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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次芳（浙江大学，杭州310058）一、土地利用是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二、社会生态系统断裂的土地利用灾难三、土地管理框架：土地利用的约束四、社会生态系统下土地管理框架的几个重大问题土地利用是一种无法完全模块化和完全分解的人类利用行为，也就是没有一种清晰的技术上能够辨析的边界来定义交易。因为不仅仅与土地相关的自然系统和与土地相关的社会系统各自本身很复杂，两者之间的交互是更为复杂的问题，尤其是自然系统在自我适应和调整后可能会对人类社会系统产生新的反馈，而这是一种事后信息，在当期的土地利用决策时几乎无从得知。因此现实决策时往往只关注一种或几种因果关系，忽略了同时存在的其他因果关系。这是导致对交易的边界无法准确界定的本质原因。问题是，如果我们不能清晰地界定交易，如何以交易为基础单元来选择匹配的治理结构？这种边界无法清晰表达的例子在土地非农化过程中非常明显。比如，公共基础设施的修建将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土地利用。一方面，基础设施的建造造成土地非农化，比如，修建大坝将明显造成森林、村庄、甚至其他农村土地的消失；另一方面，基础设施修建后还会对周边的土地利用产生影响，也就是所谓的溢出效应，特别是当机场、高速公路、地铁等公共设施将进一步造成后续土地利用的连锁反应，包括工商业进一步集聚、居住区的集聚和围绕居住区出现的新的连锁反应。而这实际上会进一步造成土地非农化的生态环境成本。比如，森林被砍伐和机场噪音等导致的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社会—生态系统”的影响最终反馈到全球环境变化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各个方面，包括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农业生产潜力受损等，其影响在近年来已经逐渐得到关注。这是很多土地非农化决策所忽视之处：即使土地非农化决策考虑到了生态环境的影响，但大多是考虑土地非农化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忽视了生态环境系统自身调整后回反作用于人类系统。比如，公路、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难免需要以毁林开荒的方式来改变土地利用，削弱了森林调节气候的能力，是致使气候变化的因素之一。Zhangetal.的实验模拟结果就显示，在热带雨林地区的毁林开荒活动会削弱热带雨林对温室气体吸收和沉淀作用，进而加剧了全球气候变化。此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诱发的城市蔓延也会影响气候变化。Gonzalez的研究发现，城市蔓延促使人们更多地使用小汽车等交通工具。再者，位于郊外的住宅规模一般较大，这样就增加了保暖和制冷的能源消耗。这些都会增加温室气体的排放，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全球气候变化。因此，我们逐渐认识到由土地非农化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的各种影响最终会以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受损和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率降低等形式反作用于人类社会，成为当今乃至未来一段时期内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议题。这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土地非农化及其影响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具有非线性关系，不同要素之间具有着环形反馈、阈值效应、历史依赖、遗传效应、科层结果、异质性和突变性等复杂系统的特点。应对这种特征的土地资源的管理，需要一种新的角度。从人类与自然互动的角度出发，土地利用这一复杂系统可以被拆解成两个层面：生态层面和社会层面。在生态层面上，表现在土地利用本身的变化；在社会层面上，土地利用的过程和结果往往与诸多社会因素（比如不同的制度安排）密切联系在一起。