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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的考量与审度：置于逻辑紧张中的视角确认社会学自诞生伊始，便一方面秉承着现代性的承诺，宣称通过与传统决裂，凭借其独特的“想象力”必将超越孤立个体的情感冲动、价值视野和非理性行为，从而把握住人类社会实践的规律，进而阐明某种有秩序的社会构造的内在机理。但另一方面，它又面临着令人沮丧的事实：曾经普遍渗透于社会、文化和宗教等互赖、共存维度上的“神圣范畴”与“终极价值”，并没有因为理性的觉醒与祛魅的执着而被彻底驱逐，相反意义缺失与道德焦虑一如既往甚至尤甚于前。或许这将注定社会学的宿命就是不得不在既回应现代性驱迫又直面传统性考问的夹缝中确立、彰显其学科存在的合法性。而断裂中的延续、区隔中的统合、对立中的转关兴许本身就是社会学学科演化的基本轨迹。而本文力图探析的正是社会学到底嵌入且穿行于哪些紧张关系之中？它整个的演进、生发又贯穿着怎样的理论逻辑？基于这一逻辑，其考量与审度社会与人的基本视角又是什么？一、紧张与穿行：社会学的理论逻辑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曾说：“社会学起源于现代性的来临――即起源于传统社会的分解和现代社会的巩固与发展过程中。”[1]他认为“现代性是社会学关注的核心问题”[2]。由此，亦可断言，社会学是对因现代性来临而引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知识回应。而从现代性指向与传统性习惯既疏离、断裂又承续、勾连的复调关系中所引申出来的个人自由与集体规约、科学说明与价值体悟、普遍客观与特殊主观、静止闭合与流变开放等维度上的矛盾冲突，便既是现代社会问题引发的基本根源，亦构成了社会学理论逻辑延展所嵌入的基本紧张，且不同社会学理论体系之间的分殊对立以及各个社会学家言说自身内在的摇摆抵牾（包括其为了应对挑战而不断进行的调适修正、更张整合）都正是其反复穿行于这种紧张态势中的一种折射。以下便是其紧张关系的两个基本层面：（一）启蒙与反启蒙的紧张克里斯?希林在其《社会学何为》一书中曾说：“社会学乃至现代社会科学兴起之时的思想背景，是由中世纪之后数百年间的种种变迁，以至启蒙运动与反启蒙运动中对于这些变迁的种种回应所塑造的。”[3]事实上，当理性的觉知使得“共同体”、“普遍善”、“终极追问”、“神圣范畴”及与此紧密相关的宗教信仰、道德崇奉都黯然失色，自我超越且“道德自足”的创造性“个体”被大大强调，对群体价值纽带与集体情感的关注让位于对理智及其指导下的自由个体的社会行动与“理性”、“科学”的组织协调的“研究”时，自认为已经完成启蒙过程的人宣称能为“世俗空间”确立一套有助于社会进步的理性秩序。这是典型的“启蒙”取向与姿态。其间我们可以鲜明地看到个人高于社会、理智高于情感与信仰、个体行动自由高于群体秩序规制、普遍规律高于特殊意义、科学研究高于价值判断的强烈倾向。而在另一方面，反启蒙取向则对个体权利自由伸张、群体纽带断裂以及理性对“生活世界”的侵蚀甚至殖民化所带来的道德后果感到忧虑与绝望。他们拒绝“断头台博士”[4]的理性宣教，并将出于功利的目的及带来现世幸福的承诺而对人进行的管制或征用称为“庸俗的生命之敌”[5]，且坚持认为社会或群体的特性不可化约为个体的习性，行动意义的最终来源绝不是行动个体的主观赋予。总之，“它关注共同体，关注社会秩序与人的意义当中无关乎理性的维度”[6]。并坚信在前理性、前契约的意义上，社会有着一种能超越构成它的个体的总体属性，即在一个更加整体论的情境下，整体大于构成它的部分之和[7]。而这种共存、互赖基础上的集体存在方式本质上具有某种“突生性”与“超灵性”[8]，因此无法将其简单还原为个人功利抉择与理性实践的简单叠加，而必须将社会重新植入到集体意识与共通知识的意义网络中才能得到理解与阐释。综上可见，社会学从其发展初始便深深嵌入在启蒙与反启蒙深刻紧张之中。由此，它一方面因为启蒙的追问，力图驱散道德的迷雾，而视行动为工具性的、去道德的合理性实践，那秩序当然就是“行为主义”[9]的且基于理性关系而言的一个“科学范畴”；而另一方面它又可能因为反启蒙的召引，而力图复归群体纽带的维系，于是视行动为“规范性”[10]的、充满道德意涵的价值实践，那与此相应的秩序所指必然就是意志主义的且基于共享意义而言的一个“道德范畴”。