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简述

隋唐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简述摘要：中日两国基于地理位置的毗邻关系，彼此之间的交流必不可少，从目前中国正史之记载来看，两汉时期中日之间的交流序幕已经拉开，在隋唐时期达到最盛，而隋唐期间又以文化交流为突出之点，其影响也深远绵长，这无疑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这里概述隋唐时期中日文化交流之繁盛，并不是为了佐证中日之间如何“友好交往”，如何“兄友弟恭”，而是为了发挥历史“以史为镜”的作用，为我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做出更好的外交选择提供借鉴，毕竟隋唐已经过去，着眼现在才是当务之急。其次，之所以选取“文化”为角度，是由于目前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流失、断层严重，而习于中华的日本却将习得的传统文化得以很好的保护并溶于自身，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种尴尬的境地，值得我们深省。关键词：隋唐中日文化交流表现中国与日本为邻邦，一衣带水，可谓近邻。秦朝徐福东渡的故事无可考证，但从两汉时期正史《汉书》的记载以及文物汉倭奴国王金印来看，中日交往的历史上下一算也有两千年。自两汉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日交往未曾断绝。但在隋以前，当时的日本是受中国皇朝册封的华夷体系的正式成员，换言之，这是一种宗属性质的关系，其交往也就多为政治性，文化交往并不活泛。到了589年,隋朝统一中国,东汉灭亡后长达三百多年的分裂状态结束，大一统的局面回归，强有力的政权助长了帝王的野心，势力开始扩张，与邻邦的交流增多。而日本这时也向隋王朝派遣了遣隋使，文化交流日渐增长。到了空前繁华的唐朝，国力强盛，文化发展迅速，加上开明的外交政策，遣唐使络绎不绝，唐人东渡接连不断。据史料记载统计，隋唐时期，日本曾正式派出使团到达中国的十三次,使团人数,多近六百人,少不下百余人，伴随着日本使团而来的还有大量的留学生、僧侣，他们深入中国进行多方面的学习,极取中华文化精华,在回到日本后协助朝廷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发展。这时，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才由两汉的星星之火发展为燎原之势。一、隋唐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具体表现及影响（一）语言文字方面在公元前后，大和民族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只有口头语言。后来经过汉文字的传播，公元5世纪后，汉字开始在日本列岛上正式使用。但是问题来了，由于日本语与汉语不属于同一语系，且汉字为表意文字，一字一音节，日语为表音文字，一字多音节，所以尽管汉字传入日本并正式使用，但基于语系的不同，双方在交流时难以准确表达自己的思想，致使双方交往和贸易中受挫。隋唐时期，伴随着大量的使团、留学生来到中国学习，其成员大多文化素养较高，对文化的理解度和吸收度较好，对于汉文字的学习也更深入。由此日本一些有识之士便着眼在语言文字上下功夫，在消化汉字的基础上借用汉字的读音来标记其语言;借用汉字的训读音来表示与其意义相同的日本固有的语言，从而创造出日本语言的“万叶假名”。在之后，又借用汉书的草书和楷书的偏旁部首进行简化，从而有了沿用至今“平假名”和“片假名”，日本也才有了本民族的文字。（二）文学艺术方面唐朝经济繁容，为文学的兴盛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出现了文学艺术的鼎盛局面，以唐诗最为突出。这一时期，诗人辈出，顶尖诗人众多，流传佳作灿如星汉。日本很喜爱唐诗，在来华学者中，小野箕、橘逸势、管原道真等也都以中国诗文擅长，文人吸收了大量诗歌传入日本，《经国集》中就收集了汉诗九百一十七首。