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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国诞生以后，随着全国范围内各音乐院校和艺术院校以及专业文艺表演团体的建立，标志着中国音乐全面步入专业化的现代发展阶段。由于政府在文化建设上推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和采取“抢救民族文化优秀遗产”的措施，中国民歌、器乐、歌舞、说唱、戏曲等全面地进入了现代化教育体系，它们同已经被国人广泛接受的西方专业音乐的形式形成共存，并相互交融，从而表现出了浓重的专业教育特色和新乐特点。中国音乐形成传统音乐类型与外来音乐类型相并存的格局；传统音乐本身便形成民间音乐类型与专业音乐类型相并存的格局。一.1949-1966年间音乐成果录要（一）民族器乐独奏曲的初春民间器乐艺人接受了专业音乐的训练，技巧和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涌现出了一些名传遐迩的民乐演奏家，而各音乐院校民族器乐专业教育中又不断地培养出了新的青年演奏家和才华横溢的作曲人才，将我国近代音乐史上以刘天华为代表的专业创作和以阿炳为代表的纯朴而凝练的民间音乐创作很好地结合起来，民族器乐独奏曲创作及编曲可谓丝竹、管、弦乐竞芬芳。如笛曲，有以深邃细腻的传统韵味和润丽秀美见长的南派代表笛家陆春龄的《鹧鹕飞》、《欢乐歌》；以高亢粗犷和刚劲质朴为特色的北派代表笛家冯子存的《喜相逢》、《闹花灯》，刘管乐《荫中鸟》等。古筝曲有赵玉斋的《庆丰年》等。笙曲有胡天泉与董洪德的《凤凰展翅》等。唢呐曲有任同祥等人的《百鸟朝凤》等。二胡曲有黄海怀的《赛马》等。中胡曲有刘明源的《草原上》。琵琶曲有王惠然的《彝族舞曲》，王范地的《送我一支玫瑰花》等。扬琴曲有郑宝恒的《万年欢》等。双管曲有王石路等集体创作的《江河水》。维吾尔族热瓦甫有乌斯满江的《天山的春天》等。（二）民族管弦乐的成长1952年上海民族乐团、中央歌舞团民族管弦乐队成立，1953年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成立，1956年中国电影乐团民族管弦乐队，1960年中央民族乐团。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成立后不久，即率先对民族管弦乐队编制进行了开创性的重要变革，确立了以拉弦乐器、弹拨乐器、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四组乐器组成的大型民族乐队的结构体制，大大提高了我国民族管弦乐的艺术表现力，使之既能演奏我们民族的古典乐曲，又能表现具有各种特点的民间乐曲，同时，也适合于表现我们当今生活及思想感情的新创乐曲，民族管弦乐的创作进入了繁荣兴旺的初春阶段。继“五四”运动至1949年间曾留下光辉足迹的《春江花月夜》（柳尧章等改编）、《金蛇狂舞》（聂耳编曲）和《彩云追月》（任光曲）等久传不衰的作品的之后，出现了《月儿高》（上海民族乐团整理，彭修文改编）、《大得胜》（何化军、刘汉森整理）、《舟山锣鼓》（前线歌舞团改编）、《瑶族舞曲》（刘铁山、茅沅曲，彭修文编配）、《春节序曲》（李焕之曲，张子锐、谢直心配器）等改编曲。新创作的优秀民族管弦乐作品以朱践耳的《翻身的日子》、刘明源的《喜洋洋》、《幸福年》，以及《紫竹调》（新影民族乐团编曲）、《花好月圆》（黄贻钧曲，彭修文编曲）为主要代表。【民族管弦乐】是在民间合奏音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体裁。其乐队规模庞大，由“吹、打、弹、拉”四大类乐器组成，并各自成组，均分有高、中、低声部，表现性能与西洋管弦乐队类似。（三）中国室内乐的发展一批青年演奏家迅速成长起来，在国际音乐比赛中获奖或开始登上世界乐坛，如钢琴家周广仁、傅聪、刘诗昆、李名强、顾圣婴、殷承宗等。演奏家的崛起为我国室内音乐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时机，继三、四十年代创作的钢琴曲《牧童短笛》（贺绿汀曲）、《花鼓》（瞿维曲），小提琴曲《内蒙组曲》（马思聪曲），《小提琴和中提琴二重奏》（谭小麟曲）等为数不多的室内乐珍品之后，我国的室内乐创作进入了发展期。这一时期优秀的室内乐代表作品钢琴曲有丁善德的《第一新疆舞曲》、《第二新疆舞曲》、儿童组曲《快乐的节日》，江文也的《乡土节令诗曲》，陈培勋的《旱天雷》，桑桐的《内蒙古民歌主题小曲七首》，黎英海的《民歌小曲十五首》，汪立三的《兰花花》，田丰的《高山族舞曲》，石夫的《塔吉克鼓舞》，吴祖强与杜鸣心合写的《中国舞剧〈鱼美人〉选曲》等。