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传导

-1-防范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传导蔡志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正向实体经济蔓延，形成了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无法摆脱这场危机的阴影。因此，如何防止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传导，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经济危机有向社会危机传导的风险（一）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得经济危机有向社会危机传导的风险。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危机成因的多元性。社会过程中的危机情境与危机压力、危机心理、利益归属、政策过程、信息不对称以及社会发生的具体事件有关。当前的危机情境则直接与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相关。这一危机情境的形成原因尽管复杂，但是依然可以看到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管理缺陷与失范。一旦管理制度本身存在较为严重的缺陷，则可能直接导致灾难的扩散。二是来自现代性的威胁和危险。现代性和一体化潮流的背后，治理的规范连同发展的不确定性共同构建着我们身处的世界，并使每一个自然事件和人为灾害都能够迅速波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三是全球化引发的不同国家、族群之间，以及同一国家内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与价值冲突。四是技术进步使得社会交往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由此引致的信任体系的变迁而可能使得危机急剧扩散。对于美国等国的政府而言，恢复其对于市场的管制能力，确保政策过程既能够拯救陷于困境的经济，又能够避免对弱势利益群体的利益伤害，就成为市场化背景下避免社会动荡的自然选择。当今天的政府和学-2-者用流行的治理理论来对这个高度依存的庞然大物进行掌控和协调时，试图容纳从多社会群体的治理体系在建构社会平衡的同时，本身也成为这个动态平衡中不稳固和不确定的因素。特别是人们建构的所谓体系在廓清自身边界的时候，必然会形成内部与外部、系统与环境、朋友和敌人的结构判断，一旦彼此之间相关要素的相互作用加剧社会的不平衡时，危机的传导将不可避免。（二）危机内蕴的扩张机制确立了政府和社会在防止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传导的责任。防止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传导，就是要避免经济层面的危机引发社会失范，防范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向社会其他领域蔓延，防止出现严重的社会失序、价值失范和群体性危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社会的平铺化特点使得社会倾向于将责任直接归于政府，而政府也倾向于替代社会来处理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工业社会存在的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使得人们对于强大组织的依赖进一步增强。受其影响，党和政府控制危机的政策安排十分容易成为社会用以维护其利益的唯一力量。一旦其利益受损，人们极易将利益损失造成的愤怒、沮丧和不满指向政府和社会组织。社会危机治理是指为了有效维护社会秩序，实现危机消解和规避的目标，政府与社会组织运用权力和手段对社会资源实行计划、协调、控制、管辖，同时积极动员社会群体的有效参与，并提高其应对各种危机和获得济护与安全保障的能力，并通过法治原则规定政府、各种社会组织及个人的权责利关系，由此形成的克服危机的目标、战略、组织管理体系、政策和制度规范及行为模式的有机整体。也就是说，社会危机治理包括了危机状态下的社会强制、公民参与、利益协调和创伤抚平，还包括了日常治理中为了规避危机而制定的各种规范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它兼具应急性和长期性，权变性和稳定性，心理约束性和博弈互动-3-性等特征。中国社会发育要相对迟缓，社会参与的制度化程度不高。这样一种基本国情决定了政府在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倾向于替代社会来实现对资源的配给，并通过一定程度的价值引导、号召和强制来保障政策的落实。社会在其间的责任意识和主体性并不强，从而使得责权的疏离成为社会常态。一旦危机发生，社会自身很难从中确证自身的角色、责任和具体的行为过程。