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闯关东》是一部表现从清朝末期至“九一八”事变前夕,由于自然灾害、土匪横行等原因,迫于生计的朱开山一家从山东历尽艰辛万苦闯荡东北的影视作品,真实再现了清末民初、辛亥革命、军阀混战、“九一八”事变之前的四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底层百姓的生活状态。作品将人情、人性、人生以及民俗、民心、民生融入剧情之中,重点塑造朱开山这一富有鲜明个性的平民英雄,描绘了一幅我们的先辈为了生存发展、为了哺育后代的艰苦奋斗的历史画卷,展现了撼人心魄的人物命运,坚实厚重的文化意蕴,弘扬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劳勇敢、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有助于鼓舞当代社会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这部电视剧堪称是近几年来少有的电视剧精品,给当前的电视荧屏带来了一股清风,这种成功得益于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和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指出了在大众文化语境下电视剧艺术的向上之路。所谓史诗,是指能够全方位地反映一个民族的性格特征和历史命运的英雄故事,包括神话、传说和历史演绎。其实在笔者看来,史诗就是诗史,即诗化的历史,是一个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的不断积淀,具有丰富的多义性和内涵的开放性。“史”是“真”,而且必须“真”;“诗”是“艺”,是“美”。“闯关东”是历史,是一段真实的移民史。通过电视剧《闯关东》大致可以看出上个世纪初中国历史的一个侧面:军阀混战、外敌入侵、饿殍遍地、流民成群,而相对稳定、富饶与开阔的关东,便成了移民们流亡的目的地,歇脚定居的桃花源。白山黑水、深山老林,退可守、进可攻,理想的栖息地。《闯关东》是诗,是一首荡气回肠的移民诗。通过电视剧《闯关东》大致可以领略到那些“关东客”们的爱恨情仇,那些被迫远离家园又时时回望家园,再次重建家园的磨难艰辛。那么,运用怎样的艺术手段才能呈现那一段历史,那一脉精气神,当是编导们认真思考的。现实主义,不错,就是现实主义的再现。《闯关东》的实践证明,没有过时的主义和方法,只有心灵的丰富深刻亦或浅薄粗鄙。作为一部优秀的电视剧,人物形象的塑造、主题思想的表达都依赖于一个“好看”的故事。它作为中国移民的一部奋斗史、拼搏史,几千万历经磨难的“闯关东”人不仅逐渐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空间,更为东北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一代代“小齐鲁”、“小幽燕”不仅将辛勤的血汗留在了黑水白山,也将其开拓的倔强与坚强刻在了东北大地。尤为可贵的是,“闯关东”孕育着、锻造着、升华着一种特殊的精神,伟大的民族精神——“闯关东精神”。“闯关东”何解?“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堪称中国近代史上三次大的人类迁徙,其中“闯关东”历经的时间最长、经历的人数最多。从清朝初期至新中国成立之前,迫于生计的大批华北穷苦百姓,先后有3000多万人相继踏上关东大地。这种历史鲜见的移民现象被称为“闯关东”,是中国乃至世界移民史上最大的一次迁徙活动。这部剧选取了“闯关东“这样一个历史文化现象,以一个典型的家庭为主线叙述了一个曲折动人的故事。本剧故事在1904年日俄战争到1931年东北沦陷27年时间里展开。那时的关内,兵连祸结,土匪横行,民不聊生,而关外是则地广人稀,物产丰富,政治相对稳定,于是内地人民特别是山东一带的人民把闯关东看作安家立命的唯一希望。朱开山一家就是这个闯关东大潮中的一分子。故事就是从朱开山的大儿子朱传文娶亲遭遇土匪开始的,故事开始就给人一种逼人的悲剧色彩,故事的展开更起伏跌宕,惊险纷呈。故事情节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闯关东的路上,一家人失散,朱传文和未过门的媳妇鲜儿一道。另一道是朱开山的妻子带着老二老三以及路上遇到的夏掌柜。朱传文最后单身一人找到了他们会合的地点,一家人团圆,而鲜儿一个人仍在四处飘流。第二个阶段,朱开山在大金沟经过无数风险淘金最后回到家中,在野牛湾安家,置上了田产,过上了小康的生活。这段时间里又发生了许多变故。鲜儿投奔了戏班子,遇到了恶霸的凌辱,怕传文不要她,又一个人流浪,落脚到王爷府上给王府格格那文当侍女。清朝灭亡后,那文投奔舅家,舅家也败落了,于是他舅把她说给了朱传文。这样一家人才得以团聚。故事到这里也就更热闹了。