并且在当时，两国文人之间也交往甚笃，李白曾做诗《哭晁卿衡》：“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远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借以寄托对阿倍仲麻吕(汉名晃衡)的哀思之情，可见这种交往已经深入人心。隋唐书法也是名家迭出，书法艺术的高峰涌现。王羲之、欧阳询、颜真卿等书法大家的作品传入日本后广受喜欢，书法的模仿学习蔚然成风，以致日本书法也得到空前发展。比较典型的是日本平安时代的书法“三笔”：磋峨天皇、空海和橘逸势，三人皆是唐代书法的爱好者，研习唐代书法多年后加以创新，终成为日本书法名家。在隋唐，绘画艺术的发展也不容小觑，山水、花鸟、人物等各种绘画艺术得到提升，同时也对日本产生了影响，如日本药师寺所藏公元八世纪的吉祥天女图,与正仓院所存鸟毛立女屏风和唐朝张营、周防画的仕女画,笔法相似。而其中很多日本画家仿效摹绘唐人绘画，并称为“唐绘”。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建筑艺术，日本的建筑风格也是学习中国唐朝。如日本都城平城京（今奈良）的建设完全模仿长安，日本的法隆寺、唐招提寺都是效法唐代建筑的典范，到今天日本保留的很多古迹中，其中的中国色彩依然浓厚。除此之外，基于隋唐艺术的全面发展，很多艺术都得以深华，而随着日本的广泛而深入地学习，隋唐朝很多的音乐艺术、雕刻艺术、刺绣艺术乃至更多其他民间艺术都有传入日本。两种文化艺术的碰撞对于双方艺术水平的提升皆有好处，如隋开皇年间,日本音乐被列为宫廷音乐之一。公元778年(唐大历13年,日宝龟9年),日本舞蹈由渤海传入唐朝@。公元853年(唐大中7年,日仁寿3年),日本国遣王子使唐又送来了音乐。但这种学习更多是单向的，以日本向中国学习为主。（三）宗教文化方面在隋唐时期，宗教文化得以发展，隋文帝在位时就试图建立以儒家皇权思想为核心，以佛道辅之，儒、释、道三教并重的宗教政策。而虽然多教并重，回到中日交流的落脚点的话，两国交流的重点在佛教。佛教发源于印度，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隋唐时期，王朝君主出于巩固政权的考虑，对佛教多采取支持、保护政策。拿唐朝来说，唐朝的列位君王，除唐武宗大力灭佛外，其他君主对佛教基本上是扶植和利用为主的态度，虽然个别时期也有驱逐僧尼的举措，但对唐代佛教的兴盛几乎没有多大的影响。尤其在中国佛教史上，佛教在唐朝达到全盛时期，宗派林立，高僧辈出，经书浩繁，佛教文化昌盛，佛教传播广泛。唐代著名律僧鉴真为佛教戒律在日本的传播，在经历艰难曲折的连续5次东渡失败之后，第6次东渡日本成功，在日本开始了长达10年的传法授戒的生涯，为中日两国佛教文化交流写下璀璨篇章。随着佛教东传，跟随使团来华习佛的僧侣增多，其中更是不乏在日本广受尊敬的高僧，如空海、淡海三船等。唐代中日高僧的频繁往来，极大地促进了两国佛教的发展，中国的佛教建筑、佛教经籍、佛教音乐等都传入日本。（四）习俗文化方面唐朝的经济繁盛，人民总体生存问题得以解决，便兴盛了众多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打马毬、角抵、围棋等体育活动流行起来，亦先后传入日本。另外日本的柔道，发源于一种唐朝搏击术“唐手”，日本的剑道——日本的武士刀的形状是“唐刀”（唐刀，细长，长柄，双手执握砍杀）发展而来。我国的茶叶于奈良时期传入日本,当时只供药用,到磋峨天皇时期,日本寺院和宫廷中已吃茶之风兴起。而最值得称道的是，日本人学习改进唐朝的饮茶方法，形成独具特色的茶道，到目前，茶道在日本都是一门经典传统。唐服传入日本为日本人所喜爱，经改进为“和服”。唐代的菜式也传入日本，是日本宫廷的钟爱之选。端午节、重阳节等节令也在由唐朝传入日本，日本会仿照中国的庆祝仪式进行庆祝。二、隋唐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特点（一）交流的广度和深度空前在最开始的两汉时期，据可考史料来看交流并不频繁，双方的礼尚往来主要是政治性的，并且受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和交通条件约束，经济交流和日本对中华文化的摄取尚未大规模展开。而到了隋唐时期，伴随着两国的频繁交往，这种文化交流的广度蔓延开来，对于文化的各个方面，文字、文学、艺术、音乐、建筑、绘画、书法等等都传入日本，并为日本深入研究，其中很多大家可与唐朝艺术家媲美，如当时的书法家小野道风、藤原佐理和藤原行。