为此，一方面，需要政府保障社会力量在发展中能够做到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维护其合法权益；另一方面，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发展问题的解决，使其有效承担发展过程中的职责。这在市场经济框架内显得尤其重要。二、规范制度、完善政策，防范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传导（一）进一步增强决策科学性，确保中国经济的稳定和适度增长。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从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制度不完备的实际出发，对社会危机的成因和特点做细致分析，科学把握和积极减少我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各种不和谐因素，着力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当前我国克服危机政策实施的逻辑起点。保持经济持续发展，是化解各种矛盾，实现社会和谐的首要问题。谈到决策的科学性，就无法绕开对民主的认识，无法避开权利意识对人们行为过程的影响，特别是在危机情境下，对于权利的认识过程有时候会直接影响到政府控制危机所采取的手段和技术。因此，需要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度不完善的基本国情，确保社会民主的发育有序化，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权利。（二）扩大内需的4万亿投入应能够惠及社会弱势群体。人们对于制度的关心，不是制度本身而是制度所服务的目的。科学的制度安排，-4-必须是能够得到公众认可并自觉维护的过程。这个过程所体现的制度绩效，我们称之为制度的合德性与合法性。只有具备合法性和合德性的制度安排，才可能对克服经济危机，推动社会和谐发挥积极的作用。否则，制度的设计与施行则可能由于存在对公众合法权益的褫（音同耻[chǐ]；依法剥夺）夺而成为恶的制度，进而动摇政府的权威。因此，针对4万亿投资有效性而展开的制度安排与政策施行就显得特别重要。这个制度过程本身具有的公平性在一定环境下可能要优先于它对提振中国经济的作用。在投资、出口和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格局中，拉动内需成为当前我国政府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拉动内需的政策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好维护公平和提高效益的关系，避免在经济低迷状态下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利益侵害。因为这种侵害本身构成危机扩散的通道，并使得用以防止危机传导的防火墙失去其屏蔽作用。因此，4万亿投入本身内蕴着我们对于经济结构调整的希望，内蕴着我们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的要求。（三）增加社会保障的有效性，减少失业群体的生存压力。在危机状态下，恢复信心的第一要义是确保就业。2008年，奥巴马的经济班子提供的经济恢复方案中，他只需要在今后2年解决250万人的就业机会，而2009年，中国政府需要解决2400万新增劳动力的就业机会，这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对于大部分失业人口和新增劳动力来说，当他们无法享有生存保障的时候，许多人就可能为了生存走向违法犯罪。另一方面，事实上存在的分配不公可以将人们财富遭受损害的信号放大，人们倾向于认可自身遭受的经济损失不是由于自身的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于制度缺陷造成的，导致理性化缺失的人们极易将不满情绪转化为对政府职能部门、其他社会群体的过激行为。当经济危机来临时，应对危机的决策过程需要维护人们免受更大损失的心理需求，即在考虑最大程度地降低-5-损失复苏经济的同时，还要更加注重公平，杜绝政策过程对最弱势群体利益的忽视和损害。否则，危机状态下的政策过程极易导致一部分群体过度占有资源而另一部分群体难以保障基本的权益。此次金融危机中，很多美国民众反对政府救助金融机构，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认为政府拿纳税人的钱来拯救暴利阶层的恣意妄为。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实践看，政策安排应在落实拉动内需的同时，保障人民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个社会建设的目标应该纳入4万亿的投入中加以统筹考虑。并确保最大可能地提供就业机会和孩子的受教育机会，创造安居乐业的环境，让劳年人安享晚年。这是化解社会冲突需要着力解决的当务之急。