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汉学研究(一)四川外语学院中文系内容提要一、亚洲的汉学研究1、日本2、朝鲜3、其他亚洲国家二、欧美的汉学研究1、法国2、英国3、德国4、美国5、其他欧美国家三、俄苏汉学研究绪言:汉学及汉学研究①(西文Sinology)指国外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哲学宗教、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工艺科技等各种学问的综合性学科。又称中国学。②汉代人研究经学注重名物、训诂,因而后世称“研究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为汉学。海外汉学的诞生海外汉学从其诞生起就同中国学术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近现代学术的产生和近现代西方汉学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她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者与汉学家们互动的结果。利玛窦与徐光启,理雅格与王韬,王韬与儒莲,伯希和与罗振玉,胡适与夏德、钢和泰,高本汉与赵元任等等……,汉学家与中国学人的交往我们还可举出许多例子,正是在这种交往中双方的学术都发生了变化,互为影响,相互推动。戴密微在厦门大学任教,卫礼贤执教于北大讲坛,陈寅恪受聘于牛津、剑桥,在20世纪20、30年代双方的交往比今天还要频繁。就中国来说,正是在这种交往中中国学术逐步地向现代化形态发展。如果把日本宋学作为日本汉学的独立形态,日本传统汉学当形成于14—15世纪,它已有近600年的历史;如果把利玛窦入华作为西方早期汉学,即“传教士汉学”开始的标志,它已有近400年的历史;如果把1814年12月11日法国法兰西学院正式任命雷慕沙为“汉、鞑靼、满语言文学教授”作为“西方专业汉学”诞生的标志,西方专业汉学也已走过了近200年的历程。中国近代学术从传统的注经转变为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一个重要因素是受启于海外汉学。陈寅恪任教清华之初,遵循地道的欧洲汉学及东方学方法,讲授欧洲东方学研究之目录学。汉学研究对象从汉学发展的历史和研究成果看,其研究对象不仅仅是中国汉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实际上是研究包括中国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整个中国的学问。由于汉民族是中国的主体,而且汉学最初发轫于汉语文领域,因而学术界一直将汉学的名称沿用下来。也有学者用中国学来称呼传统的汉学。汉学以整个中国为研究对象,其研究范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汉学包括了中国的社会科学和部分自然科学;狭义的汉学只涉及哲学、宗教、历史、语言文字等部分社会科学,诸如传统的版本、目录、校勘、音韵、训诂、考证等。从课题方面看,汉学已涉及中国社会生活中已经发生和将有可能发生的各种事态,从学科体系看,汉学已经囊括了中国已经建立起来的所有知识形态。“中国如此庞大,学问如此之多,用一个词来概括难。‘汉学’让人觉得比较古旧,但‘中国学’的困境更多,因为‘中国学’里包括胡锦涛研究、中国能源与经济研究、导弹研究……包罗万象,铺天盖地。Sinology是欧洲的词汇,指对中国历史语言及传统文化的研究;汉学是中国的词,汉代的经学。但中国当下语境的“汉学”既不是sinology这个词的翻译,也不是古老的中国经学。20年前,李学勤先生已经写了文章:‘汉学是指国外对历史中国之研究,换而言之,从人文社会科学出发对中国的研究;中国学就是国外对当代中国现实的研究。汉学非乾嘉之学,非一族一代之学问,它已经不是sinology意义上的汉学。’”社科院中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何培忠他所在的研究机构做了一个海外汉学研究数据库。2005年的数据显示,“对中国最多的研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传教士、论语、老子,而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其中又以‘三农’和‘环境’为重点,其次是历史、文学、哲学。前三个学科占论文发表总量的60%,后三个学科占20%。”“中国的古典文化传播出去,给欧洲的启蒙运动以很大的启迪,这我们听起来当然很高兴。