然而，自然科学家往往会将生态层面的因素当作一个“封闭的环境”，人只是其中的一个外部因素；而社会科学家则更多地忽视了土地利用的自然环境背景，或者将生态层面的影响作为给定不变的因素来加以考虑。这说明，我们缺少一种统一的、完整的视角来解释、解决相应的问题。而这是影响“社会—生态系统”管理的关键。理解生态与社会复杂互动需要新的研究范式。这一新的研究范式应具有以下几个基本功能：第一，能够在不同空间和时间尺度上识别复杂系统的多元层次之间的联系；第二，能够使用交叉学科（包括人类学、生态学、地理学、环境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等）中的丰富知识，发展出一种能容纳和整合这些多元化的、非线性的、跨时空范围变化因子的“共同语言”；第三，能够整合一系列不断演进、符合地方实践、可以回应反馈、朝向可持续发展的策略体系，从而促进动态变化中的制度类型、设计和策略的结合。奥斯特罗姆及其研究团队在其IAD（InstitutionalAnalysisandDevelopment）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出SES（Social-EcologicalSystem）分析框架，可以有效地贴合“社会—生态系统”分析的需求。SES分析框架包括资源系统、资源单位、管理系统和用户四个核心子系统，这四个核心子系统直接影响“社会—生态系统”最终的互动结果，同时，也会受到互动结果的反作用。Ostrom的IAD和SES分析框架对于研究土地资源利用相关的制度决策很有帮助。随着新技术的产生、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系统的影响威胁到了人类生存的基础。这就要求人类必须关注人类活动的“规则”(=限制)，尤其是能够并且真正对自然产生互动影响的规则。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管理框架”，它是应对不可持续土地利用的基础性措施（图1，表1）。次级别的行动范畴尺度国际国家区域地方等交互的情况交互行动范畴行动者的特征不同的治理结构领域土地，土壤，水，自然灾害，气候，生物多样性，GMO等具体行动者管理框架管理框架制度创新制度绩效图1SES下的管理框架交互的特征不同的规则成文的制度单位尺度上自然和社会交互表1土地功能与人类活动的交互子系统空间尺度地块地方区域区际全球生态土地适宜性景观格局土地承载力上下游影响LUCC经济土地投入-产出土地利用结构城乡土地比较效益区际经济关系土地产品国际市场价格社会政策限制土地权属土地管理体制区域差异政策地缘政治领土纠纷1943年美国太平洋上空的尘暴使得近半个国家太阳光线被遮蔽达5个小时，1953年苏联中亚的黑色尘暴使得400万公顷的土地颗粒无收。现今，沙漠化对6.8亿人口构成了威胁，次生盐碱化对全世界大约30个国家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危害，每年全球水土流失所造成相当于4000亿美元的损失，地球上超过1000个物种的消失等等，都与土地利用不当直接有关。从非洲赤道地带至中东阿拉伯沙漠，经过前苏联中亚细亚，直至中国西部在横穿两大洲地带的沙漠化，几十处古代文明如今已成为一片废墟；中华民族的摇篮——黄土高原，从盛唐时代的繁华天朝圣地退化成今天的荒山秃岭，这是几千年来农业土地过度开垦利用及其工程措施不当造成毁灭的证据。中国西南广大石漠化贫困地区，其石漠化的发展是从明代开始的，在清朝不断加剧并演变成为生态灾难，根本原因就是社会生态系统的断裂。已有数值模拟试验表明，如果非洲扎伊尔地区的森林被草地取代，那里的降水量将减少30%；如果亚马孙河流域的森林被草地取代，那里的降水量将减少70%。可见土地利用对于气候是多么的重要。土地管理框架就是土地利用的游戏规则，更正式一点，就是人类为了规范自己在土地利用过程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交互行为而设计出的限制。它用来决定谁可以在何种场合做出决策，何种行为是允许的或者限制的，何种总体规则是要遵守的，何种程序需要遵循，何种信息必须或者禁止提供，个人的行为能够获得何种收益……（图2）。图2土地管理框架的内容1、不能把土地都交给资本和市场按照精典经济学的理论，土地私有制比公有制更有效率。私有制毕竟俱足激励，而公有制却做不到。依据该逻辑推理所做出的预期，离不开以下两个假设：（1）个人利益最大化行为能导致帕累托最优；（2）市场竞争能确保个人按利润最大化的方式组织生产。但事实上，这两点假设通常都是无法满足的。格林沃尔德和斯蒂格利茨（GreenwaldandStiglitz，1986）的研究表明，只要信息或市场是不完备的，市场通常不会趋近于帕累托最优（即使考虑了信息成本和交易费用），个人利益最大化行为尤其不能生成（帕累托）效率。