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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甲骨文甲骨文，是指一种契刻在龟壳或动物骨骼上的文字，也叫契文、卜辞、龟甲文字、殷虚（墟）文字。1899年甲骨文最早发现于河南安阳城郊的小屯村一带（即古代的殷墟），以后在山西、陕西等地也曾发现过甲骨文。甲骨文主要是商代后期的一些占卜和记事文字（以后人们又发现了先周和西周时代的甲骨文），其内容几乎涉及到了当时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每一方面，包括政治、军事、社会、生产、日常生活、天文历法、医学等等。每一片甲骨文从一字到数十字不等。甲骨文主要是一种王室档案，它虽然具有图书的某些性质，但并不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图书。金文金文主要是指古代契刻或铸造在青铜器物上的文字，也称钟鼎文、铜器铭文。青铜器在古代是一种极受时人珍视的器具，它主要用来作礼器（即祭祀时所用的器物）、乐器（其实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礼器）、兵器和一般生活用具。每当有重大事件发生，当事的贵族一般都要铸造青铜器，并在其上铸造或契刻下事件的过程，以昭告子孙，并使子孙后代永远宝藏。这些铸造或镌刻在青铜器物上的文字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甲骨文盛行的商代。在商周时代，金文也是一种记载和保存当时历史的主要形式，它的字数不等，少则一字或一个符号，多则数百字。同甲骨文一样，金文也具有图书的某些性质，但并不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图书。石鼓文石鼓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它镌刻10个鼓状的石头上，唐代被人们发现于陕西凤翔的原野之上，内容是歌咏秦国国君游猎情况的四言诗。石鼓文的时代现在还不能完全肯定，大约是春秋或战国时代的遗物。简牍简，即竹简，是指写了文字的竹片；牍，即木牍，是指写了文字的木片。就古代文献所记而言，简专指竹简，牍则专指木牍，但在实际上，简也可以是木片制成，牍也并非都是木制的。一般而言，简主要用于书写内容较多的文字，而牍则主要是用来书写契约和信函。若干简编缀在一起的称为策（册）。简策的产生及其使用的时间很长，至少从殷商时代起就有了简策，至魏晋时人们仍在继续使用简策，春秋战国乃至秦汉时期是其使用的全盛期。帛书帛书是一种书写在帛（一种丝织品，又称缣、素）上的图书。帛的质量很轻，便于携带，并且可以用来画很精细的图画，但价格昂贵。帛书出现及使用的时代与简牍大致同时。敦煌遗书本世纪初发现于甘肃敦煌莫高窟的古代图书的总称。1900年一位名叫王圆箓的道士无意中在莫高窟的一个洞穴中发现了数万卷公元四世纪到十世纪的古代遗书，内容包括宗教、经史子集四部图书和文书帐册三大类，其中汉文佛教经典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文种则有汉文、西夏文、古藏文、梵文、于阗文、回鹘文等。从装订形式看，绝大多数是卷轴装，也有经折装和其他一些装订形式。敦煌遗书的发现是二十世纪我国文物史上最重大的发现之一，但大部分敦煌遗书被外国人盗走，现分别收藏于世界各地图书馆、博物馆中。卷轴装中国图书的一种装订形式。古代人们在用缣帛写书时，为了便于阅览和存放，通常都在卷末装上一根竹、木或其他材料制成的小棍，小棍的两头稍长出于卷，犹如车轴一样，然后以小棍为中轴向前翻卷，这样便可插架存放。由于纸与缣帛一样都便于舒卷，所以纸写本图书在其出现之初便采用了与帛书相同的方法，先将纸张按需要粘成长卷，将轴粘在纸的一端，然后卷成一束，这就是卷轴装，这种装订形式的书被称作卷子或手写卷子。为使书的内容免受污损，一般要在卷的右端（即卷首处）再粘结一张纸或用丝织物如绢、绫等裱糊卷端，这部分称为“缥”、“玉池”，俗称“包头”。加缥之后，再系上丝带，以便于捆扎卷子。经折装中国古代图书的一种装订形式，受印度贝叶经形式的启示而创制出来的，所以又称梵摺装、梵夹装。古印度以贝叶作书，其书横行，以线绳缀连其一边。这种装订形式由随着佛教而传入中国。由于汉文的书写习惯与梵文不同，其书竖行，于是古印度的梵夹装便由横式改为竖式。