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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别号柳泉，山东淄川（今淄博市）人。他生在一个“书香”家庭，可是祖上科名都不显，他父亲已被迫弃儒经商，到他就更为贫困。受当时社会风气和家庭影响，蒲松龄从小就热中科名，并在十九岁时连考取县、府、道三个第一，名振一时。但此后却屡试不第。直到四十四岁时始补廪膳生，七十一岁高龄才援例成为贡生。四年后便与世长辞。《聊斋志异》的创作一般认为始于康熙初年，康熙十八年（四十岁）已初具规模，结集成书，并写有《自志》，以后仍不断修改和增补所作，及其暮年，始最后成书。他的一生遭际，均蕴含于《聊斋志异》中。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说：“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篇。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蒲松龄科场蹭蹬使他体验了科举弊端，在《聊斋》中写出生动的应试士子形象。30多年农村教书生涯，使其有研习学问、搜集民间传说、写作聊斋故事的机会。一年幕僚生活使他在南方开阔眼界，有机会接触社会各层，为塑造官僚豪绅和女性形象打下重要基础。从小喜爱民间文学，喜好搜集奇闻异事，从中汲取艺术营养，是他善用奇幻故事反映现实的重要原因。蒲松龄的思想比较复杂：同情人民疾苦，不满现实，但对最高统治者存有幻想；讽刺科举制度，但始终不忘追求功名；有无神论思想，但又有因果报应和宿命论思想；赞扬“真情”，肯定爱情自由，又宣扬一夫多妻，提倡妇女忍辱顺从。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蒲松龄手稿蒲松龄用过的手炉、砚台蒲松龄用过的印章：“柳树泉水图”、“留仙”、“蒲氏松龄”、“留仙松龄”。版本•（一）手抄本：•（二）刻本：•①乾隆三十一年（1766）赵起杲青柯亭本，凡十六卷，共431篇，是最早的刻本。•②“三会”本，上海中华书局60年代初，由张友鹤汇集、整理出“会校会注会评”本，是新中国建立后最全的版本。聊斋志异狐鬼世界的建构《聊斋志异》近五百篇，其中近三百篇与鬼狐神仙有关。其中，谈鬼的约有八十六篇，谈狐的约有七十三篇，可说是一个鬼狐世界，因此，《聊斋》又称为《鬼狐传》，被后世评为「谈狐说鬼之书第一」。《聊斋志异》实际包含两种不同性质的作品：•一类篇幅短小而不具有故事情节，如同六朝志怪小说的短章，属于各类奇异传闻的简单记录；•另一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多为神鬼、狐妖、花木精灵的奇异故事，记叙曲微如同唐人传奇。两类在篇数上约各其半，但也有些居于两者之间。清代学者纪昀讥其“一书而兼二体”，鲁迅称之为“拟晋唐小说”，都是指的这种情况。《聊斋志异》的取材：1、采自当时社会传闻或直录友人笔记者，篇首或篇末往往注明某人言、某人记；2、就前人的记述加以改制、点染的；3、并没有口头传说或文字记述的依据，而是完全或基本上由作者虚构的狐鬼花妖故事。应当说这后一类多为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什，足以代表《聊斋志异》的文学成就。狐鬼形象与世界的构建采用了以下几种方法：第一，用传奇的方法写志怪。第二，《聊斋志异》结构故事：一种模式是人入异域幻境，其中有入天界，入冥间，入仙境，入梦，入奇邦异国。第三，《聊斋志异》故事结构的另一模式是狐、鬼、花妖、精怪幻化进入人世间。《聊斋志异》中的异类，尤其是女性的，是以人的形神、性情为主体，只是将异类的某种属性特征融入或附加在其身上。聊斋志异狐鬼世界的内涵1、描写书生科举失意、嘲讽科场考官，揭露科举制度的黑暗。蒲松龄一生受尽科举之苦楚，每言及此，百感交加，辛酸无比。《叶生》中的叶生，“文章词赋，冠绝当时，而所如不偶，困于名场”。后抑郁而死，死不瞑目，幻形留在世上，将生前拟就文章传授与他人。此人连试皆捷，进入仕途。叶生表白说：“是殆有命，借福泽为文章吐气，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蒲松龄对科举制度本身并未提出否定，他所特别加以攻击的，是考官的“心盲或目瞽”,以致良莠不辨。