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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徐特立是“延安五老”之一，他在革命生涯中一贯注重实际，讲求实效，反对任何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特别强调“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毛泽东曾称赞他是“坚强的老战士”“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周恩来称他是“人民之光，我党之荣”。“实事求是”就是在现实中坚持真理在工作和生活中，无论对自己、对他人，徐特立都践行着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对自己坚持实事求是。正确认识自己、对待自己，谦逊克己，不图虚名。在中央苏区时，徐特立担任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由于部长瞿秋白在上海，因此苏区教育工作实际上由徐特立主持。1934年2月，瞿秋白来到瑞金。徐特立马上向中央提出，秋白同志年轻有才干，是党中央负责人之一，应该由他任部长，得到中央同意。在以后的工作中，他俩互相尊重，默契配合，使苏区教育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两人之间也结下了真挚的友谊。众所周知，徐特立是毛泽东就读湖南第一师范时的老师，而毛泽东致徐特立60大寿贺信中的肺腑之言——“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则更是令人对这对师生之间的深厚情谊所感动。对此，徐特立从来不沾沾自喜，更不曾高高在上、得意忘形。他总是说：“从前我在湖南第一师范教过书，当过毛主席的先生，那是真的；那只是一日之师，而毛主席是我的终身之师——是他带我这个老朽走上了革命道路。”言辞恳切，实事求是，充满着对毛泽东的爱护和尊重之情。对待同志坚持实事求是。徐特立在长沙稻田师范当校长时，有几个学生在厨房与工友吵起来，打烂了一篮碗。工友很生气，坚决要求徐校长挂牌开除这几个学生。第二天，徐特立果然挂了牌，但上面写的不是开除学生的公告，而是一首诗：“我愿诸生青胜蓝，人力物力莫摧残。昨夜到底缘何事，打破厨房碗一篮？”徐特立的牌子挂出后，学生作了检讨，工友也心悦诚服了。徐特立历来主张教育学生“不应该用强制的方法，更不应该有粗暴的态度”。他认为“我们的教育，是革命的教育，其目的是教国民，不是教顺民，应反对无理的服从以及自己没有了解的盲从”。对待青年学生如此重视思想教育，值得我们学习和推崇。曾有一段时间，徐特立担任教育人民委员部代部长，社会教育局局长王昌期不服自己在1933年2月进行的查田运动中被定为地主阶级，多次向上级申诉。徐特立多次与中央土地部及中央工农检查部商议派员复查，同时派教育人民委员部巡视员罗振邦前往参与复查，要求他们同有关方面核实情况。在地方苏维埃政府配合下，巡视人员对王家土地等财产的综合情况进行反复核对，最终认为王家的阶级成分定为中农比较符合实际，从而使这起错案得以纠正。这个案子的正确解决，促进了查田运动的顺利进行，也大大调动了旧知识分子出身的王昌期的积极性。从此，他工作更加努力，还挤出时间撰写了《苏区教育的发展》一文，宣传、歌颂苏维埃建设的成就，刊登在1934年9月29日的《红色中华》报上。“实事求是”就要统筹兼顾，不能只顾眼前1940年，党中央为了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在延安成立了自然科学院，徐特立被任命为院长。当时，对于如何进行我们党的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的建设，在自然科学院甚至在党内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边区科学技术人才缺乏，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以后，这个矛盾更加突出。为了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边区陆续建立了一批工厂，如石油厂、纺织厂、化工厂、机械厂、造纸厂、炼铁厂以及兵工厂等，这些工厂都迫切需要技术人员。就当时有限的技术力量，怎样使用？是统筹安排，让一部分科学技术人员参加生产建设，另一部分人员搞好科学教育工作、培养新生力量，还是只顾眼前生产建设的急需而不办、缓办科学教育，或者只顾办科学教育而不考虑当前生产建设的迫切需要呢？有人主张只搞生产建设，不必办正规学校，如果办学校也只能搞短期的技术教育，不必搞系统的教学。他们甚至主张把自然科学院改为比较高级的职业学校。徐特立主张统筹兼顾，不能只顾眼前，不考虑长远需要，既要支援当前生产建设的需要，又要坚持把自然科学院办下去。他认为，我们党的科学技术和教育工作，像政治、经济、军事等工作一样，每一步骤，既要从我们当前的实际需要出发，又要照顾将来。“见近不见远”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实利主义；“见远不见近”则是小资产阶级的乌托邦主义。他主张党的方针政策“应该顾到实际条件的可能和需要，如果没有人力物力的一定基础，幻想提高科学是不可能的。如果当抗战开始时，在边区即提出学校正规化，不需要军事和政治的训练班，是非实际的。如果当没有中小学生的时候而提出建立自然科学院也是非实际的。但是有了起码的条件，只等待着条件完全具备，而不愿意在已有的条件下加以创造，只知道天定胜人而不知道还有人定胜天，同样是错误的。可以说，空想主义和实利主义对于科学建设同样是有害的”。徐特立认为，理论必须与实际密切结合。他说：“研究科学如果停止在书本上（即原则上），与停止在解决目前的生活问题上，同样是非实际的。”他还把读书、钻研学问生动地比作打仗，要注意两点：第一是“攻坚”，第二是“掠野”。所谓“攻坚”，就是要像攻克敌人的据点一样，掌握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和最新成果。古今中外，凡是在学术上有成就的人，都是下苦功夫、长期刻苦钻研的结果。但是只“攻坚”还不够，还必须更广泛地学习新的知识，扩大知识的广度，这就是“掠野”。学习就像作战一样，“其中心对象是守住中心据点，一切掠野是为着攻坚，是为着守这一据点”。