在这一阶段主要有两类斗争,一个是朱开山和亲家韩家,一个是传武与鲜儿好上了与一家人的矛盾。第三个阶段,由于兵祸,老朱家不得不迁往齐齐哈尔后来转到哈尔滨,在哈尔滨才是这部大戏最精彩的地方。在哈尔滨又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山东菜馆的老掌拒朱开山和恶霸商人潘五爷的斗争,一个是朱开山领导的山河煤矿与日本森田物产争夺煤矿的斗争。在与潘五爷的斗争中,各种人物纷纷登场。潘五爷一心想置朱家于死地,使出了种种损招,朱开山以诚待人,结交良朋,都有惊无险。这里,有土匪,警察、军人,有政界、商界,还涉及到了张学良。在与日本森田物产的斗争,森田利用了朱开山的干儿子日本人一郞,正在朱开山取得法律胜利的时候,发生了战争,日本人占领了哈尔滨。故事到此更是惊天动地,老二传武不服从命令,坚决抗日,以身殉国。朱开山也亲手杀死了去仇敌。故事在高潮中结束,最后,一家人走在回家的路上。人物的典型性本剧选择的地点和人物都具有典型的意义。山东是孔子的故乡,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深厚的地方,山东的人民禀承着中华民族的优良美德,忠厚、善良、勤俭、热情、坚忍,胸怀博大,自强不息。在闯关东的人中,百分之七八十为山东人,并且能够在东北大地上蓬勃生长,朱开山一家就是典型的代表。剧情的发展也是朱开山一家由逃亡到发达的历史。朱开山之所以能够从家庭殷实到富甲一方,除了他具有特殊的才能之外,最根本的就是他的恢宏气度。他闯关东的目的就是家业兴旺过上好日子,他本不想和人斗,但人们处处把他逼到绝路,他只好自卫,最后化干戈为玉帛。老韩家把他家害得几乎倾家荡产,他却在战火中把老韩救出来。潘五爷也要把他置于死地,而他在和潘五爷打赌获胜后主动地上门和解。朱开山是一个讲民族大义的人,对同乡的仇人,对同行的仇人,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而对于日本人,他毫不留情,以血还血,原来他不想参与煤矿,后来听说与日本在争,他决心一搏。对待日本侵略者,他态度坚决,支持儿子坚持抗战,自己也亲手杀死了森田。朱开山的所为,诠释了一个硬汉的铮铮铁骨,一个民族优良分子的英雄情怀。他的以柔克刚,以德服人,爱好和平,重情重义,正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格。朱开山一家的组成也十分典型,三个儿子性格各异,代表不同的时代,大儿子传文,是一个种地和做菜的好手,胆识和气量太小。二儿子传武敢作敢为,生性豪爽,是一个出色的军人。三儿子是精明的商人。三个儿子的婚姻则分别代表三个年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全了传文与那文的婚姻。情深意切,棒打鸳鸯是传武的不幸。自由恋爱,相亲相爱的传杰夫妇沾了新时代的光。还有一个日本干儿子一郞,使这个家庭具有国际色彩,一郞对秀儿的爱,折射了现代爱情的复杂性。大儿媳是出身败落王府的格格,二儿媳是个善良的农民。还有一个走江湖成为土匪头儿的“三江红”鲜儿。三儿媳是有文化的教师。而朱开山自己则经历了更为丰富,开过香堂闹过义和团,挖过金子斗倒了土匪,当过农民,开过饭店,办过煤矿。他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农民最风光的时候是义和团时候,他是堂主。小康之家,骡马成群的日子他也过了。日进斗金的商人他也做了,民族资本家他也做了。这个家庭,折射了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这个家庭,折射中华民族的不屈的精神。,《闯关东》可称是“移民的史诗”。中国流民早已“成史”(分别有《中国流民史》古代、近代和现代卷本发行),中国流民也早已“成诗”(印象中有昌先的小说《盲流》),但是,中国流民好像还没有真正走入过镜头,走上过荧屏、银幕。如何艺术化地呈现那一部波澜壮阔的流民史,应该说是对编导们一个极大的挑战。可敬的编导们不敢稍加穿凿,更不敢大胆戏说,尤其不敢欺天瞒地生造出各种伪民俗、假动作,而是行程七千多公里,采访百余人,横跨黑、吉、辽、鲁四省,采集了大量的珍贵资料。在这种坚实的生活真实的基础之上,才敢动笔演绎那一段近代史的有机组成部分———移民史。史传“史传”是中国古代叙事文艺作品最重要的源头,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趋势,是由纪实的史传著作,逐渐过渡到以虚构为基础的小说创作的过程。比如《国语》、《战国策》、《春秋》、《左传》、《史记》和《汉书》等等史传作品,它们上承神话,下启小说,积累了丰富的叙事经验,尤其是《史记》,它不仅是历史著作的集大成者,更是中国叙事文学史上的里程碑。中国古代小说在唐代之前处于萌芽状态之时,便是作为一种补正史之不足的手段,在以后的发展中,小说受“史贵于文”观念的影响,也总是有意无意地向史传看齐,后世小说的诸多叙事功能借助史传著作得以发育,由此决定了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传统大多来源于史传,史传式的叙述方式也成为中国古代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的不二法门。