如《司文郎》。《司文郎》是一篇抨击科举、讽刺考官的佳作。作者在故事中设置了王平子、余杭生、宋生、瞎和尚四个人物，着力写科场考试的前前后后。通过几个读书人考试前后的经历，以极为辛辣的文笔嘲讽考官的昏聩。字里行间亦流露出作者的愤懑不平。2、展现在落寞的生活处境中生发出的梦幻，抒发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孤独落寞情怀。（狐鬼花妖的爱情故事）《聊斋志异》长期以来受到人们的喜爱，最主要的原因，是其中有许许多多狐鬼与人恋爱的美丽故事。约占全书四分之一，构成全书最精彩的部分。幻想是对现实的超越，非人的狐鬼花妖形象可以不受人间伦理道德特别是所谓“男女大防”的约束。蒲松龄借着这种自由，写出了众多带着非人的符号、从而摆脱了妇道闺范的拘束、同书生自主相亲相爱的女性，也写出了为道德理性所禁忌的婚姻之外的男女情爱。在这里面，除了作为现实的一种补偿、对照，其中还蕴含对两性关系的企望和思索，突出了精神的和谐。《白秋练》中白鳍豚精与慕生相爱，是以吟诗为纽带和内容的，诗是生命和爱情不可或缺的凭借。《娇娜》更带有对两性关系的思索。作者最后说：“余于孔生，不羡其得艳妻，而羡其得腻友也。观其容可以忘饥，听其声可以解颐，得此良友，时一谈燕，则色授神与，尤胜于颠倒衣裳矣。”玩味小说情节和夫子自道，可以认为作者是用了并不确当的语言，表达了他感觉到的一个人生问题：得到“艳妻”不算美满，更重要的是“腻友”般的心灵、精神上的契合，不言而喻，美满应是两者的统一。1、塑造了一批聪明、热情、勇敢与封建礼教相对立的青年妇女的形象。喜剧故事《婴宁》，狐母所生、鬼母所养、天真无邪、爱花爱笑的少女婴宁，与痴情种王子服在元宵灯会由相识到相爱，曲折地表现对封建礼教、世俗婚姻的不满。•《小翠》一任自己个性自由发展的、带有一定民主色彩的妇女形象。•大胆追求爱情幸福《红玉》。2、塑造了不少“情痴”、“情种”的男性形象。•《阿宝》男主人公孙子楚。•《鲁公女》男主人公中的张于旦。3、提出了“知己之爱”的崭新的爱情观。《瑞云》名妓瑞云与贺生相恋。瑞云绝俗，不重财势；贺生钟情，忠于“知己”。篇中秀才盛赞：“天下唯有真才人为能多情，不以妍媸易念也。”《连城》连城与乔生结为“知己”，生死相爱。他们因心灵相通而相爱，为了爱情，他们可以放弃生命，可以魂魄相从，生死相依，贫富不能成为其障碍，幽明不能成为其阻隔。——美好，纯洁、高尚，就象诗一样，让人感动，神往。可以说，《连城》是一曲生死之恋、知己之恋的颂歌。3、抒发公愤，刺贪刺虐，也是《聊斋志异》的一大主题。蒲松龄生活的时代，官贪吏虐，乡绅为富不仁，压榨、欺凌百姓。位贱家贫的蒲松龄，秉性伉直，勇于仗义执言。抒发公愤，刺贪刺虐，成为《聊斋志异》的一大主题。如《促织》，写因为皇帝好斗蟋蟀，各级官吏纷纷进贡邀宠，里胥假机聚敛，造成民间家破人亡的惨剧。又如《席方平》写冥界贪贿公行，含冤者负屈难伸，受尽恐怖的摧残，实是现实社会的一种浓黑的缩影。《席方平》描写了冥府对一件冤狱的处理过程。借阴间写阳世，通过席方平到阴间代父伸冤的曲折过程，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官府自上而下的黑暗腐败和人民的含冤难伸。4、讥刺丑陋现象、颂扬美好德行。•这类篇章多数是直写现实人生，少用幻化之笔，而且是以现实的伦理道德观念作为美刺的原则。《画皮》王生被一女鬼迷惑吃尽苦头故事：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要被表象所迷惑。对于恶鬼，不能心慈手软，必须除恶务尽。对坏人慈悲，好人就要遭殃。•《妖术》故事说明鬼怪虽然外貌狰狞，本质却很虚弱，只要敢和他斗，就能取得胜利。•《贾儿》告诉人们，不但要勇于斗争，还要善于斗争。•《崂山道士》讽刺那些想学本事，又不肯付出艰苦劳动的人。艺术创新1、《聊斋志异》增强了小说的艺术素质，丰富了小说的形态、类型。其类型有：第一，情节型小说。《聊斋志异》中精心结撰的故事多是记叙详尽而委曲，有的篇章还特别以情节曲折有起伏跌宕之致取胜。第二，散文式小说。此类不重故事情节，没有什么故事性。第三，生活片段小说。许多篇幅不太长的篇章，只是截取生活的一个片段，写出一种情态、心理。•2、较之以前的文言小说，更注重对人物环境、行动状况、心理表现等方面的描写。作者善于通过环境描写，反映各类人物形象的性格。