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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选读皖肥西中学石玉成制作儒家人物：荀子“没有荀子，就没有汉儒；没有汉儒，就很难想象中国文化会是什么样子的。”——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生平简介：乱世哲人——荀子荀况，即荀子，号卿。约生于公元前313年，死于公元前238年。战国时赵国（在今安泽一带）人。他是战国末期儒家学派中的大师，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教育家。李斯、韩非都是他的学生。荀况一生到过很多地方。曾在齐国游学，在稷下（今山东临淄北）学宫同各个学派的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和讨论，并多次担任学宫祭酒（行礼时的首席）。后来又到过秦国、赵国。晚年在楚国任兰陵（今山东苍山县兰陵镇）令，著书立说，直到逝世。荀子博学深思，其思想学说以儒家为本，兼采道、法、名、墨诸家之长。他以孔子、仲弓的继承者自居，维护儒家的传统，痛斥子张氏、子夏氏、子游氏之儒为“贱儒”，对子思、孟子一派批评甚烈。其对孔子思想有所损益，政治思想中突出强调了孔子的“礼学”，颇有向法家转变的趋势，后期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李斯都出于荀子门下，并非完全偶然。乱世哲人——荀子学说融汇贯通，独树一帜由于荀子处在战国末期的时代，诸子各派的思想学说均已出现，这使得他不仅能采纳诸子思想，又可以进行批判和比较，所以荀子的思想非常丰富。可以说，宇宙论、人性论、道德观知识论、教育观、文学、政治学、经济学、逻辑学等各个方面，荀子都有很大的建树。一、天道观：“天”就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自然界具有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荀子提出了“天人相分”的观点。认为天不能主宰人类，自然界的奇异变化与人类无关，而人类也不能把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给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实行正确的措施，去发展农业生产，才能保存自己，否则事情就要办糟。在主张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荀子进一步提出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制天命而用之”的控制、征服自然的思想。二、认识论：荀子认为世界是可知的，它通过人的形体机能而进行。认识的过程是通过“天官”（感官）接触外界事物，再由“天君”（思维器官）进行理性的加工（“征知”），即主客体相结合。“心”（思维）是认识的重要阶段。三、人性论：“性恶论”。他认为，人性是与生俱来的、质朴的一种自然属性，所以人性就是“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而人性的“善”则是后天人为的。“善”是后天环境和教化学习的结果。荀子的“性恶”论与孟子的“性善”论有极大的区别，但就通过教育感化民众这一目的而言，他们又是一致的。四、礼论“礼”的思想是荀子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观念。“礼”是“先王”为了调节人们的欲望、避免战乱而制定出来的“度量分界”。“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强调，“礼”是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和治国的根本。五、教育观学习对人是至关重要的，“学不能已”，“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荀子·劝学》）。教育决定了人后天的成长，他指出，知识和德性修养是通过积累而成的，“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荀子·劝学》）。学无止境、后来者居上，“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孔孟只讲“仁义”，不大讲兵，荀子却大议其兵。而议兵又不离仁义。孔子以“仁义”释“礼”不重“刑政”，荀子则大讲“刑政”，并称“礼”“法”。孔孟重视内心的发掘，荀子强调外在规范的约束。孔孟荀的思想比较儒家的开山鼻祖是孔子，其时，“天下无道”。为了恢复周礼，孔子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一整套学说。仁的具体含义是“爱人”，即是一种博大的同情心；仁是一种宽容忠恕的精神，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还是一种效、忠的品质，家族内部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在社会生活中“忠君爱国”。“克己复礼为仁”，如果说“仁”是人的完美的品质修养和高尚的精神境界，那么礼”就是制度、规范。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的思想，不仅认为人天生就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善端的萌芽，经过一番“修身”、“养性”的培养，就可以发展成为“仁义礼智”的“四德”。他进一步以这种人性论为基础，提出了“仁政”学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荀子主张“天人相分”，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有其职分和规律，即自然运行法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并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思想。和孟子的性善说相反，荀子认为人性生来是“恶”的，“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要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才可以为善，他重视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同孔孟子不同，荀子不仅“隆礼”，而且“重法”，荀子建立他的礼治和法治相结合的政治观，坚持儒家“正名”之说，强调尊卑等级名分的必要性，主张“法后王”，即效法文、武、周公之道。《天论》选读治乱，天邪？曰：日月星辰瑞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社会的太平和动乱，是天决定的吗？