唐代以後，这种装订形式又发生了一些变化。数十行佛经抄、印于一张长纸之上，谓之一纸，一卷经书由若干纸粘连而成，最初用卷轴，但因长卷舒卷困难，因此改为摺叠，一卷摺叠成数寸宽的长方形摺子，然後在第一叶和最後一叶各加上一块硬纸，故谓之经摺装。经摺装制作简便，翻阅时省力省时，所以很快便推广开了，宋代及其以後的佛经道藏大多采用这种装订形式。经摺装也有其缺点，就是它很容易散开和撕裂。一说，经折装与梵夹装为两种完全不同的装订形式。旋风装中国古代图书的一种装订形式。因为缺乏足够的资料，关于旋风装的形制，现在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旋风装是将经折装的书再用一张纸一半把书的第一叶粘起来，另一半把书的最后一叶粘起来，整张纸把书的第一叶和最后一叶连同书背一起包起来。另一种意见认为，旋风装是抄书时，先一叶一叶的抄写，然后再依次序象鱼鳞一样一叶一叶地粘在一张卷轴式的底纸上，收卷时，书叶鳞次朝一个方向旋转，宛如旋风，所以又称为旋风卷子。蝴蝶装蝴蝶装是将书叶从中缝将印有文字的一面朝里对折，再以中缝为准，将全书各叶对齐，用浆糊粘附在另一纸上，最后裁齐装订成册。由于这种装帧形式只有中缝粘贴相连，翻阅时书叶如蝴蝶翻飞飘舞，故名“蝴蝶装”。蝴蝶装一版就是一叶，没有线装书式的书口。这种装帧形式由于书口四周向外，如有虫鼠啮咬，不易损及文字内容。但由于仅有中缝粘连，日久容易脱落。另外阅读时每翻一叶，会有两面空白，颇为繁琐。包背装中国古代图书的一种装订形式，起于南宋后期。包背装将书页背对背地正折起来，使有文字的一面向外，版口作为书口，然后将书页的两边粘在书脊上，再用纸捻穿订，最后用整张的书衣绕背包裹。由于包背装的书口向外，竖放会磨损书口，所以包背装图书一般是平放在书架上。包背装图书的装订及使用较蝴蝶装方便，但装订的手续仍较复杂，所以不久即被另一种装订形式——线装所取代。线装中国古代图书的一种装订形式，由包背装演变而来，它将包背装的整张封面改为两张半页的封面，分别置于书的前后两面，然后将其连同书身一起打孔穿线，订为一册。线装一般在书上打四孔（称四眼装）和六孔（称六眼装），极少数的打八孔。线装大约是从元明时代开始出现，一直沿用至今。印刷术印刷术是一种用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原稿的图文进行复制的技术，它能够大量、经济地复制图文，从而使其能够得到广泛地传播。印刷术是由古代的中国人最先发明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雕板印刷术，另一种是活字印刷术。雕板印刷是将文字反刻在木质或铜、铁等质地的一块整板上，在板上施墨刷印。活字印刷是先制成一个个的字钉（即活字），印刷时将若干字钉检排拼成一块版，然后再在其上施墨刷印，印毕可以拆版，将拆下的字钉按序存放，以供下次排版使用。至迟到唐代，雕版印刷就已经发明了，北宋庆历年间毕升又发明了泥活字印刷术。官刻官刻即由官方主持刻印的图书，它分中央刻书、地方刻书等。中央刻书主要由国子监、文渊阁、经厂、武英殿等中央专门负责图书印刷的机构和其他一些部门主持，地方刻书主要是由地方政府机构及官办的学校、书院等主持，如有公使库本、盐茶司本、庾司本、漕司本、提刑司本、计台本、仓台本、安抚使本、郡斋本、各地州府县署刻本、各地州学、县学、军学、郡学（郡庠）、学宫本等等。此外，中央政府有时还命令佛寺道观代刻佛经道藏。官刻图书一般刻工、刷印都较精良，但文字校勘方面则不及家刻本。监本即各朝国子监所刻图书，其名始于五代时冯道请令判国子监事田敏校刊《九经》。明朝时南京和北就均有国子监，南京国子监所刻所印书称为“南监本”，北京国子监所刻所印书称为“北监本”。经厂本明代内府司礼监设有经厂，专门负责内府的刻书工作，其所刻书即称“经厂本”。经厂本刻书书品宽大，纸墨较精，但因主持其事的为太监，所以校勘不精。藩刻本明代由各地藩府所刻书称为藩刻本。藩刻本多由当时一些有名的学者负责具体的校刻工作，加之资金充足，所以不但很底本的选用和文字校勘，同时刻工和纸墨都较精。殿本清代由武英殿所刻书称为殿本。殿本书校勘精详，刻工精美，书品宽大，纸墨均系上乘。局本清代同治、光绪间各省皆设官书局，由书局刻印的图书即称局本。局本书质量参差不齐，浙江书局刻书较好。家刻本家刻是私刻的一种，即由以非赢利为目的的私家所刻之书，又称家塾本。家刻本在底本的选择和校勘、刊刻等都很注意，所以是古代刻书中质量最高的一类图书。