（二）出现了新的交流方式两汉时期，日本与中国的交流方式为“使译通于汉”，即通过邻国朝鲜半岛上的国家和汉朝往来。由于交通不便，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和汉朝的风俗语言习惯相近，和日本的也比较相似，所以日本通过朝鲜半岛来中国。在隋唐时，这种交流更为直接和高效，日本直接派遣使团加上附随的留学生、僧侣、医师等等，这相当于是面对面的学习，而这种高效的交流方式，也为日本带去了大量的文化财富。（三）对日本产生了实际的深远影响隋以来，日本已自称“日本”和“日出之国”，不再接受“倭国”称呼和中国皇帝的册封，表现出了日本想要与中国对等交往的立场。日本虽然不再接受唐皇朝册封，摆脱了传统上的宗属关系，但却无法实质摆脱对中华文明的依附，故而选择与强大的唐皇朝谦逊合作，这是日本全面学习大唐文化的客观基础，这也就决定了这种学习是不乏野心的，学习的欲望与超越的欲望同样强烈，强有力学习的力度和改变的意愿使得中国文化在日本迅速蔓延，这无疑给日本的文化火苗加了一阵东风。三、结语隋唐时期中日的文化交流深入，无愧于“友好”二字，影响也甚为深远，是中日之间和谐往来的见证，所谓“远亲不如近邻”，这种亲近对双方都收益颇丰。这是历史的一部分，明媚而美好的一部分。但我们也不能忘了历史的另一部分，阴暗而沉痛的一部分，明朝的倭寇入侵、近现代的侵华战争，中国人民深受其害。尤其是近现代的侵华战争，八年抗战，整整八年，我们所牺牲的同胞，血流成河，枯骨成堆，这也是何其惨烈！所以，中日之间不是“友好或不友好”那么简单的判断题。历史已经摆在眼前，现在不是隋唐，也不是抗日战争时期，但我们需要回到历史当中，历史中蕴藏的是真正的中国，中国的根基在历史里，我们需要历史这面镜子来审视自己。我们也需要回到历史中，中日的历史遗留问题需要用历史来解决，我们要在历史当中寻回真相，维护民族尊严。另一方面，古代日本对华政策经历了主动朝贡受封、主动朝贡请封、要求关系对等乃至自成一统断绝两国邦交的演变过程，日本在学习中国的同时努力赶超中国。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中提到：“在较高和较低的文明社会之间的边界不再变动的时候，这种平衡并不会稳定的持续，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有利于较为落后的社会。”显然，在后来中国的绝对支配地位被超越，日本也确实实现了大国崛起，到现如今依然屹立。所以，回归理性，风云之下，起落之间，曾经的“天朝”已经不再，对待日本的态度也不应该是“华贵夷贱”，我们有自己的民族尊严、民族财富要守，可也不能怀着自闭的状态去守，我们仍然有太多要学习，甚至是向日本学习。总之，基于中日关系的复杂化，我们应该以国家利益为根本立场，该双方合作发展地就大力，不妥协地就坚决不妥协，开放与谨惕并重，做到以国家利益为根本立场，以历史为审视标准，以学习为发展要方，回首历史，展望未来。【参考文献】[1]林殷：《论遣隋唐使对日本社会政治的改革作用》,2005年[2]穆景元：《论隋朝的中日关系》，1996年[3]杨栋梁：《中日两国古代关系的性质与特征》,史学月刊２０1１年第１０期[4]王勇,[日]半田晴久：《唐代中日交流的新史料——《延历僧录》(淡海居士传)校读记》[5]吴于度：《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再回顾—纪念“七·七”事变周年》,(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八七年第六期[6]易民：《隋唐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7]黄梅红：《隋唐时代中日商贸与日本语言文字进化关系》，2013年[8]《新唐书》卷四十八《百官志》。[9]《新唐书》卷二二O《东夷传》。[10]《隋书》卷十五《音乐志》下记载:“始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又杂有琉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俊国等伎。”[11]班固：《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