回答说：日月星等天体运行和历法现象，这是夏禹和夏桀同有的自然条件，夏禹凭借这样的自然条件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夏桀却把国家搞乱了，所以太平和动乱不是天决定的。时邪？曰：繁启蕃长于春夏，畜积收臧于秋冬，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时也。是时节变化决定的吗？回答说：庄稼在春夏都生长茂盛起来，在秋冬则收获储藏起来，这又是夏禹和夏桀同有的自然条件，夏禹凭借它把国家治理好了，夏桀却把国家搞乱了，所以治乱不是时节变化决定的。地邪？曰：得地则生，失地则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地也。诗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谓也。是地理条件决定的吗？回答说：庄稼得到土地便生长，离开土地就死去，这又是夏禹和夏桀同有的自然条件，夏禹凭借它使国家大治，夏桀却把国家搞乱了，所以治乱不是土地决定的。。《诗》云：“天生高大的岐山，太王使它大发展；太王已经造此都，文王使它长平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也辍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上天并不因为人们厌恶寒冷就取消冬季，大地并不因为人们厌恶辽远就废除宽广，君子并不因为小人的叽里呱啦就中止行动。上天有经久不变的规律，大地有经久不变的法则，君子有经久不变的规矩。？”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计其功。诗曰：“礼义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谓也。君子遵行那常规，而小人计较那功利。《诗》云：“礼义上我错误不犯，何必担忧人说长道短。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楚王后车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饮水，非愚也；是节然也。若夫志意修，德行厚，知虑明，生于今而志乎古，则是其在我者也。楚王外出时随从的车子有上千辆，并不是因为他聪明；君子吃豆叶、喝白水，并不是因为他愚蠢；这种情况是时势命运的制约造成的。至于思想美好，德行敦厚，谋虑精明，生在今天而能知道古代，这些就是那取决于我们自己的事情了。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进也；所以，君子慎重地对待那些取决于自己的事情，而不去羡慕那些取决于上天的东西；小人丢下那些取决于自己的事情，而指望那些取决于上天的东西。君子慎重对待那些取决于自己的事情，而不去羡慕那些取决于上天的东西，因此天天进步；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故君子之所以日进，与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君子小人之所以相县者，在此耳。小人丢下那些取决于自己的事情，而指望那些取决于上天的东西，因此天天退步。所以君子天天进步的原因与小人天天退步的原因，道理是一样的。君子、小人相差悬殊的原因，就在这里。星队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流星坠落、树木发响，国内的人都害怕，说：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没有什么啊。这是自然界的变异、阴阳二气的变化、事物中很少出现的现象啊。觉得它奇怪，是可以的；但害怕它，就错了。那太阳、月亮发生日食、月食，旋风暴雨不合时节地突然袭击，奇怪的星星偶然出现，这些现象没有哪个时代不曾有过。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夫星之队，木之鸣，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君主英明而政治清明，那么这些现象即使在同一时代都出现，也没有什么妨害；君主愚昧而政治黑暗，那么这些现象即使一样都没出现，也毫无裨益。那流星的坠落、树木的发响，这是自然界的变异、阴阳二气的变化、事物中很少出现的现象啊。觉得它奇怪，是可以的；但害怕它，就错了。物之已至者，人祆则可畏也：楛耕伤稼，枯耨失岁，政险失民；田秽稼恶，籴贵民饥，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谓人祆。在已经出现的事情中，人事上的反常现象才是可怕的。粗放地耕种而伤害了庄稼，粗放地锄草而妨害了年成，政治险恶而失去了民心，田地荒芜而庄稼长不好，米价昂贵而百姓挨饿，道路上有饿死的人，这些叫做人事上的反常现象；政令不明，举错不时，本事不理，勉力不时，则牛马相生，六畜作祆：夫是之谓人祆。礼义不修，内外无别，男女淫乱，则父子相疑，上下乖离，寇难并至：夫是之谓人祆。政策法令不明确，采取措施不合时宜，具有根本意义的农业生产不加管理，发动劳役不顾农时，那么牛就会生出像马似的怪胎、马就会生出像牛似的怪胎，六畜就会出现怪异的现象，这些叫做人事上的反常现象；礼义不加整顿，内外没有分别，男女淫荡混乱，而父子互相猜疑，君臣离心离德，外寇内乱同时到来，这叫做人事上的反常现象。祆是生于乱。三者错，无安国。其说甚尔，其灾甚惨。勉力不时，则牛马相生，六畜作祆，可怪也，而亦可畏也。传曰：“万物之怪书不说。”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则日切磋而不舍也。人事上的反常现象实产生于昏乱。上述这三类反常现象交错发生，就不会有安宁的国家了。这种人事上的反常现象解说起来道理很浅显，但它造成的灾难却很惨重。这是可怕的，但不值得奇怪。古代解释经文的书上说：“各种事物的怪现象，经书上不作解说。”没有用处的辩说，不是急需的明察，应该抛弃而不加研究。至于那君臣之间的道义，父子之间的相亲，夫妻之间的区别，那是应该每天切磋琢磨而不能丢掉的啊。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祭神求雨就下雨了，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没有什么，它就像不去祭神求雨而下雨一样。太阳、月亮发生了日食、月食就营救它们，天气干旱了就祭神求雨，占卜算卦然后决定大事，古人并不是认为这些做法能得到所祈求的东西，而只是用它们来文饰政事罢了。所以君子把这些活动看作为一种文饰，但老百姓却把它们看得神乎其神。把它们看作为一种文饰就吉利，把它们看得神乎其神就不吉利了。在天者莫明于日月，在地者莫明于水火，在物者莫明于珠玉，在人者莫明于礼义。故日月不高，则光明不赫；水火不积，则晖润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则王公不以为宝；在天上的东西没有什么比太阳、月亮更明亮的了，在地上的东西没有什么比水、火更明亮的了，在物品之中没有什么比珍珠、宝玉更明亮的了，在人类社会中没有什么比礼义更灿烂的了。太阳、月亮如果不高挂空中，那么它们的光辉就不显著；水、火如果不积聚，那么火的光辉、水的光泽就不大；珍珠，宝玉的光彩不显露于外，那么天子、诸侯就不会把它们当作宝贝，礼义不加于国家，则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