至于具体的社会学理论则常常将其各自取向分别定位于“启蒙”与“反启蒙”所构成的两极连续谱之间的某个点上，且基于学者背景及社会格局的演化而显示出某种穿行摇摆态势。（二）实证与非实证的紧张当社会学伴随着现代性来临而诞生时便注定其会将“科学”作为自己学科合法性的基石，而其创始人亦信誓旦旦地承诺实证主义乃是其有别于哲学与宗教研究的根本方法论取向，即认定任何真正的社会学都必须采取一种所谓“科学的”自我意识，且以经验观察为基础，并以经验取向驱逐任何“哲学的”或“形而上的”问题意识[11]。它从一种近似于纯粹“自然主义”的角度出发，宣称“不仅研究者的承诺不会影响他或她的数据，且一般性概括也完全基于客观的证据”[12]，而其社会理论的形成路径正是通过观察而概括或者说通过归纳而建构。总之，所谓“实证主义”倾向就是将“理论化约为事实”。它设定：“科学在其他领域中的认识论假设和标准完全适合于社会行为的研究”，而“在一门排斥了‘哲学’问题，且相应地，经验观察也就完全不成问题的科学中，具有理论性或一般性的问题只有在与这样的经验观察相联系时才能得到正确的处理”[13]。同时它还认为社会学甚至整个社会科学的进步源于对经验世界不同侧面的专注，因此拒绝理论、理念等更一般、非经验的结构性分歧与冲突污染其学科视域。但同实证主义完全剔除非经验的涵义且致力于纯粹观察的表达形式，并以定量化、数学语言化标榜其科学性相对的是反实证主义的取向[14]。它坚持认为，“由于内在意义的无限变化性和相对不可把握性――即由于人文研究课题的‘非物理的’或至少‘非经验的’方面――预测和说明所要求的普通范畴和客观论证是不可能达成的。”[15]同时还论证说无论在经验还是理论的方面，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倾向都导致了社会学想象力的枯竭（即不仅使经验探究领域陷入贫困的境地，而且还使理论传统本身存留下来的那一部分也枯竭了）[16]，且最终限制了理论知觉的深度，使得其分析难以获得一种充分的自我理解，进而引起理论体认的自我混乱[17]。事实上，社会学自其发源便始终嵌入在实证与非实证的深刻紧张之中，而其理论演化的整个过程皆刻写着此二者纠缠互构、消长进退的痕迹。或许社会学本身就是矛盾的化身，因此将无法企图达成其彻底的平衡与融通，但为此展开的探索从未停止，其中亚历山大的后实证主义所开辟的所谓“多维度理论的道路”[18]便不失为一种启示。它力图调和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客观主义、实验逻辑与唯心主义、相对主义、主观主义、理论逻辑之间的内在冲突，主张走出科学与人文、经验与理论、一般与特殊等二元对立，希望基于研究对象的性质，正视社会科学连续体各层面上的显著分殊与差异[19]，“真正地反思科学活动的复杂性”，开放地包容科学思想中各种成分间既彼此依赖又分别自主基础上的关联与对话[20]。他还进一步声称：“如果社会科学的本性要得到恰如其分的理解，如果其真正的潜能要获得充分完全的实现，那么，在给予从经验中进行归纳时所依循的方法论规则以一种高度的重视的同时，还必须努力地创立一种能够说明发自更一般原则的反方向运动的‘理论的方法论’。”[21]二、考量与审度：社会学的基本视角置于上述逻辑紧张格局中的社会学，其学科审视的基本视角是什么呢？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彼得?伯格在其《与社会学同游――人文主义的视角》一书中提出社会学的基本视角包括：社会在人、人在社会及社会如戏。在他看来，这三个基本视角既综合透视了社会外在场域与个体内在惯习之间基于实践过程与互动游戏融通互构的紧张、流变关系，又从宏观文化及制度结构与微观的角色扮演之间“矛盾转关”的角度全面阐发了社会何以组织起来并有效运行的内在机理。具体来看其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一）社会在人在伯格看来，抽象、宏阔的社会最终必须具体化为个人的角色扮演及角色关系。我们看不见概念化的社会却可以看见实在的个人基于不同社会地位而展示的特定角色表演。