小提琴作品有马思聪的独奏曲《第二回旋曲》、《山歌》、《春天舞曲》、《新疆狂想曲》，江文也的奏鸣曲《颂春》，马耀先与李中汉合写的独奏曲《新疆之春》，沙汉昆的《牧歌》，施光南的《瑞丽的边疆》，秦咏诚的《海宾音诗》，郭祖荣的《金色的秋天》。（四）中国管弦乐的开拓1949年至1959年间，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相继建立了相当规模的管弦乐团，如上海人民政府交响乐团（1952年改称上海乐团交响乐队）、中央歌舞团管弦乐队（1956年改为中央乐团）等，有力地推动了交响音乐的创作。中、小型较优秀的管弦乐作品有刘铁山与茅沅合写的《瑶族舞曲》、王义平的《貔貅舞曲》、江文也的交响诗《汨罗沉流》、马思聪的《欢喜组曲》、李焕之的《春节组曲》、瞿维的组曲交响诗《人民英雄纪念碑》、施咏康的交响诗《黄鹤的故事》、辛沪光的交响诗《嘎达梅林》、何占豪与陈钢合写的的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施万春等人的《节日序曲》、刘诗昆与孙亦林等人的《青年钢琴协奏曲》、刘守义与杨继武的由管弦乐伴奏的唢呐协奏曲《欢庆胜利》等。大型的较优秀的管弦乐作品有马思聪的《第二交响曲》、江文也的《第四交响曲》、王西麟的《云南音诗》、马思聪的《A大调大提琴协奏曲》等。（五）中国歌曲的辉煌建国以后，作曲家们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热情，要用崭新的歌曲抒发中国人民高昂的情绪，涌现出一大批人民喜爱、久唱不衰的的优秀歌曲，真可谓成就辉煌。如王莘的《歌唱祖国》、瞿希贤改编的东蒙民歌合唱曲《牧歌》、罗宗贤与时乐濛的合唱曲《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马思聪的《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美丽其格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石夫的《牧马之歌》、刘炽的《我的祖国》、麦丁改编的撒尼族民歌合唱曲《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通富的《敖包相会》、孟贵彬与时乐濛改编的云南民歌合唱曲《小河淌水》、王方亮改编的陕北民歌合唱曲《三十里铺》、李巨川的《我骑着马儿过草原》、王洛宾的《高高的白杨树底下》、葛顺中编曲的新疆民歌合唱曲《你送我一支玫瑰花》、杨嘉仁改编的新疆民歌合唱曲《半个月亮爬上来》、王震亚编曲的古曲合唱曲《阳关三叠》、吕远的《克拉玛依之歌》、田歌的《草原之夜》、朱践耳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白诚仁的《挑担茶叶上北京》和《洞庭鱼米香》、李劫夫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刘炽的合唱曲《祖国颂》、彦克与吕远的合唱曲《七律.长征》、沈亚威的合唱曲《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秦永诚的《我为祖国献石油》、吕其明的《谁不说俺家乡好》、生茂的《学习雷锋好榜样》和《马儿啊，你慢些走》、王永泉的《打靶归来》、郭颂的《新货郎》、赵开生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李劫夫与晨耕的《西江月.井冈山》、李才生的《逛新城》、雷振邦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晨耕与生茂和唐诃与遇秋的合唱曲《长征组歌》，丁善德编曲的哈萨克民歌《玛依拉》、四川民歌《桂花几时开》，孙云雁改编的榆林小曲《五哥放羊》，黎英海改编的哈萨克民歌《嘎俄丽泰》、《在银色的月光下》等。（六）中国现代歌舞、舞剧和歌剧音乐的兴盛《毛诗序》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是中国古人对音乐和舞蹈之间自然融洽、密不可分、相互依存关系的著名论述。歌舞形式的音乐过去在我国的宫廷、官府和民间一直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有着悠久的传统和非常丰富的艺术积累，发展到现代又与西方专业化的音乐形式、技法相结合、融合，开始有了新的飞跃性的发展。优秀舞蹈音乐有刘铁山的《瑶族长鼓舞》、乔谷与刘炽的《荷花灯》、程云的《红绸舞》和他编曲的云南彝族的《阿细跳月》、吕冰编曲的《花儿与少年》、罗忠镕的《孔雀舞》、安国敏的《顶水舞》、明太的《鄂尔多斯舞》、管荫深的《剑舞》等。