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文学研究论文.

建安文学研究论文系别：文学院专业：语言文学班级：06级2班学号：20065021133学生姓名：王会芳授课教师：2浅析建安文学的艺术风格摘要：建安文学不仅是魏晋文化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也具有很重要的分量。以曹操父子为代表的建安文人，在礼乐崩坏的时代中创作了一系列慷慨悲凉的诗作。本论文对建安文学形成的原因、具体的风格等几个方面进行浅要分析，同时概括它对后代的文人乃至文学的发展所产生的不可估量的影响。关键词：建安文学自觉性慷慨悲凉所谓的建安文学，主要是指以曹操父子为中心、建安七子为代表的文人所进行的一系列文学创作，由于当时的年号为建安，故称之为“建安文学”。我们说建安文学是一个文人真正主动走近文学的时代（鲁迅将这一现象称之为“文学自觉”），不仅是因为魏晋时期知识分子能够以审美的人生态度将生活中自然美融会寄托于文学作品之中,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把文学作为了承载个性自由和生命意识的载体，从而形成了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的魏晋文学风格。产生这种文学风格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于政治环境的影响。东汉末年,政治极端腐败，土地兼并严重、农民起义、军阀割据、经济凋敝。军阀之间的长期混战，不仅使社会的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更重要的是长期动荡不安打破了出现稳固政权的可能性。这就为性情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周作人曾经指出，文学的兴衰总是和政治状况的好坏相背反的。即是说，凡是政治统治比较稳固、思想控制比较严的时期，文学就往往缺乏生气，没有什么好的作品。与此相反，每当政治统治比较薄弱、思想环境比较宽松的时期，却会涌现出许多优秀的作品。正是由于儒家的正统思想统治在东汉末年的战火纷纭中轰然倒塌，使得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念在社会无序、天下大乱的情况下，必然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于是各种离经叛道的思想观念，突破了儒家思想道德观念的束缚，纷纷应时而出。儒家思想不但已经失去了权威，而且不再成为人们道德标准和价值尺度。当时的社会，一切都处于失控状态之下。人们纵情任性，特立独行，突出自我意识，又追求个人的精神和享受。在这样无意识的社会条件下，传统文化在建安时期不可避免的发生了改变，从而呈现出多种文化争奇斗艳，齐头并3行的状态。无论是从文化的进化还是演变的角度来看，建安时期的文化裂变，都是一件值得我们给予其充分赞扬和肯定的事情。正是有了建安时期的文化裂变，才使得各种文化思想能够纷纷登场以及流行。建安时期政治局势的动荡，儒家思想的坍塌，以及各种应运而生的思想观念的碰撞，各种社会文化行为不仅极大的改变了人民的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改变了人们看待社会、思考问题的层面，而且极大的促进了人们对人生价值的再一次认识，激发了人们的进取精神，提升了人们的个性意识，刺激了文士的创作欲望。建安时期的文学，就是在这种文化大背景下迅速崛起的。不得不说的是，在建安时期，尤其是汉献帝迁都，曹操平定冀州后，文学的发展获得了一个相当宽松的社会文化环境，文学士人在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同时，“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一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创作出许许多多表现时代精神，反映时代生活，展现时代风貌的文学作品，使得建安时期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繁荣时期。其次在于文化氛围的影响。汉末社会的长期动乱，使得名、法、兵、纵横等的思想得到了一个发展的机会，儒家的思想的控制因政治的紊乱相对削弱，从而使得文人的思想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解放，他们因而能“兴会寄情，直书胸臆”，大胆而真实的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这种文风格学打破了儒家三不朽的传统原则，第一次立足于人的个体而不是立足于国家、君主、集体之中去探讨人的价值，于是就有了前所未有的境界。到了这个时期，“思想中心才真正落实在个人而不在社会，在内心而不在环境，在精神而不在形质，将目光定位于理，并达到通的境界”。