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宋词鉴赏论文-李贺神鬼诗悲剧意识的生成与审美管窥

诗宋词鉴赏论文-李贺神鬼诗悲剧意识的生成与审美管窥摘要:李贺是中唐时代一位独特的诗人。凄凉的人生境遇、体弱多病的生理特点、忧病畏死的心理特征、中唐社会的动荡和各种矛盾的激化,将他经世治国的理想抱负击个粉碎。所有这些促使他对人生、命运、死亡进行思索,其“鬼诗”便寄寓了诗人对现实的厌恶和对理想的探索,浸润着浓厚的悲剧意识。而其诗歌的悲剧意识具有独特的审美,即:以“病”为美,以“悲”为美,以“寒”为美,以“丑”为美,以“怪”为美。由此可见,李贺诗歌诉说的是一种与世抗争又无力抗争的现实,诗歌所透射出的恰是诗人内心强烈的悲剧意识。关键词:李贺;诗歌;悲剧意识;产生原因;审美在唐代诗坛上,天才而短命的诗人李贺以其“虚荒幻诞”的神鬼诗卓然突立、独树一帜而大放光彩。诗人以大胆、神奇的艺术想象,夸张渲染的笔触,刻画了众多栩栩如生的神鬼形象,描绘出神仙世界的平和安乐与幽冥世界阴森恐怖的景象和气氛,给读者留下深刻而难忘的印象。历来研究者莫不论及其神鬼诗,或云其诗“牛鬼蛇神太盛”,或评其才是“鬼才”,连其人也被称作“鬼仙”,至于李贺神鬼诗悲剧意识的成因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以为,虽然李贺创作鬼神诗的动因难于索解,但只要将诗人和诗作放到其所处的特定环境、文化背景中来研究,并把它与诗人的身世、经历、个性、气质、禀赋、生理及心理方面的特点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就一定能从中发现某种直接的或间接的因果联系。一、李贺鬼神诗悲剧意识产生的现实基础和原因1.充满无奈、悲凄的人生际遇奠定了李贺鬼神诗浓重的悲剧意蕴。李贺是李唐王朝宗室的子孙,“系出郑王后”。他曾以“唐诸王孙”自居。18岁那年,离家去洛阳求仕,遇到大文学家韩愈,得到了他的提携、鼓励,这使李贺欲涨的理想似扬起了风帆。元和五年(公元810年),李贺被选拔去长安参加当年的进士考试。但因李贺的父亲名为“晋肃”,“晋”与进士的“进”同音,为了“避讳”,李贺不应该参加进士考试,故此李贺落榜。元和六年,李贺仕途有了转机,去长安担任奉礼郎一职,司管婚丧嫁娶时的礼仪。然而,此官职位低下,这无疑加重了他性格中凄苦无奈的成分。任职三年后,李贺投奔潞州的好友张彻,在潞州幕府做幕僚,协助张彻办理公文。但好景不长,政治的突变使张彻抽身回了长安,以致李贺辞职归家。而此时他重病缠身,几经辗转才勉强回到家中,最终在家中病死。这样的人生境遇决定李贺的悲剧性性格,抑郁、孤傲成为李贺性格的主题。一方面,他自我尊崇,要求确立个人的独立品格;另一方面又顾影自怜,想得到别人的提携和保护。在自大和自卑两个极端中间,他始终没有找到真正的平衡,“生活越不如意,越想象。而想象越超越现实,反衬现实越凄苦,这样连锁式的反应,使李贺陷入苦痛,无法挣扎。”[1]这为李贺诗歌的悲剧意蕴打下了人格基础,也使其鬼神诗包孕浓烈的悲剧意识。2.祭神诛鬼的社会风俗和奉礼郎的职业生活决定诗人神鬼诗的悲剧内容。李贺曾任奉礼郎之官职,神鬼诗是其诗歌创作主体,当时社会普遍盛行的祭神诛鬼的社会风俗和奉礼郎的职业也是李贺创作神鬼诗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唐代道教活动盛行,几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到处都有巫事、斋撰等活动,道教的思想成为当时社会普遍流行的观念。在李贺的鬼神诗中,直接记载和描述了祭神诛鬼的迷信活动,如《绿章封事》中,诗人就自注“为吴道士夜作”,连诗之内容也是诗人为吴道士代写的向天帝的奏章,祈祷天帝降幅人间,救人困厄,并为抱恨而死的穷士招魂。《神弦曲》写女巫迎神、娱神以及神诛妖讨魅的情景;《神弦》写女巫焚香击鼓、浇酒迎神、享神及送神的过程。“读此章,使人神意森森,如在古祠幽暗中,亲睹巫赛神之状”(《李贺诗歌集注》286)。倘若诗人人没有亲自参加活动,这些感受很难写出。奉礼郎之职责就是“掌君臣版位,以供朝会祭祀之礼”,其主要工作就是为皇家宗庙、陵墓及社稷祭祀作赞导和礼相。这样,他不仅是祭祀活动的参加者,更是组织者、指挥者。这种职业决定了他必然信奉鬼神。