革命经验不足。“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么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有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这种状况在遵义会议之后，特别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有了根本改变。因为党经历了大革命失败和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严重挫折，从中吸取了许多的经验教训。在这个基础上，党日益成熟起来，从此，革命不断趋向胜利。中国共产党经历二十八年的奋斗，最终取得了在全国的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取代国民党在全国执政，最关键的，是争取了民心。一、在政权问题上，建立“三三制”政权与提出民主联合政府主张，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抗日战争时期，各抗日根据地在政权建设上实行“三三制”原则，结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三制”原则，就是在各抗日根据地政府和各级参议会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主要是开明绅士）占三分之一。政府中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并不是放弃党的领导，相反，为要实现领导，党员在政府中民意机关中就不能超过三分之一以上。什么叫领导，领导是带路的意思，有正确的政策和模范的行动，大多数人们自然跟着走。如果靠党员占权位的人多，使少数人不敢不跟着走，那是压迫，不算领导。——谢觉哉：《关于政权的三三制》（大约写于1941年）（谢觉哉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是要各得其所。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1941年6月2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抗战后期中共主张的联合政府，还是将原来由国民党一党把握的国民政府，改造成为共产党和各中间党派参加的政府。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主张的联合政府，是排除国民党反动派在外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组成的民主政府。开国大典油画新中国成立时中央人民政府的人员构成主席副主席共7人，其中党外人士3人（副主席：宋庆龄、李济深、张澜）；总理副总理共5人，其中党外人士2人（副总理：郭沫若、黄炎培）；两院院长2人，其中党外人士1人（最高法院院长：沈钧儒）；政府委员共56人，其中党外人士27人。从以上人员构成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中央人民政府，具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联合政府性质。对于中间党派和中间人士而言，他们既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自然也清楚中共建立全国政权后立不可能建立英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也是他们暂时不愿看到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实际上解除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疑虑，使他们看到跟着共产党走是有前途的，这是他们最后从中间立场转向支持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二、在根据地（解放区）实施广泛参与的民主，使普通百姓第一次感受到自己是新社会的主人。“中国是有缺点的，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毛泽东：《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讲话》（1944年6月12日）“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的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美国的同情。美国正在大力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与民主运动，这是我们所感激的……民主的美国万岁！”——《祝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节日》，《解放日报》1944年7月4日。1945年7月，黄炎培等六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访问延安，毛泽东前往机场迎接毛泽东与黄炎培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律）”的对话：历朝历代都无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律），希望中共诸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黄炎培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要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忪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选自黄炎培：《延安归来》（重庆国讯书店1945年出版）“各方民主潮流之高涨，是抗战七八年来一种收获，唯不宜借此攻击政府，除此一点外，民主潮流越高越好。”——蒋介石（见《黄炎培日记》，1944年6月14日）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妇女在选举适合群众文化水平低的投票方法很有创造性。有的是在每个候选人名字下放一小盆，赞成谁就在谁的盆里放一颗豆子。有的在候选人面前放一小篮，赞成谁就在谁的小篮里放一支筷子。有的在候选人名字下放一张大纸，赞成谁就用点燃的香烟头在那人的名字下烧一个小孔。——《胡绩伟自述》第一卷，卓越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306页。美国人贝尔登在《中国震慑世界》一书中写道：“不管共产党人距离完善的民主还有多么遥远，不管他们那些糊涂的朋友为他们捧场的话有多么夸张，但是共产党毕竟唤醒了千百万中国农民，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有权选举官员，从而向民主迈进了巨大的一步。如果一个五百人的村子是由一个一百五十人的农民协会发号施今进行管理，而不再是由一个有权势的地主任意统治，这当然应该看成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不管对于解放区的农村社会流传着什么样的谣言，据我所观察到的，那里政府的贤明，是国民党区的政府根本无法比拟的。”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推行民主选举制度，让普通百姓用自己的选票选出各级干部，这确实是亘古未有的新事物，这也使他们第一次感受到自己是新社会的主人，从而坚定了他们跟共产党走的决心，三、实行减租减息和土地改，调动广大农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土地政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一切土地归苏维埃；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减租减息对于广大农民而言，抗日固然是他们的要求，但如果不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不给其一定的物质利益，其抗日的积极性便难以激发，即使激发了也难以持久；对于广大地主富农而言，他们作为中华民族的成员，作为中国人，多数人也是不愿当亡国奴、卖身求荣去作汉奸，他们也有一定的抗日愿望，但如果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延续以往土地革命时期没收地主富农土地的政策，又会使其根本的经济利益受损，以至于打消其参与抗日的愿望。减租减息的政策则既使农民减轻了负担，得到了物质利益，也使地主富农的根本利益没有受损。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经过八年抗战，解放区农民付出了巨大牺牲，要进行面对国民党军队的自卫战争，需要他们继续参军参战，支持这场战争，而他们能否支持这场战争与否，关键看中共能否给他们以新的物质利益。各解放区经过抗战中较彻底的减租减息之后，仅靠这一政策已不足以调动农民支援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他们希望中共能满足其土地要求。在这种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