因为受到崇尚“史传”叙事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左右,所以在经典历史剧创作中,虚实关系的处理就显得尤为重要。尽管《闯关东》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剧,但是它的故事题材却与一段真实的历史事实密切相关,《闯关东》的叙事方式明显承续了中国古典叙事的“史传”传统。学者陈平原认为“史传”对于中国小说的影响,“大体上表现为补正史之阙的写作目的,实录的春秋笔法,以及纪传体的叙事技巧”。(1)最能体现《闯关东》取法“史传”传统的地方,也正是其补正史之阙的创作目的,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以小人物写大时代的创作思路。中国史传叙事有一个重要的法则,即“借古鉴今”的写作宗旨。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认为孔子作《春秋》的终极目的不在精确地记述史实,而在通过历史的记述来褒贬是非,阐扬治理天下的道理。司马迁谈《春秋》,实际上曲折地表达了自己创作《史记》的动机,“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史传这种运用“春秋笔法”、“寓褒贬于叙事之中”的修辞传统,也深刻影响到《闯关东》的叙事,就如同编剧所言,他们是“从有益于、有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角度出发,来考察、来看待、来反映闯关东的历史。换句话说,《闯关东》就是要写那个年代闯关东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高尚情怀”。(2)“史传”传统影响之下的结构方式并不只是纪传体,而是包含了编年体和纪传体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各有千秋,都是中国民族叙事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史传的编年体和纪传体结构方式为明清长篇小说结构类型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尽管在总体结构上明清几大小说各有侧重,比如《三国演义》、《金瓶梅》和《红楼梦》等侧重于编年体,《水浒传》和《儒林外史》等侧重于纪传体,但是它们又都是编年体和纪传体交织在一起的。《闯关东》是一部长达52集的大型长篇电视连续剧,其篇幅与长篇小说的容量十分接近,它在叙事结构上也与明清长篇小说一样,体现出编年体和纪传体交织的特点。史传传统的编年体结构主要体现为“以史为经”的叙事策略,在这方面《闯关东》显然受到“历史演义”小说的影响。“演义”体小说由宋代的“讲史”话本发展而来,至明代而繁荣大盛,《三国志通俗演义》正是这种繁荣的起点。“演义”者,据“史实敷衍成义”之义也。“史实”是敷衍的依据,《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主要依据是《三国志》,那么《闯关东》呢?它依据的是一段真实存在却又几近湮没无闻的历史:从清朝末年到上世纪中叶,共有约2000多万山东人“闯关东”。敷衍这段历史的难度显而易见,其难度说到底还是如何处理历史和虚构的关系,编剧解决这一难题的策略是“让传奇的手搭在历史的肩膀上”,亦即以史为经,在叙事走向上尽量依据重大历史事件的脉络前行。《闯关东》全剧基本以历史的演变发展为主线,反映从1904年前后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山东人闯关东的真实悲壮的历史。剧中第1集开头的字幕“1904年”标注了叙事时间的起点,其时义和团运动刚刚结束不久(剧中曾多次借人物之口提及这一历史事件),其后,随着剧情的展开,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渐次出现,如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1911年的辛亥革命、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炸,东北易帜)、“九·一八”事变前后的中村事件、双城保卫战以及哈尔滨保卫战等。在叙述这些重大历史事件时,编导或正面刻画或侧面描写,或直接渲染或间接描述,其文笔之简洁,剪裁之得当,深得中国史传叙事之精髓,体现了高超的历史叙事技巧。正面刻画的,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