据段安节《乐府杂录》“驱傩”条记载,每逢宫中晦日举办驱逐鬼魅宗教活动,太常寺各官员都要恭临“并押乐在殿前”。长期“风雪直斋坛”的生活,与鬼神打交道的经历,耳濡目染和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李贺的心灵深处逐渐构成一个别于现实世界的神鬼世界,并为其观察事物、考虑问题带来一种根深蒂固的深层潜意识,从而对诗人人的心理和诗歌创作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并有着最直接的因果联系。这些脱离现实的鬼神诗,浸润着诗人对现实生活的暂时超脱和自身悲剧深刻思考。3.体弱多病的生理特点和忧病畏死的心理特征决定了李贺神鬼诗的悲剧意识。李贺神鬼诗的创作固然与当时社会风俗和奉侍郎的职业有关,但与诗人的个性、禀赋、生理及心理的与众不同也有关系。李贺从小多病,身体一直不好,终年与药为伍。长期疾病缠身使得敏慧的诗人焦虑万分,并由此产生一种早夭的预感,这像一块如磐巨石压迫着他,造成其沉重的心理负担。这种精神上慎重负担与心理上的巨大压力超过了一个少年的心理承受能力,由此常产生一种病死的念想与幻觉。反映到诗人的创作中来,便表现为对病的哀叹与无奈,对死的恐惧与悲愁,对生的留恋与渴望,从而形成其诗歌对“人”、“鬼”、“神”的反复歌吟。吟神咏神是诗人心理变态的表现,是与诗人体衰多病的客观状况紧密相连的。正因为其头脑中有着神鬼的幻念,才使其遇到本不相干的事也会自然地把它和鬼神联系起来。其临终时还念念不忘天帝召他作记,正是其心灵深处鬼神的潜意识的反映和表现。故诗人一描写到鬼神,便笔法灵动,宛如神助,创造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神奇境界,清代姚文燮《昌谷集注》选黄心甫的序,云“少陵多愤,愤则肆,则亢;长吉多俱,俱则匿,则诡。”此言道出了李贺鬼神诗创作的奥秘和特点。无论史书记载,还是李贺诗中,我们都能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李贺有一张怪诞的面孔和一个多病之躯,时刻都要面对疾病所带来的诸多痛苦和无奈。4.社会的动荡和各种矛盾的激化加重了李贺鬼神诗的悲剧感染力。李贺生活在唐德宗贞元年间至唐宪宗元和年间。元和年间是中唐政治情势变动剧烈的年代,藩镇割据表面虽有所收敛,实际上地方势力与中央集权的矛盾愈来愈尖锐,藩势对唐王朝的威胁很大。同时,李唐朝廷内部有识之士远离君侧,朝政变得松弛,盛唐的清明政治荡然无存。一股大厦将倾的危机感时刻浮现在文人的思想意识里,这无疑构成了李贺文学作品悲剧意识的社会基础。从诗人鬼诗形成的原因可以看出,诗人对死亡、鬼神的歌吟不是故作“鬼神之语”,而是在生命忧患压抑和社会动荡中自己灵魂的痛苦呻吟,他表达的是内心种种急需发泄的压抑已久的情感,是在对鬼神的吟咏中去排解生命与人生思考中的抑郁痛苦情绪。所谓鬼诗,不过是借鬼写人而已,那些鬼诗意象看似一幅风景画,实际是诗人借以抒发情感、表现理念的载体。当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不可调和时,他既对死充满了恐惧,又对死抱着某种幻想和希望——也许冥界可以让人解脱。李贺正是以此来写他对冥界的恐惧和绝望以及对死亡的否定。二、李贺鬼神诗悲剧意识审美李贺是唐代众多著名诗人中卓有建树的一个,他的诗歌历来以悲凄、怪诞、苦艳著称。李贺生活在中唐,战乱、入仕不济、多病缠身等诸多因素聚集于一身,这使得李贺在其诗歌中灌注了强烈的悲剧意识。毋庸置疑,贺诗歌所渗透出来的美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独树一帜。1.“病态”之美。李贺在创作中倾注了大量对于病态美的追求。病痛是李贺一生最无奈也是最无法超越的,但李贺在诗中从不避讳伤病,相反,顾影自怜的性格习惯使得李贺偏爱于将诗中的自我形象塑造成了一个弱不禁风、满身病态的书生的形象:“自言汉剑当飞去,何事还车载病身”(《出城寄权球、杨敬之》)、“病骨犹能在,人间底事无?”(《示弟》)、“犬书曾去洛,鹤病悔游秦”(《始为奉礼忆昌谷山居》)、“泻酒木栏椒叶盖,病容扶起种菱丝。”(《南园十三首》)、“咽咽学楚吟,病骨伤幽素”(《伤心行》)、“病客眠清晓,疏桐坠绿鲜”(《潞州张大宅病酒,遇江使寄上十四兄》)、“思焦面如病,尝胆肠似绞。”