他认为，角色代表着制度秩序，即个人并非全然基于自我偏好扮演其角色，或者说角色本质上就是社会共享意义的外在彰显，“演员”行动看似非常个别与随意，但实际上他或者她已经承载了社会赋予他们的角色期待与结构性安排。当其顺应这种“脚本”的安排时，角色可能意识不到约制的存在，而只有当角色表演越出了脚本的预设与定位时，他们才会因为其“越轨”行为而受到群体规范的惩罚与矫正。但必须承认，这一制度秩序最终作用的持续有效发挥并非完全基于强制，因为“角色”地位的意义是群体共享的，它经由群体内一系列互动实践早已渐进地内化入了各个具体行动者的自我觉知之中，也即是说“我们的指望正是社会对我们的期望，我们想要服从社会，我们想要得到社会指派给我们的角色与地位”[22]。行动者的“角色意识”是外在规制与内在合法性认同贯通共谋的结果。而一切社会规则体系（包括道德、伦理、法制、习俗等）正是依托于这一机制而有序运行的。总之，社会学的视角要求我们首先看到个人意识、实践与行动的基底作用，因为它是社会得以组织化、结构化的前提。（二）人在社会在伯格的视域中，社会是制度的聚合物，每个个体按其社会分层而制度性地嵌入在不同的资源结构及文化结构中，而这种结构性设置本质上亦是一种社会控制体系。其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化了的游戏规则，早在我们上场游戏前就已经“固化”，其所提供的程序将行动者的行为模式化，令其被迫沿着让社会满意的渠道前行[23]。具体而言，当现代性来临，现实社会经由所谓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等嬗变转型时，社会控制系统便穿透血缘、地缘隔膜、打破初级群体与“差序格局”的限制，依托社会分工基础上的职业关联、科层分化及民族国家的政治统合而渗透到了个人生活的所有侧面。其发挥作用的基本路径是：通过个人社会化历程中一系列组织化、仪式化的惩罚与规训过程（或许包括讥讽、闲话，羞辱、放逐，强制精神治疗等[24]），依托参与者的具体实践，将社会取向的制度化意义转化为个人取向的情境性意义，也就是各个行动者通过符号表征的持续交互作用渐进达成威廉?托马斯所说的“情景定义”。而这种互动共谋基础上的定义足以对制度何以如此进行阐释与证明[25]，它不仅外在地界定与规划了个体的社会地位，也内在地模塑与制约着个体行为方式及人际互动模式。总之，社会学的视角要求我们在看到个人主体意志作用的同时，也要看到社会结构对个人的约制、形塑作用，或许实然运行的社会样态总是制度化与合法化贯通，群体秩序与个人选择互构的结果。（三）社会如戏对伯格而言，社会分层格局、社会等级序列与社会角色预期等型构成了我们每个人实践行动及人际互动的“结构”，但我们并非完全无法“逃离”此结构的规制以获取所谓“自由”。他认为即使人与人之间基于社会互动凸显出了诸种符号性差异，比如身份、地位及与之相关的权力、财富、声望等，但这种符号标识与个人存在之间的关系仍旧随着社会实践的进程在不断流变重构着。暂时拥有不同社会资源的人围绕着资源操控权进行着持续的博弈，而互动规则的合法性争夺则贯穿其发展始终。没有确定不一、不可磋商的“剧本”，当然也就不存在一成不变、不可再构的角色，参与社会互动的各方常常既在常规之中又竭力越出惯例之外，总是基于不同的形势与时机与自己先定的所谓“社会角色”若即若离，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彰显其自我存在的价值及意义，此正如伯格所言：“个人的个性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无与伦比的特性。”而只有非本真的存在才会在匿名的人中失去自我，并把自己独一无二的特性拱手出让给社会建构的抽象概念[26]。也即是说，整个社会并非闭合僵死的刚性“结构“，其运行恰如一场互动游戏，其间充满了践行的情境性与新意义浮现的机变性，而游戏的创造性、狂欢感及与过往的断裂感令参与者兴奋且跃跃欲试。总之，社会学的视角要求我们在看到社会结构规训下个体不自由的同时，更要看到社会游戏层面上个体意义创造的自由，揭示其交互关联、博弈进退的流变路径与演化模式。综上所述，社会学兴起于两次大革命之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