（四）增强政府职能部门的公共行政绩效，避免权力不当使用的引发社会动荡。危机的成因分析中有一个政府职能理论，人们认为危机的发生与政府职能设置和履行的缺陷有关。社会冲突的客观原因在于不平等，而社会不平等与利益的不平等分配有关。这一逻辑在实践中很容易将拥有权威配给资源能力的政府置于社会信任体系之外。当事实上的分配不公和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腐败现象由媒体等传播平台放大之后，则可能引起信任危机和更多的群体性事件。当前十分重要的问题不仅仅是职能部门建章立制，而是为人民服务理念下坚定执行制度的行动，即政府行政过程要能够首先保障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秩序。这个基础秩序的确立有以下几方面的要求：第一，政府职能部门需要确保权威配给社会资源的公正性和有效性，公正性即资源分配要能够有效拉动经济增长，有效性是指资源配置的过程要能够实现社会利益增长和避免浪费。第二，建构政务公开的平台和机制，提供社会监督的渠道。需要形成重大决策的社会参与机制，完善重大决策的责任制。政府应能够自觉运用传媒特别是网络平台实现社会监督。第-6-三，健全利益调处机制。当前我国正处在矛盾凸显期，在经济发展面临困境，人们利益受损风险增大的环境下，任何显失公义的政策过程和利益分配过程都可能导致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因此，健全和保障常态发展中人民群众长期得实惠的利益调处机制，对于化解冲突具有重要作用。（五）提供对称信息，引导社会舆论，保障公共权益。这个权益包括公众的知情权、受益权，也包括全社会各个阶层的成员共同承担社会责任和风险的权利。面对危机，一个成熟的社会必然是一个角色清晰、责任明确，组织与个人作用能够有效发挥的社会。有效防范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扩散的一个重要机制是信息沟通机制。我们通常意义上强调的引导舆论，提供对称信息，本质上要求政府建构一个横向、纵向交互的沟通网络，在这个网络之中，政府和社会能够实现信息共享的责任共担。信息共享是指涉及民生和公众安全的信息，政府有责任确保信息来源的权威性，有义务向社会公开信息。与之相应，社会必须足够强大，能够有效承担相应责任，采取相应措施。在实践的过程中，具备权威配给资源能力的政府，需要把握提供权威信息和维护自身信用的尺度，让社会感知到面临的困境和应该采取的行动，同时避免政府失去对社会有效引导的能力。因为在现代社会，技术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加大了社会对于强大组织的依赖性。这个依赖性是建构在政府有效引导社会舆论、提供基础性保障的基础上。工业社会的媒介，本身成为防范危机和扩散危机的重要介质。如果失之引导，则可靠直接导致危机的潮涌效应。而引导媒介的过程，要求党员和政府必须将我们固有的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同时转化为强大的社会协调能力。第一，这需要通过沟通机制明确社会实际的利益需要；第二，需要党和政府在尊重社会主体意识的前提下，具备协调社会不同利益群体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能力；第三，要能够保障媒介特别是网-7-络在推进社会民主的过程中，建构社会理性。2008年，四川广源的柑农在地震之后再次遭遇财产损失，一则关于柑橘生虫的流言迅速在全国蔓延。相关部门当天开始辟谣，但是没有说服力的理由。这个不是谣言的传言，通过新闻媒介四下传播，给中国广大柑橘种植者带来了巨大损失。全国16个省市的柑橘价格全面下跌，导致柑农高达数十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如果按照机构调查的每公斤减少0.5元算，全国范围柑橘种植者损失高达100亿元。这其中特别需要警惕和避免经济主体和其他组织在危机公关中对媒体的控制。（六）更加清晰地界定政府行为、企业行为、社会行为的边界。厘清国家、市场、社会的职责，发挥市场配给资源的功能，减少资源浪费，实现社会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有助于在经济危机状态下保有最低限度的发展秩序。但是在实践中，一方面，是企业要求政府放权，希望通过市场规律来实现利益；另一方面，市场中的不同主体却并不能独立承担由此形成的利益与道德风险。面对危机，许多企业、社会组织、个人倾向于认为政府有责任为他们遭受的损失负责。更为严峻的是，在我国宏观制度和政策环境保有公义的同时，一些地方的微观环境却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在经济活动中，一些地方政府人员经济活动的监管不到位，要么过度干预，要么置之不管；一些公务人员与经济组织紧密联系在一起，存在权力寻租现象。工业社会经济危机的发生，在本质上模糊了政府、企业与社会的角色。但是深究经济危机成因的时候，人们发现，很多时候恰恰是由于企业社会责任缺失和对规则的破坏造成的。其间，政府的缺位、错位、失位无疑是导致出现危机的重要原因。当市场的四个指头与政府这个粗大的拇指同时失灵时，危机的发生就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