但事实上,‘中国研究热’不是热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汉学’,而是热在研究现实中国的‘中国学’。”何培忠说。汉学,即英语中的“Sinology”,又被称为传统汉学、古典派汉学,一般认为是指对中国古代语言、思想、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汉学的概念在19世纪才正式形成。而以“Sinology”这一术语来指代汉学,德国著名汉学家福赫伯博士(GautingHerbertFranke)曾在《对欧洲汉学史的一些看法》一文中对西文中的“Sinology”概念进行了语源学上的考察,他提出“Sinology”这一概念是“在1882年才正式出炉。”(见GautingHerbertFranke提交台湾主办的“1992年欧洲汉学史国际学术会议”的论文,古伟瀛译。)在此之前,1838年开始产生以“Sinology”一词用来说明“汉学家”这一概念。这里的“Sino”二字,日文中一般写成“支那”二字,有时也以假名方式写成“しな”。“支那”这一概念,从语源学上讲,来自梵语佛教典籍中的“Ch’in”一词。其本意是“秦”,它是古代印度用来指代中国古代秦王朝的专门术语。在古代印度的史诗《摩诃波罗多》(Mahabharata)一书中已有“支那”一词出现。这就是今天英语世界中“China”一词的直接来源。在西方汉学史上,德国著名汉学家李施霍芬博士(FerdinandRichthofen)在他的专著《中国地理历史研究》(ChinaErgebnisseeigenerReisenunddaraufgegrundien)一书中曾主张“China”一词来源于今天的越南地区。因为秦汉之际的社会动乱之时,曾有不少中原人避难来到当时的安南(即今天的越南)地区。(英国汉学家拉考派瑞博士(TerriendeLacouperie)以为起源于今天的云南地区。但他是以上古时代云南·印度贸易来往的历史角度来定论的。如能成立的话,也只说明印度的“Ch'in”即是由云南传入的“秦”。法国汉学家考狄博士(CordierHenri)甚至认为《旧约全书·伊赛亚书》第四十九章中的“Sinim”就是指“Sin”、“Sinai”,即指中国。此说的成立没有充分的汉文史料的证据,只说明了比较语源学上的一个可能性问题)日本汉学家岩村忍博士在《13世紀東西交涉史序說》一书中考证说:“但是,有关‘Sin’、‘Sinai’等语源的通说,都把‘秦’作为其起源。此说是根据‘秦’的北京音ts'in(通俗的chin)而来。这一音中的ch的发音是由不发ch音的阿拉伯人传向欧洲成了Shin、Thin的发音,更进而形成了Sinae、Thinae的发音。”([1]岩村忍《13世纪东西交涉史序说》,三省堂,昭和14年)在古代语言世界里,“支那”一词又有“Sin”、“Sinai”、“Sinae”、“Thin”、“Thinai”等读法。日本汉学家青木富太郎博士在《東洋學の成立とその發展》一书中以为:“‘支那’的语源分为两支,一支是由陆路传来,读音为Seres或Serike。一支是由海路传来,读音为Sin、Sinai、Thin、Thinai。”(青木富太郎《東洋學の成立とその發展》,萤雪书院,昭和15年。)日本汉学家石田干之助博士在《歐人の支那研究》一书中也曾持有同样的观点。这一考证是可信的。(石田干之助《歐人の支那研究》,昭和七年,日本图书株式会社。)汉学发展学科历史:汉学的产生发展,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有联系,又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普遍发展相关联。一般认为,汉学萌芽于16~17世纪来华传教的教士的著述中。400余年里,汉学经历了发轫期、确立期、发展期和繁荣期4个阶段。发轫期(16世纪末~17世纪末)西方对于中国的了解早在古希腊就已开始。但西方对中国的研究则始于16世纪末。第一本专门讲述中国的书是1585年在罗马出版的《中华大帝国史》(门萨多著)。该书出版后,立即被译成多种文字。有影响的早期著作还有《中华帝国志》、《中国改朝及中国基督教现状》、《中国度量衡考》等。这些著作大多出自教士之手,对中国的研究流于表面,缺乏系统性。确立期(18世纪初~19世纪初)18世纪初清王朝和罗马教皇有“仪礼”之争,刺激西方各派传教士对中国礼俗和文化的研究。尤其是法王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科学院派来的优秀传教士,拟定了具体而系统的中国研究项目:中国的天文学和地理学史;中国古今通史;汉字的起源;中国的动植物和医学等自然科学史;中国各门艺术的历史;中国现状,国家治安、政局和习俗,矿产和物产等。