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国近代化

1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国近代化学生姓名：贺艳霞学号：200602020011政法系历史学专业指导教师：张守权职称：副教授摘要：中国的近代化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从表层的物质文化层面的洋务运动到中间层次的制度文化层面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再到深层精神文化层面的五四运动。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中西文化的交流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一历史事实也为我们今天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提供了借鉴。关键词：中西文化；交流；传播；中国近代化Abstract:TheModernizationofChinahasexperiencedalongandtortuousprocess.FromthesurfacelevelofmaterialandculturalleveloftheWesternizationMovementtothepoliticalcultureofthemiddleleveloftheReformMovementandthe1911Revolution,tothedeepspiritualandculturaldimensionsof54sports.Inthecourseofthislong,theexchangeofChineseandWesternculturehasplayedanimportantrole.Thehistoricalfactsofourculture'sattitudetowardsforeigntodayprovidereferences.Keywords:Cultural；Communication；Communication；Chinesemodernization前言中国的近代化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中西文化交流也呈现出了一些新迹象。因此，理清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对于进一步搞好中西文化交流，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中国的近代化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由此，中国开始了步履艰难的近代化历程。关于近代化的启动问题．美国社会学家M·列维将其分为“内源发展者”和“后来者”两大类型，即“早发内生型现代化”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早发内生型的，近代化的启动因素主要来自社会内部，比如英、美、法等国就是这样的，后发外生型的如德国、日本、俄国及当今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对于后发外生型的国家来讲，近代化最初的诱发和刺激因素主要源自于外部世界的压力和示范效应。因此，这些国家的近代化之路就显得比较曲折和艰难。尤其对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讲更是如此。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古老文化传统的东方国家，在近代外来文化的直接冲击下，与外来文化相汇合，并在本民族文化精神的支配下，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走上了独具特色的近代化发展道路。具体来讲，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指清政府中部分官员效法西方资本主义所进行的一系列军事、经济、文化、政治等活动。前期（60到70年代）以“自强”为主，重在创办军事工业和训练新式军队；后期（70到90年代）除继续进行“自强”的活动外，又在“求富”口号下，陆续创办了诸如工矿、轮船、电报、铁路和纺织等民用企业。与此同时，还大力发展新式教育，培养洋务人才，使洋务运动发展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洋务运动虽然没有使中2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并且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第二阶段：中国的制度近代化首次提上历史日程的无疑是戊戌变法。1898年6月——9月的戊戌变法在很多方面实施了改革。在政治方面，改革政府机构，裁汰冗员，任用维新人士；在经济方面: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在文化方面，开学堂培养人才，翻译书稿传播新思想，创报刊开言论，开办京师大学堂；在军事方面，训练新式军队。此次的变法是在光绪皇帝的旗号下发动的，上谕中说：“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礼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各学之切于时务者，切实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1］这是一次切合时宜的改革，但却被顽固派扼杀了。变法的失败，有种种原因，顽固派的传统观念，维新派实力微弱而又缺乏策略，皆是其因。但戊戌变法促进了思想解放，是中国近代的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而且有利于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传播，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接下来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并且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使中国的政治近代化向前迈了一大步。第三阶段：精神文化层面的近代化当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五四运动奠定思想基础的是新文化运动。当时，新文化运动以“民主、科学”为主要口号，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李大钊等人颂扬俄国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新文化运动是我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运动，它启发着人们追求民主和科学，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制了条件而且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使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不妥协的伟大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同时，五四爱国运动又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二、中西文化交流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起推动作用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说：“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之一。”而且，如第一部分所述，中国社会是后发外生型的近代化，这就决定了外来文化的传播，必然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文化传播学的理论认为：一切文化，只要它是有活力的，就是传播的，包括纵向的延续和横向的交流。