徐特立还强调指出，我们研究自然科学是为了认识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进行经济建设。他说：“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及使用自然科学，无法跳跃其必然阶段，人类支配自然，必然要依据它的必然性来支配。我们今日来谈科学建设，首先是对于科学必然性有初步的了解，不然就会变成无原则的主观主义者，和无原则的实利主义者。”我们党长期革命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证明徐特立这些意见是十分正确的，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徐特立站在历史和全局的角度，终于把自然科学这株幼苗在贫瘠的荒山上建立起来，为党培养了一批科技骨干力量，奠定了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基础。“实事求是”不能“自以为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徐特立关注的第一件事，就是保持党的优良作风。他认为自己作为一名老党员，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应该时刻不忘保持党的优良作风，特别是保持“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的工作作风。1949年10月21日，在为《河北教育》创刊号题词时，徐特立写下“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他在附言中进一步说明：“党的学风应该是实事求是；学校的学风和办教育刊物的作风，也应该实事求是。”他指出：“在年高、位高、学高、‘功高’的四种高人面前，则‘自以为是’四个字，就是第一等的障碍物，首先就障碍了自己的前进（即障碍着‘实事求是’），不接受他人的批评，不愿意暴露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主要是害怕丢脸——以被人批评，被人指责为耻辱，反不以‘自以为是’为耻辱。”同样，1950年徐特立给湖南第一师范的题词以及1963年在上海的题词，均强调以“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作为我们的党风、校风和刊风，作为我们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准则。他说，我们党的延安整风“连续大整两年，三风之一风是学风，学风中最主要的是‘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两句话九个字，这九个字可以用来测量党员的学习风气，尤其是有教育责任的党员及干部，更应该严格执行这九个字”。他经常利用讲课和研究的机会，明确要求这九个字要配合使用，不能独立行之。他说：“单只是不自以为是，如调和派，不负责任，好好先生，自己没有正确和坚定的主张，这是不能成事的，其结果必归于失败。”徐特立还精辟地指出，“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的本质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没有它，一切革命，一切建设，一切工作与学习都会有偏差，都会有走上恶风的危险”。他认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作风、党的作风、无产阶级的作风，能不能做到实事求是，是关系着我们党的事业能否胜利发展的重大原则问题。他还深有感触地指出：“‘实事求是’一语说起来十分简单，做起来难于登天。尤其是有学问的知识分子，卖学问，卖知识，常常不问市场情况，一切从主观出发，不易接受批评，又缺乏反省（即缺乏自我批评），以学风中毛主席所指出的话来概括，就是‘自以为是’。”1953年4月16日，徐特立给《新观察》编辑部写了一篇短文。他在短文中说：“自以为是，是思想生命的一个病态。生命是不断的新陈代谢。自以为是者，他保存旧有的东西不加自我批评，旧的物质不排泄，就无法吸收新东西，就是思想的生命断绝。如果他是一个老头，他将就木，危害社会还不大，就可让他顽固；而年轻人，前途远大，成熟过早，目中无人，不独危害自己，同时更会危害社会。少年得志，成功者少。古代状元，无一学问者，就因为他自以状元了，自以为是，就是主观主义，如果主观主义再形成一伙，就是宗派主义。”1958年，社会上刮起了“浮夸风”“共产风”，一些人为了“放卫星”，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这年秋天，徐特立南行途中，路过河南，到一个公社参观棉田。当时薄霜降过，又逢阴雨，棉桃大都没有绽开，而介绍情况的同志却满口“豪言壮语”，声称亩产皮棉能达几百斤。徐特立当即表示：“我不相信，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等我回来还要到这里，看看到底摘了多少斤。”介绍情况的人还说稻子亩产能达上万斤。他听了，更加不高兴地对周围的同志说：“这不可能！不透空气，稻子怎么能生长呢？这是普通常识嘛。”从河南回京后，徐特立心情沉重。后来有关方面通知他去徐水参观，他坚辞不去，并感慨地说：“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困难了。但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对于共产党员讲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徐特立深有体会，他说：“讲大话容易，到头还是老百姓遭殃。”1961年，党强调发扬民主精神，总结三年“大跃进”失误的教训。这年秋天的一个早晨，徐特立用毛笔在一张旧公文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浮夸风其目的是骗他人，结果把社会信用失掉，使自己孤立而垮台，并人格也丧尽。一切自谓聪明缺乏考实作风者必遗害社会且灾及子孙。”真是下笔千钧，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