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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字”简说现代汉语方向李长庆050700101163[摘要]古今字自从汉代经学家提出之后，后人对它的定称和定义各异，本文对前人的研究进行一下概说，并比较了一下与通假字和异体字的关系，认为“古今字”这一概念不符合学术科学的精确性。[关键字]古今字通假字异体字变易孳乳古今字是汉代经学家提出来的，后人说古今字则常常所指各异，它最初泛指古今同词而异形的字。既是同词，那么它们在意义上是相等关系，既是异形，则其字形不同。古代的经学家只是为了通经的需要把字形不同意义相同的字收集整理的，因此他们并没有对古今进行科学的阐释。自然在使用这一概念时也没能严格把握其标准。到了清代，古今字受到了学者的关注，主要体现在《说文》研究的著述中，以段玉裁、徐灏、王筠为代表。段玉裁认为古今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古今用字的不同，古今字不是指形体上的演变。但在具体的运用过程中他常常与其观点不一致。王筠没有囿于前人成说，进一步提出分别文的定义，把文字发展看成正常现象，并从中总结规律。这与前人无视古今变化而力求正字有大不同。他说：“字有不须偏旁而义已足者，则其偏旁为后人所加也。其加偏旁而义遂异者，是分别文。其种有二：一则正义为借义所夺，因加偏旁以别之。一则本字义多，既加偏旁，则分其义也。”同时他又提到累增字，从其架构及其表述上来看，累增字当指异体字。可见，王氏可能认为古今字过于笼统，力求概念的明确化而分其为分别文和累增字。我们认为王氏的分法较为明确，其分别文的概念内涵和外延都很清楚，易于操作，指出了汉字演变的一个规律。不少学者认为异体字是一个共时的概念，而王氏明确了古今汉字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历时的异体现象，这是有见地的，因为就同时代而言没有特定的条件很难有另造新字的必要，常常是社会条件变化了，人的观念产生了变化，需要结合某字的新理据造出新字。徐灏在其《说文解字注笺》中也多有论及古今字在段玉裁和王筠的基础上，他认为：“古今字有二例：一为造字相承，增偏旁，一为载籍古今本也。”前者与王筠分别文无异，他的分析也主要是以分别文这主体。黄季刚先生认为：“古今文字之变，不外二例：一曰变易，一曰孳乳。变易者，声义全同而别作一字。孳乳者，譬之生子，血脉相连，而子不可谓之父。中国字由孳乳而生者，皆可存之字。由变易而生之字，则多可废，虽《说文》中字亦然。若孳乳之字非特不可废，且须再造也。”由此，我们知道黄先生所说的变易是指异形同词，其大概即王筠所说的“累增字”；孳乳是指因意义的衍生而分化出的新字，即王筠所说的“分别文”，所不同的是王氏有开创之功，黄季刚先生则给予了“可废”和“须再造”的科学论断。古今字的概念问题：王力先生《古代汉语》没有明确定义古今字，给出了一些例证，如他说：“由此看来，责、舍是较古的字，债、捨等是较后起的字，我们把责债、舍捨称为古今字”。从这些例子看来王力先生所说的古今字就是单纯的分化字。郭锡良《古代汉语》也只是说：“同一个词在不同的时代用不同的字表示，就形成了古今字”郭先生的概念有些笼统，情况较为复杂。洪城玉在其专著《古今字》中界定古今字时说：“我们所说的古今字一般限定在以上所介绍的四类范围以内，这四类情况有着以下共同特点，1古字和今字有着造字相承的关系；2语音上是相同或相近的；3在意义上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洪先生通过归纳特点的方式确定了古今字其实就是分化字。裘锡圭《文字学概要》说：“‘古今字’也是一个跟一词多形现象有关的一个术语，一个词的不同书写形式，通行时间往往有先后，在前者往往就是在后者的古字，在后者往往就是在前者的今字。”裘先生只是从字的使用年代上来认识古今字的，对于深入研究字用的意义不是很大。古今字大部分是由古字的形体上增加义符形成一个表示新词的今字，这个今字的意义表示古字的一个义项。如“它——蛇”，《说文》：“它，虫也，从虫而长，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草居患蛇，故相问无它乎？”据甲骨文字“它”正像“蛇”之形，“无它”多见于上辞。