其结果出现了一批汉学成果:《中国仪礼论》(李明)、《鞑靼史》(刘应)、《书经以前之时代与中国神话之关系》(马约瑟)、《中国通史》(冯秉正)、《成吉思汗及蒙古史》(宋君荣)、《大唐史纲》(宋君荣)。而作为18世纪汉学双璧的是杜赫德编著的《中华帝国史全志》(共4卷)、当时北京教士研究中国成果汇集《中国杂纂》(共16册)。在18世纪法国教士汉学成果的基础上,19世纪初出现了法国雷慕沙(1788~1832)和德国克拉勃罗德(1788~1830)两位博学多才的汉学大师。他们的研究成果涉及中国历史、语言、文学、宗教、地理学等众多领域。两人于1818年联合发起成立亚洲协会,发行期刊《亚洲学报》,主要刊发汉学研究成果。随后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成立(1823),刊《皇家亚洲学会会报》。以此为标志,汉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确立。发展期(19世纪中后期)这一时期正是西方试图将中国殖民化,与中国政府发生政治、军事冲突的时期。西方各国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研究,改变了法国垄断汉学的局面。英国、荷兰、德国、瑞典、奥地利、俄国都有一批卓有成绩的汉学家:法国继雷慕沙之后有儒莲、毕瓯、巴参,荷兰有霍夫门、施古德,德国有奚伯尔特、晓特、甲柏连,英国有理雅格、毕尔、卫烈亚力,俄国有萨哈诺夫、帕底雷阿斯、白莱脱胥乃德、伊凡诺夫斯基,瑞典有多桑,匈牙利有乔玛等。他们的研究成果涉及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其中施古德最早研究中国天文学,晓特的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仍有价值,毕尔开中国佛教文献学的先河,乔玛成为公认的藏学创始人。这一时期的另一特点是不少汉学家集中毕生精力翻译中国古代典籍,译文水平较前有大幅度提高。如牛津大学首任汉语教授理雅格以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力求准确地翻译了《论语》、《大学》、《中庸》、《书经》、《诗经》、《孟子》、《春秋左传》、《易经》、《孝经》、《道德经》和《离骚》,成为汉籍西译大家。繁荣期(20世纪)20世纪近百年的汉学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20世纪初期,甘肃敦煌石窟藏经洞被发现,其中保存大量古代汉文、藏文、蒙古文和其他文字的写本卷子及文物。西方一些汉学家来到敦煌考察,并掠走大批文物文献。这批珍贵的文物文献令汉学界震惊。以此为契机,促进汉学研究的新发展。西方一些大学纷纷设立汉学课程,成立专门的汉学研究机构,出版专门的汉学研究期刊。如法国巴黎大学高等中国研究所、荷兰汉学研究会、莱顿大学中国研究所、法兰克福中国学院、美国中国研究所、美国中国学会、美国汉学促进委员会、日本支那学社、日本中国研究所、日本中国学会,前苏联中国学家协会等。此外还有藏学和敦煌学的一些专门组织、机构,这些汉学机构或团体都有定期或不定期的专门汉学杂志。还有研究东方或亚洲的学术刊物也是发表汉学成果的重要阵地。世界汉学概况:世界汉学可分为三大板块:周边国家的汉学(亚洲)俄罗斯汉学(亚欧)西方汉学(欧美)周边国家的汉学:主要是日本、韩国和越南。就日本文学来说,它接受中国较早,不仅借用中国的语言符号,而且刻意模仿中国古典诗文的内容和形式:袭取意匠,因承手法,摹拟题目,采撷成句。这种用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被称作汉文学,后来才有了以假名创作的文学——和文学。所以,日本的学术也深受中国传统学术的影响。他们的汉学研究以编纂、译注、训诂、考证、梳理发展史为特色。俄罗斯汉学: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一方面面向西欧,间接获得汉学信息,一方面注重发展本国的汉学研究。它视野阔大,兼顾东方和西方。十月革命后,以马克思主义学术观研究中国,也是它的特色。西方汉学:西方汉学具有浓重的西方学术的色彩,与日韩汉学、俄苏汉学相比,它有着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具体来说有如下数端:(1)中西文化属异质文化,西方接受中国颇多曲折,汉学研究忠实地记录或者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程;(2)西方学术不断求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