舞剧音乐创作比较成功的作品有张肖虎的《宝莲灯》、商易的《小刀会》、彦克与郑秋枫的《五朵红云》、吴祖强与杜鸣心的《鱼美人》和他们与施万春等共同创作的《红色娘子军》、严金萱等人编曲的《白毛女》和很多作曲家集体创作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等。这期间，由于全国各地相继建立了歌剧院，为中国歌剧音乐的创作走上专业化的剧场艺术轨道创造了条件，涌现出了一些较好的歌剧作品。如梁寒光的《王贵和李香香》、马可与乔谷的《小二黑结婚》、张敬安与欧阳谦叔的《洪湖赤卫队》、羊名与姜春阳和金砂的《江姐》、石夫与乌斯满江的《阿依古丽》等。二.1966～1976年间中国音乐成果录要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间中国发生了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林彪、“四人帮”一伙极力使音乐完全成为“文革”政治的附庸工具，使中国的音乐事业遭受了极其严重的破坏、损失和扭曲，是专业音乐创作最为艰难困惑、荒芜衰败的“沙漠”时期，期间有价值的作品除产生了石叔成、殷承宗等青年演奏家集体创作的优秀作品钢琴协奏曲《黄河》，吴祖强与刘德海等创作的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瞿维改编的交响组曲《白毛女》及陈刚编写的小提琴独奏曲《苗岭的早晨》以外，只在民族器乐曲作品中出现过点点的“绿洲”。较重要的笛子曲有刘富荣编曲的《帕米尔的春天》、白诚仁的《苗岭的早晨》，二胡曲有王国潼与李秀琪的《奔驰在千里草原》、王国潼的《还乡行》、刘长福的《草原新牧民》、陈耀星的《战马奔腾》，柳琴曲有王惠然的《春到沂河》，扬琴曲有刘希圣与李航涛的《红河的春天》，筝曲有李祖基的《丰收罗鼓》、张燕的《东海渔歌》、陈国权与丁伯苓的《清江放排》、方智训的《南海渔歌》。三.1976～1989年间中国音乐成果录要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的音乐事业又从新步入正常的发展轨道，在获得全面恢复的同时，伴随着党和政府“改革开放”政策下视野的开阔、思想的解放和新时代脉搏、步履，在探索中向前发展。（一）民族器乐独奏曲与中国古乐器的振兴新创作的民族器乐独奏曲与早期的作品相比较，在艺术表现上不仅显得成熟，而且具有创新意义。如俞逊发与彭正元为特制的低音大笛创作的笛子曲《秋湖月夜》，乐曲取意于南宋文人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一词，充分发挥了大笛低音音色的深沉、浑厚，高音音色的飘忽、清澈，描绘出了“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的江南夜色。较出色的笛曲还有王铁锤的《荷花赞》、蒋国基的《采桑曲》、詹永明的《听泉》、俞良模的《南山吟》。萧曲有吴孔团的《月下箫歌》。笙曲有隋利军与唐富的《上京古韵》、吴爱国的《潮》。二胡曲有关铭的《兰花花叙事曲》、陈耀星与杨春林的《陕北抒怀》、高胡曲有乔飞的《思念》，板胡曲有吉喆的《秦川新歌》，软弓京胡曲有王开春与王东杰的《东北秧歌》，琵琶曲有刘德海的《天鹅》、朱毅的《春雨》、杨静的《九连钰》，筝曲有曲云的《香山射鼓》、韩庭贵的《包楞调》，三弦曲有费坚蓉的《边寨之夜》，柳琴曲有徐昌俊的《剑客》等。这期间民族乐器在演奏实践中又增添了新的声源，由于在音乐考古方面的重大发现，一些失传了的但在千百年前曾经流行过的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乐器，如骨笛、埙、排箫、箜篌、瑟、篪、编钟、编磬、火不思等，经过科学的研究后被复制、仿造出来，不仅以其独特的音色和表现力引起了外听众浓厚的兴趣，甚至成为现代最时尚的热门乐器，为民族音乐的影响力和发展注入了活力。新创作的受到国内外听众喜爱的箜篌乐曲有崔君之与李宝树的《湘妃竹》、李焕之的《高山流水》，埙曲有苏友民与陆金山的《独乐寺怀古》，骨笛曲有钱兆熹的《原始狩猎图》，排箫曲有高明的《春莺啭》、隋利军与张永发的《古驿站风铃》，瑟曲有《淡月映鱼》（选自《编钟乐舞》，篪曲有《云》（选自《编钟乐舞》）等。（二）民族打击乐独奏曲的兴盛与民族器乐重奏曲的繁荣1976-1989年间的民族打击乐独奏曲和民族器乐重奏曲在创作形式上出现了突破性的发展，丰富多彩的“组合打击乐独奏”和“花样翻新”的“民乐重奏”大大提升展现出了民族器乐的音响风韵与魅力，拓宽了艺术表现力。如何训田的《天籁》共使用二十九件乐器，其中的筝、中阮、梆笛、竹笛、三弦、陶罐等乐器采用了几种不同的“音律”，特殊的音高关系和新的音响材料构成了独特的音响效果和立体空间感，交响了人世间感情：哭泣、呼唤、颠狂、愤怒、期待等说不尽的凄风苦雨。其它出色的作品：周龙的组合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