由于土地强烈的区域分异、非均质性和不动性，其信息或市场不可能完备，以上两点假设就更加脆弱，或者就如罗兰所说的那样，根本就不存在。因此，土地私有制并没有对生产力起促进作用，这在中国历史上的教训是深刻的，林地生产力的变化是这方面的例证。大量树种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长成，但私人寿命有限，未来的市场价格谁都无法预期，所以在土地私有的条件下都不愿投资为这些树种造林。在中国历史上，私人林场的树种往往都是一些生长期短者，少见生长期长但有特殊用途的树种。或者在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把大量林地垦造为耕地；或者不顾森林间隔期的生长量而过度采伐，导致林地生产力的下降或破坏。以中国有记载的20个省份的森林覆盖率为例，这是一个反映森林资源丰富程度的指标，森林面积主要包括郁闭度0.2以上的乔木林地面积和竹林地面积，是林地生产力的重要体现。自从东晋私人可以合法取得林地的所有权以来，森林覆盖率持续下降。这不能简单的解释为是人口增加所致，因为2013年的全国人口肯定要比1937年和1700年的人口高出许多倍，但2013年各省份的森林覆盖率大多要比1700年和1937年高出许多（表2）。表2中国部分省森林覆盖率变迁（%）省份5000年前1700年1937年2013年河南636.30.622.7河北6822.70.920.8山东461.30.722.8山西8218.86.018.0陕西4525.016.041.4江苏654.62.620.6浙江9030.08.061.0安徽6930.85.037.6江西8247.012.063.1湖北7946.413.038.4湖南9061.919.057.1福建8366.618.063.1广东9154.510.057.0广西9139.15.060.5云南7965.823.052.9辽宁6913.15.038.0吉林7663.927.043.5黑龙江9390.328.045.2四川8462.834.037.3贵州8938.89.041.5事实上，即使是最坚定的自由主义捍卫者哈耶克，虽然他认为工会是不需要的，规划也是不需要的，一切都可以自由自在，但当他试图用自由秩序来解释城市土地问题时，也显得摇摆不定和模糊不清。他在其《自由秩序原理》第二十二章“住房与城镇规划”也不得不承认：由于城市生活的紧密纷繁，使得原有种种构成简单的划分土地产权的假说归于无效。在城市生活的情况下，那种认为地产所有者不管如何处理他的地产都只会影响他自己而不会影响其他人的观点，只能在极为有限的程度上被认为是正确的。看来，哈耶克也承认城市土地不同于一般的商品，纯粹自由的私人产权，不能解决城市发展的公共问题。2、必需突破传统土地管理的思维模式社会生态系统具有显著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必需突破传统土地管理的线性思维模式。土地是一个复杂的自组织系统，其形成演化服从整体的动力学规则。人类不能为了追求经济效率而超越生态承载力，否则土地系统将会崩溃；人类也不能为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而违背土地适宜性法则，否则土地利用将不可持续。人类更不能还没有从根本上认知土地这个复杂系统的基本运行规律，就做出现行土地制度或土地利用行为正确与否的认定，否则可能会造成“再回头是百年人”的遗恨。如果，仅仅根据哈丁设想的“公地”会发生悲剧，就认定土地公有制会发生悲剧，殊不知由于信息不对称、理性的时间限度和人性的贪婪，“私地”也会发生悲剧，而且这种悲剧可能更惨烈；再如果，仅仅根据科斯的产权逻辑，就认定只有“明晰土地产权”才有资源配置效率，殊不知对于复杂系统而言，系统的序参量——对于土地制度系统而言可能是治理结构，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模糊土地产权”在一定治理结构下也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如果缺乏对土地系统整体和深刻认知，会很容易产生类似于“薛定谔猫”的佯谬。3、应当建立天地人城乡五元共融管理框架建立天地人城乡五元共融管理框架，社会文化空间再生和生态环境整治将成为主导。衔接“海域、江域、流域、乡域、城域”，强化“水脉、绿脉、生脉、文脉、人脉”，推进自然再生和生态节点整治建设，形成“蓝网相间、绿带相连、林田成片、镇城镶嵌”的自然生态和人文格局，实现和谐、稳定和美丽的生命共同体，可能是土地管理模式的基本方向。这一方向未来主要包括：一是物理空间满足人的需求，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