古书中借“它”用作他指代词，“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蛇”字产生前，“它”一词多义，但同时兼有两个不相干的意义就会给语言交际带来麻烦，于是加“虫”旁指示其意义。古今字与通假字的关系：古今字是历时的同词异字，是一个词前后由两个字来记录，而通假字是一个字来记录两个同音词，它们从不同角度对某些同词现象做出不同归类。这种理论上区分是很容易的但在古书的阅读中常常会出现混淆。如从意义上来看，通假是在意义上没有联系，只在声音上相同或者相近，事实上我们也常常能找到字义上的某种联系。也正因为此，王宁先生主张弃“通假”这个术语不用，具体分为同源通用，同音假借两种。同源通用即包括在古今字之内。王先生说：“新词因词义引申而派生后，便孳乳出相应的新。孳乳字已经承担了发源字分化出的新义，与发源字有明确的意义分工，但是，由于过去长期的习惯，在新字尚未被完全习用的过渡阶段，仍与源字混用的情况。”“‘风’和‘讽’在‘讽諌’这个意义上，自《周礼》至《汉书》，均有‘风’‘讽’通用的现象。”王宁先生所说的同源通用的字之间应当属分化字与本字的关系，只不过在分化之后，由于种种原因人们仍写本字。古今字与异体字的关系：对于古今字和异体字的区别，应当着眼于形音义和时间等方面加以区分。事实上我们常常着眼于字形，也就是说把字形作为一个标准，这是不确切的。古今字固然大多在字形上有所体现，如“竟境”“文纹”“莫暮”等。但也有些古今字字形完全不同，如“泉”和“钱”，而异体字也在字形上也常有某种联系。异体字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异体字包括文献中通用已久，在实际的语言运用中已不做区分的情况，如“玩——翫”“修——脩”等。狭义的异体字音义皆同，只是形体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异体字与古今字的区别在于有没有引起词义的分化。我们认为异体的现象应当是历时的，在同一个时代为同一个词固然有时会造出一些形体不同的字符，但总得来说是时代的发展使词的意义有了演变，某些意义消失，某些意义占了主导，占了主导地位的词义偶然地聚集而成为等义关系，原来的造意消失。如“玩——翫”“修——脩”属于此类的异体字。如裘锡圭先生所说：“部分异体字在一般人心目中也有可能变成狭义异体字。例如《整理表》里所举的‘帆’字异体‘（马凡）’，本来是‘帆’的假借字，它的本义是‘马疾步’。由于这个本义早已停止使用，一般人大概是把‘（马凡）’和‘帆’看作狭义异体字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新分化的词的意义和与之对应的原来附着在旧词上的引申义或本义是相等的关系，我们这里所说相等，是完全意义上的相等，它们之间可以划等号的。因此从这个角度上看来，它们确是处在不同时期的两个形体有异而音义皆同的字形，李运富先生称之为“历史的异体字”。在以上例子中，郑玄用“读如”的模式注曰：“右读如周公左王之右”，这个释义使我们一下子豁然开朗起来，那么我们现在可不可以据此从历史的角度把分化所得的“佑”和表示“保护”义的“右”看成异体字呢？我们认为是可以的，这在表面看来有了一些麻烦，但对于意义的阐释会更清晰。如：蘇-甦、舍-捨、僮-童、係-系等。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人们大量地造出今字，但当过多的新字给文字的使用造成问题时，这些今字中有一部分又被淘汰，此类今字在文献中保存较少，更易于被认定为异体字，其实质是分化不成功的古今字。综观前人之论，我们认为古今字这一概念不够科学，其内涵与外延也并不清楚，凡历时的文字变化皆在其中。为了深入研究古汉语中的字用问题就要抛掉古今字这个含混的概念，按照黄季刚先生的说法，可分为两大类：变易之字和孳乳之字。变易主要指异体，又可分为历时的异体与共时的异体。孳乳细分为通假、分化等。参考文献：⑴陆宗达、王宁《训诂与训诂学》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⑵洪诚玉《古今字》语文出版社1995年⑶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⑷王筠《说文释例》中华书局1987年⑸杨润陆《论古今字的定称与定义》《古汉语研究》1999年第1期⑹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