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史》书评

《日本文化史》书评或许世上再无有别的国度，会像日本一般，拥有如此矛盾的性格了；储蓄又热烈，敏感而坚忍，平和中蕴着极端，纤美里藏着暴烈……家永三郎《日本文化史》带我们走进一个真实、生动的日本文化世界——这个“日出之国”、“樱花之国”，给予世人的，不仅仅是其简素的建筑、空寂的庭园、优美的徘句、绚烂的浮世绘，还有枪炮造成的创伤、孤行引发的愤懑。日本在1868年发生了资产阶级改革运动明治维新，其主要就是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破除封建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政权。那么对这段历史变革家永三郎是怎么样看的呢？家永三郎认为：“日本之所以开始走上资本主义化的道路，是因为国内生产力的发展已告成熟，接近到了必须突破封建社会框框的阶段，而不是仅仅取决于幕僚或明治政府的政治口号。”我为什么非常关心这句话，因为它透露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明治维新并不像从历史教科书看到的那样，上层号召、下层革命就改革成功，而是生产力的发展已达到改革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做基础，社会的变革就达不到变革的效果。我们有些改革的鼓吹者总想人为地去改造社会，历史告诉我们，人为改造社会结果是主观意识的改造，其社会本质是换汤不换药，中外都是如此。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人以为的资本主义的标志之一，是理性主义在民众中的普及，日本人认为这是科学文明，但是他们也在检讨他们实际上还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家永三郎就说：“理性的思想方法远远没有支配多数国民的生活，倒是迷信和非科学的想法占了优势，看病找方士，搬家讲究方位，举行仪式要预卜日子的吉凶，这些习惯始终没有绝迹。即使说科学广泛应用于现实生活这一点，是江户时代对洋学知识的应用等等所无法比拟的，但在科学精神的国民化这一点上，可以说仍然极不充分。”家永三郎的这一见解在我看来真是说到了日本文化的痛处，一场变革好像国变民变，但也只是表面的现象变了，骨子里面的东西并未完全变，可见要想彻底改变国民性是难上加难。日本有记载的历史比中国短多了，它的文化根基也比中国差得很远，我们看当时的日本变化都如此难，庞大的一个中国现在要是去变那就更是难事。现在我们的生活中，用《周易》算命、算风水的这些东西不是又卷土重来了吗？当然这重来并不能简单说是复辟，是人们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人生价值观的诸多反映。在这本书里家永三郎还谈到日本当时的资产结构问题，他写道：“毫不奇怪，在强调‘国体’权威和鼓吹军国主义的刺激下推行的近代化，产生了与先进近代社会迥异的结果。在日本，并不是依靠本该是近代文化代表的近代资产阶级的自发壮大来积累民间资本，而是由政府的保护、扶持下他律性地培植起来的特权资产阶级充当了资本主义的代表，因而又使得资产阶级民主和个人主义未能充分发展。”看了这些不禁让我们想起当今中国的一些大企业，也是在政府的保护和扶持下壮大起来的，这跟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有相近之处。国家资本的壮大，私人资本的缩小，它不利于社会发展的一面就是个人自由的空间在缩小。我很佩服家永三郎论述文化时，触角涉及到政治和经济，这说明他的眼界开阔，学识广博，看问题很全面、很辩证。仅就文化而谈文化，往往有一定的狭隘性和局限性。下面我们再谈一谈家永三郎对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文化的论述。他认为在明治维新时代，“文艺作者也是自甘称为‘戏作者’，不以迎合读者的兴趣为耻，所以像古代的物语作者和元禄时代的文豪们一样，也缺少直面人生、倾注内心热情从事创作的认真严肃态度。他们虽然在不受儒教的伪善道德束缚、肯定恋爱和性欲、正视活生生的人情方面，表现了儒学家所没有的现实精神；但是，也不可忽视：他们并不是在与封建的正统道德决裂的基础上采取这种态度的，而是具有如下倾向：表面上迎合封建道德，就像以竹接木似打着‘劝善惩恶’的幌子以避免受到压制。如果说既无高深的思想，又缺乏正视现实的勇气，那么，堕落到猎奇的趋向，自然就是难以避免的结果。在读本、草双纸、歌舞伎等中，之所以不能不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即：它们都竭力罗列出残暴的杀人、毒辣的阴谋诡计、奇形怪状的妖魔鬼怪、露骨的男女做爱场面等，以此刺激读者或观众的末梢神经，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这就是在经济大潮下的艺术家们的追求，回头看看日本的当初，再看看眼下的中国，恐怕又和我们有许多近似之处，这并不奇怪，都是在钱的诱惑下生存，在钱的指使下改变生活条件，所以钱指向哪里，那些“天才”“伟大”的艺术家们就去向哪里，观众喜欢什么我就演什么，就不足为怪了。至于艺术家们留下的作品称得上称不上伟大，要另当别论。家永三郎在书中还对《浮世澡堂》、《浮世理发店》加以了肯定。这两本书周作人译过，在《知堂回想录》中，他认为这两本书译得比较满意。家永三郎认为这两本书“生动地写出了聚集在澡堂或理发店的市井男女老少的对话，令人感到就像亲眼看到了当时庶民社会的气氛”。可见，那些好的作品，在有思想的人眼里，强调的还是“真实”二字。明治维新并不意味着学术自由化，家永三郎写道：“凡是对天皇制、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持批判态度的学问，研究和发表的自由都受到了限制。1920年(大正九年)，森户辰男发表文章介绍克鲁泡特金的著作，法院毫不犹豫地给了森户以刑事处分。”明治维新倡导的“文明开化”政策如此看来也并非文明开化，这种非文明恐怕也是日本军国主义所不可缺少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做到彻底的文明看来是很难的事情，政权、财富、文明这三者的博弈实际上是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家永三郎的眼光在我看来是深邃加敏锐，看问题入木三分。所以闭门读这样的作者写的书，才会开卷有益。我们不仅能够准确地把握明治维新时日本的文化动态，同时我们还可以借他山之石，攻自己之玉，用日本明治维新时的这面镜子，照一照当代我们的变革，也可以照一照明治维新对后来日本政治、经济的影响，包括它为什么会走向军国主义，为什么经济从繁荣又走向衰败，我们细心地体会、体味、体察，肯定会有不少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