也就在这个时候，文士们对于孔、孟学说开始感到不满，对于西晋所鼓吹的谦让不再感兴趣，也不再“臧否名教和礼法以及争论名教和自然之关系”。正如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论稿》中所云:“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向望为精神之境界，其追求者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从哲理上说，所在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恼，探得生存之奥秘。”建安文人们开始以新的视角去反思自我并重建自我。他们按照自己的喜好，自我的价值观来选择自己的命运，从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魏晋风骨。这种文学风格主要表现为慷慨悲凉的魏晋风骨。4魏晋诗歌承接乐府余脉，但又独有新意。首先是乐府风格的文人化，使五言由民歌向文人诗转变。另一方面，文人诗由于吸收了民歌的精华，也开始摆脱汉赋的浮华气，形成了一种自然天成，个性飞张的风格。这方面成就较高，具有代表性，众耳能详的莫过于“三曹”父子。关于“三曹”其它文章说的很多，这里不再多说。我只有一点想说明一下。曹氏父子不同于其它建安文人。“三曹”是诗人，但更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主角。这种显而易见的主角意识是旁人所不能比的。也正是这种主角意识使他们可以说旁人所不能说，想旁人所不能想。曹操的率直从里到外都透着大气。他的“悲凉”、“古直”（锺嵘语）不是一般文人的感叹人生短促，而是包含了深刻的政治眼光（如《蒿里行》、《短歌行》等）。再有，曹植的《白马篇》中的游侠与一般文士的游侠也大不相同，没有忠君的包袱，“思想感情高迈不凡”（见《汉魏六朝诗鉴赏大辞典》）。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主角意识的深刻表现。在他们看来他们不只是在评说历史，创造历史的主体就是他们自己。建安文学开创一个新的文学时代，改变了文人的思想和情趣，促进了新的文风的形成，其影响是巨大而久远的。当然有积极的主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次要的一面。曹操文章的通脱之风，影响魏晋以后的诗文，乃至生活作风。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对世俗礼法的抨击；秘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对官场仕途的讽刺，明显有曹操离经叛道的作风。陶渊明《五柳先生传》、《闲情赋》中的任性而自然的个性，亦有曹操通脱文风的影子。王菜和曹植的抒情小赋，影响整个南朝辞赋的写作。当然，有的作者词语更加纤巧，内容更为空虚，但像江淹《钳昆赋》和庚信的《枯树》等赋，还是有一定社会内容，形式上比较完美，多少保持了建安辞赋的传统。建安诗的影响要具体分析。整个“建安风骨”，在正始之后，没有继承下来。“正始明道，诗杂仙心”，“晋世群才，稍入轻统”，“采绍于正始，力柔于建安”，待“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到了刘宋时期，更是“倾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从刘朗在《文心雕龙·明诗》篇的这些描述看来，真有点一代不如一代了。不过这是就诗的整体发展趋势而吉的。事实是，南朝诗虽然没有继承建安诗的风骨，但个5别诗人的成就不能抹煞。谢灵运、谢跳的山水诗，发扬了曹操《观沧海》的优秀传统。左思的《咏史》，感情激昂，笔力雄健。66振衣干仍冈，溜足万里流”的胸襟气魄，和建安诗的慷慨高歌，极其相似。鲍照的杂吉歌行，是建安文人乐府诗的创造性发展。《拟行路难》十九首，无论从思想、感情来看，还是从语言形式来看，都是建安诗过渡到盛唐李白七言歌行的桥梁，其豪情壮志，其忧愤深广，都来源于曹植诗。，作为一个时代的文人，他们的时代并没有给他们提供文人所真正向往的创作环境，甚至在很多的时候，他们的创作欲望是被压抑着的。但是他们由此而衍生的性情上的旷达直率，以及偶尔流露出来的不羁，不仅为那个时代增添了一抹光彩，甚至在以后的时代里，都为中国的文人树立了一种人格上的典范。参考文献：[1]吴中杰:《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2]《汤用彤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3]《魏晋文章与药与酒的关系及其他》，鲁迅著，《而已集》。[4]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篇》，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5]刘义庆著：《世说新语》，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