坊刻本坊刻本是以赢利为目的、由以刻书和卖书为业的书坊刻印的图书，同家刻本一样，也属于私刻。书坊又称书肆、书林、书堂、书棚、书铺、书籍铺、经籍铺等，其所刻书一般称作坊本、书棚本等。蜀本、蜀大字本宋代四川所刻书通称蜀本。宋绍兴十四年（公元1144年）因为受战争的破坏，原来国子监所刻的《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等七史已不易见到，当时四川转运使井宪孟在四川访得旧监本七史，于是便在四川眉山将其刊行，因其字大行疏，故世称“蜀大字本”或“眉山七史本”。今天不少图书馆都收藏有大字本“眉山七史”本，但据研究，这些可能并非眉山的刻，而是浙江所刻。浙本宋代浙江所刻书通称浙本。浙江为南宋雕版印刷的中心，中央、地方政府及私人刻书业都极盛，刻印的质量也较高。浙本又分杭州本、婺州本、台州本、衢州本等。建本、闽本古代福建地区所刻书通称建本、闽本。建本主要是书坊刻书，其地主要集中在建宁、建阳一带，其中建阳县西七十里的麻沙镇书坊林立，所刻书世称“麻沙本”。因书坊刻书旨在牟利，因此建本书大多较刊不精，且多用软木刻版，印刷质量也不高。平阳本金代平阳（又称平水，今山西临汾）为当时刻书中心，其地所刻书通称平阳本。《开宝藏》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宋太祖命人至成都雕造大藏经，至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刻成，这就是著名的《宋开宝刊蜀本大藏经》，简称《开宝藏》，又称《蜀藏》。《开宝藏》不仅是佛藏的最早刻本，也是宋代最早的官府刻书。《开宝藏》按唐释智升的《开元释教录》编排，共1,076部5,048卷，按千字文编次，始于“天”字，终于“英”字。《开宝藏》每版刻字二十二行至二十五行不等，每行十四字至十七字不等，共刻了十三万多块板片。全藏刻成后，曾以其分别赐赠契丹、西夏、高丽、日本、交趾等国。《开宝藏》早已亡佚，现仅有零星残卷传世。《契丹藏》《契丹藏》是辽代雕刻的汉文大藏经，其雕印始于辽圣宗统和年间，结束于辽道宗清宁九年（约公元983至1063年），全藏用卷轴装，共579帙，现已亡佚，仅在1974年山西应县木塔佛像胸部发现了该藏的部分残卷。《金藏》《金藏》原藏于山西赵城县东南四十里的广胜寺内，所以又称《赵城藏》。《金藏》为卷轴装，每版二十三行，行十四字。全藏按千字文编号，始于“天”，终于“几”字，全藏原近7,000卷，现存5,000余卷。此藏原是由潞州崔法珍断臂募雕，大概始雕于金皇统年间，于大定十八年即从公元1141至1178年以前雕成。元初因经卷已有残损，曾经补雕过一些。1933年被人发现，1942年侵华日军企图抢走这部佛经，后因八路军和当地抗日群众的保护抢救而幸免。近年编纂出版的《中华大藏经》即用《金藏》作为主要底本。天一阁天一阁是我国古代收藏最富的私人藏书楼之一，也是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明嘉靖四十年后由范钦建于浙江宁波，其藏书明代各地方志和历代登科录为特色。天一阁也刻印了一些图书。清代以后天一阁藏书开始散失，1949年后因政府重视，又恢复了往昔风彩。汲古阁明代最大的私家藏书楼和刻书机构，其主人为明末常熟毛晋。毛氏刻书多亲手校定，从万历开始到清顺治年间，汲古阁刻书达六百余种，内容遍及经史子集和丛书、道藏，其所刻书版心下多镌有“绿君亭”或“汲古阁”字样。毛氏刻书每年都到江西定造纸张，厚者称“毛边”，薄者称“毛太”。毛氏汲古阁不仅以刻书闻名，其抄本也极精妙。毛氏访得宋元善本，则选善书者以上等纸墨影抄，世称“毛抄”，其价值与宋元精椠相等。《永乐大典》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类书，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由姚广孝、刘季篪和解缙任监修、汇集了三千余位学者参加编修，于永乐六年（公元1403年）编成，全书共计22,877卷目录60卷（一说为22,011卷），全书装订成11,095册。《永乐大典》收罗宏富，其辑录的古籍达8,000余种之多，《永乐大典》是中外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类书，它收集了许多古代典籍，有相当多的古籍就是赖有《永乐大典》而保存了下来，仅清代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