3、《聊斋志异》中许多篇章带有诗化倾向。•1、《聊斋志异》存在着诗入小说的现象；•2、《聊斋志异》的诗化倾向，不仅表现于小说叙事中运用了诗句、诗意，还表现于许多篇章程度不同地带有诗的品格特征。•3、另外，《聊斋志异》的叙事也吸取了诗尚含蓄蕴藉的特点。《王桂庵》•江畔邂逅，匆匆错过•苦守江畔，难觅倩影•倩影入梦，梦亦苦短•梦境成真，相许终身•提亲遭拒，好梦难圆•戏言成真，芸娘自尽•襁褓认父，花好月圆王桂庵芸娘孟江篱4、《聊斋志异》的语言特点是保持了文言体式的基本规范，适应小说叙事的要求，采用了唐宋以来古文辞日趋平易的一格，又揉合进了一些口语因素，形成了叙述语言平易简洁，人物语言则灵活多样的特点，幷在叙事状物写人诸方面达到了真切晓畅而有意味的境界。《红玉》“一夜，相如坐月下，忽见东邻女自墙上来窥。视之，美。近之，微笑。招以手，不来亦不去。”用文言句式，却明白如话，极凝练，却层次分明地写出了人物动态、情状。赏析小翠１.狐女流变史：狐精化人古已有之。后魏，“妇人着彩衣者，人指为狐魅”（《洛阳伽蓝记》），“唐初以来，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饮与之同之，事者非一主。当时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朝野佥载》）。唐宋，狐女故事日益增多。从狐怪小说来看，多数作品内容都荒诞怪异，情节粗陋，狐精形象也大都是作为否定形象出现的，极易使读者产生恐惧之感。唐人沈既济的《任氏传》、宋人刘斧《青琐高议》后集卷三的《小莲记》以及明人李昌祺的《胡媚娘传》是狐精形象逐渐向人性化发展的重要标志。清代《聊斋志异》才出现了成熟的狐女形象。２.小翠的主题：《小翠》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蒲松龄的高明之处在于善于把狐的特点和人的特点，并将两者巧妙自然地融汇在一起，从而使得狐中有人，人中见狐，难解难分。小翠就是一个集人与狐于一身的独特又可爱的狐女形象。小翠是狐精，她有许多不同于人的许多神异之处：她被送上门，人们却不知她是从何处来；她负气而去，也不知她去向何方。在王侍御和王给谏的明争暗斗过程中，小翠多次运筹帷幄，巧加安排，屡次化险；王侍御之子元丰又呆又傻，小翠却能在他沐浴于瓮中时施计治好了他的痴病。这些都是常人难以做到的。在日常生活中，小翠又是那样富于人情味。有一次，元丰挨了母亲的一顿打，大哭大嚎，小翠不仅替他求饶，在老夫人消了气离去之后，还替她拭泪痕，拍打身上的尘土，并且拿出枣和栗子来哄他吃，直至公子破涕为笑。小翠有着人的思想感情。不过，她的个性中依然隐含着“狐性”。如她的不知疲倦的“憨跳”、她的善谑、她的出格的美丽，都极易使人联想到狐。蒲松龄在小说的结尾写道：“……仙人之情，亦更深沉于流俗也。”借狐仙说世情，揭露上层社会尔虞我诈的种种情状以及流俗的污浊，才是小说的价值所在。首先，狐仙小翠天真烂漫的个性与王府的陈规陋习形成鲜明的对比。小翠进王家后，表现迥异于流俗。她贪玩，成天无拘无束地尽情嬉戏，有时穿一双小皮靴，把布球踢出几十步远，逗得傻丈夫汗流满面地来回跑着去捡。在遭到斥责时“俯首微笑，以手挽床”，事后依然“憨跳如故”。她的天真烂漫令人欣羡。传统道德对女子的要求是“笑不露齿”、温柔和顺，作者以赞赏的笔调来写对小翠的“越礼”行为，蕴含着对束缚人性的封建家长制的嘲弄与否定。其次，小翠高洁的形象是通过污浊的现实社会烘托出来的。小翠来到王侍御家，是为报恩而来的。王侍御在官场争逐中处于劣势，灭顶之灾时时威胁着他。王侍御的对手是王给谏。•王给谏嫉妒王侍御得宠，便设法加以陷害，王侍御忧心忡忡。在小翠的帮助下，王侍御多次化险为夷。•作品的题材就超越了家庭的界限，思想内容也就远远超出了因果报应的范围，“女寓黠于欢，寓警于戏”，它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激烈斗争与官场上互相倾轧的世态，揭露了官场的黑暗与世道的险恶。在小说的结尾，蒲松龄感叹小翠：“以无心之德，而犹思所报……始知仙人之情亦更深于流俗也！”的确，小翠对王侍御家的恩德可谓大矣。但是，仅仅因为小翠不小心失手打碎了他家的一个玉瓶，他们夫妇俩便怒不可遏，交口呵骂。小翠正是在他们的呵骂下愤而出走的。通过这一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