(《春归昌谷》)、“邻凶不相杵,疫病无邪祀”(《昌谷诗》)[2]。由此看来,“病态”成了李贺展示自己内存气蕴的一种写作意象。2.“寒冷”之美。如果要以温度来定位诗歌,李贺的诗无疑应该属于“寒”的范畴。《李凭箜篌引》“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梦天》“老兔寒蟾泣天色”中描写仙境月宫是寒的,《春坊正字剑子歌》“隙月斜明刮露寒”中剑光是寒的,《雁门太守行》“霜重鼓寒声不起”中战场上的鼓声是寒的,《秋来》“桐风惊心壮士苦,衰灯络纬啼寒素”中灯下苦读是寒的,《老夫采玉歌》“老夫饥寒龙为愁,蓝溪水气无清白”中采玉人的生活也是饥寒交迫。李贺在《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并闰月》的十三首诗中,有八处提到“寒”、“冷”,甚至在描写七月景致的诗句中也没有离开“寒”:“仅厌舞衫薄,稍知花簟寒”(《七月》)。据笔者统计,整个李贺诗集中,“寒”字共出现58次,“冷”字出现了19次。大量寒调词语的使用,使李贺诗歌透着孤独、冷清的氛围,他正是借助悲凉凄冷之审美意象哀叹着自己仿徨无奈的生命。3.化“丑”为美。唐代诗歌到了贞元、元和年间,又出现了一个高潮,与白居易、元结、王建、张籍等人的求实求俗诗风不同,孟郊、贾岛、李贺等人则以求奇求怪为其共同的创作倾向和诗歌特征。当孟郊、李贺等人在封建制度走向衰败,敏锐地感受到人、自然、社会之间的不和谐、不完整、不正常的时代特征时,他们走向了与元白诗歌截然不同的诗歌创作道路,努力在残缺而丑陋、血腥而怪异的想象和画面中,发掘其中蕴涵的某种有别于他人的独特审美感受,于是求奇求怪、求僻求险成为这一诗派的共同审美特征。“如果说孟郊以瘦骨嶙峋、瘁索枯槁为美,韩愈以光怪震荡为美,李贺则可以说是以丑为美写诗的专家。”[3]李贺笔下,荒园残殿、牛鬼蛇神等一系列形象构成了一个异常阴森恐怖的世界。与常诗不同,李贺在这些诗中所塑造的形象无一例外都是一些极丑的东西,地点是荒郊野外,形象是孤魂野鬼,气氛阴森煞人。如:“愿携汉戟招书鬼,休令恨骨填篙里”(《绿章封事》)、“呼星召鬼歆杯盘,山魅食时人森寒”(《神弦》)、“鬼灯如漆点松花”(《南山田中行》)、“青狸哭血寒孤死”(《神弦曲》)、“毒虬相视振金环,狻猊猰貐吐馋涎”(《公无出门》)等等,所有这些诗歌,在塑造丑境方面都有着李贺独特的艺术风格。大自然有“物极必反”的规律,当诗中的形象丑到极点时,也便演变成了极美。李贺恰是在极丑中塑造着极美的艺术形象,同时,也在丑中寻找美的切入点。从这一意义上讲,营造丑境、化腐朽为神奇、把形象化丑为美是李贺鬼神诗在创作上的突破。4.“怪奇”之美。怪诞作为一种艺术风格,常常体现在用晦涩隐喻的手法表现作者的苦衷、愤怒和嘲讽。谢榛《四溟诗话》云:“予夜观李长吉、孟东野诗集,皆能造语奇古,正偏相伴,豁然有得。并夺搜奇想头,去其二偏:险怪如夜壑风生,暝岩月堕,时时山鬼精火出焉;苦涩如枯林朔吹,阴崖冻雪,见者靡不惨然。”谢要去掉的“二偏”,正是李贺诗歌的独特魅力。孟郊以瘦骨嶙峋、枯槁危艰为美;李贺则以诡异恐怖为美写诗。李贺的鬼神诗创作受屈原楚骚影响很大,杜牧在《李长吉歌诗序》中明确指出贺诗“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王文禄《诗的》云李贺诗“法《离骚》,多惊人句。”从李贺鬼神诗创作中,我们也可以明显看出其与屈原楚骚间的渊源关系和内在联系,李贺的《帝子歌》、《巫山高》、《神弦别曲》等作品显然与屈原的《九歌》等篇有渊源关系[4]。李贺在诗歌创作上竭力求新求变,而不屑于循规蹈矩,为此而呕心苦吟,独辟蹊径,探求超脱常规的构思、表现方法,从而以其奇妙的构思、瑰奇的意境、悖理的变形手法、滞涩的语言创造了“长吉体”诗。在诗歌的语言上,李贺总是殚精竭虑地避俗求新,遣词造句努力打破旧有的模式和说法。“别浦”、“冷红”、“恨鬓”、“绿鬓”、“夜紫”等一系列从没有见过的字眼在李贺的诗中经常出现,求冷、求硬、求生成了李贺在遣词造句上的目标。李贺诗歌“以怪为美”的艺术风格正是形成其奇诡艳丽、虚荒诞幻独特艺术风格的重要原因。参考文献:[1]李力.李贺诗歌感伤色彩形成的人格因素[J].长春大学学报,2000,(4):61-63.[2]叶葱奇.李贺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