对于外来文化，根据吸收文化区域一定时期内的政治、经济、思想条件，不同的阶级、阶层对其不同要素的不同需求，文化传播的方向和层次也就不可能绝对的齐头并进。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阶级或阶层，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总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而吸收的文化元素，也随着时间的不断向前推进而更新、演变，于是构成了文化传播与吸收中的时间与层次序列。在一般情况下，对外来文化的选择与吸收，遵循着从低级到高级、表层到深层的发展规律，近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吸收，正是经历了从表层的物质文化，到中间层次的制度文化，再到深层的精神文化的过程，与之相应的则是发生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再到五四运动，体现了中西文化交流对中国近代化的推进作用，同时彰显了文化传播由表层到深层循序渐进的规律。㈠表层的物质文化——洋务运动3梁启超在撰写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书中，将中国近代化进程与外来文化的传播历程区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到同治年间借了外国兵来平内乱，于是曾国藩、李鸿章一班人，很觉得外国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对于这方面的事项，觉得有舍己从人的必要，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立起来。”［2］“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便发生了洋务运动。当时，曾国藩在其日记中写道：“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止忧悸。”［3］李鸿章的危机意识更强，他对时局的看法是：“今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麋集京师及各省腹里，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陷，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万里，军械机器之精，巧立百倍，炮弹所至，无坚不摧，水路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4］说明他们都已意识到，先进的西方已对清王朝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在此之前，“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就提出：“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魏源也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表明他们已经意识到中国的科学技术不如人，中国文化的“器”和“用”已不适应形势需要，必须加以变革，喊出了“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的呼声，提出了向西方学习，以洋人为师的历史性要求。于是，之后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便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引下，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的近代科学技术，效仿西方国家在教育、赋税、武备、律例等方面的具体措施，推动中国的近代化的进程。当时提出的“中体西用”是中国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为寻求中国出路的文化自救方案和关于如何向西方学习的战略思想。在封建专制统治和顽固守旧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条件下，“中体西用”是当时唯一可行的过渡性模式。它的提出，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却开了社会风气之先，为引进西学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促成了中国近代化的开端。㈡中间层次的制度文化——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梁启超所说的“第二期”是指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两次政治运动时期。他说：“他们的政治运动，是完全失败，只剩下前文说的废科举那件事，算是成功了。这件事的确能够替后来打开一个新局面，国内许多学堂，国外许多留学生，在这期内蓬蓬勃勃发生，第三期新运动的种子，也可以说是从这一期播殖下来。”［5］戊戌变法时期，提倡“西学”的后继者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对鸦片战争以后几十年中国人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进行了反思，总结了经验教训。他们批评“中体西用”论的失误，并超越了“中体西用”的局限，在中西文化的选择上跨出了一大步。对于西方文化，他们主要选择吸收了进化论和民权、自由、平等的思想，以及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康有为是一个典型的将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巧妙结合的人。他将资产阶级进化论学说，与中国古老的“公羊三世说”揉合在一起，“欲以构成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6］，形成了改良运动中具有中国特色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内涵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体系。康有为在在宣传“托古改制”思想的同时，又鼓吹“仿洋改制”。在《日本变政考》中，他大力宣传“三权鼎立”思想，反复鼓吹立宪法、设议院、改官制的必要性。他认为，中国欲行新法，“非定三权，未可行也”。梁启超也认为，要安邦治国，则应抑君权而申民权，建立“君权与民权合”的君主立宪制。［7］总之，他们的改革不再像洋务派一样仅仅停留在技术层次上，而是向学习西方的理论和制度上考虑。辛亥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领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也从西方文化中选择吸收了进化论和民权、自由、平等思想，进而变革国体、政体，推翻封建制，建立4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变革纲常名教观念，批判封建主义教育，引导教育面向民主化迈进，同时，他们批判封建的以“忠君尊孔”为核心的教育宗旨，批判传统的奴隶教育和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教育救国论”，提出“实施国民教育”和“革命与教育并行”的口号。㈢深层的精神文化——五四运动当然，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里所说的“第三期”就是指的五四运动。他说：“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所经过时间，比较的很长——从甲午战役起到民国六七年问止。约二十年的中间，政治界虽变迁很大，思想界只能算同一个色彩。简单说，这二十年间，都是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恰值欧洲大战告终，全世界思潮都添许多活气。新近回国的留学生，又很出了几位人物，鼓起勇气做全部解放的运动。所以最近两三年问，算是划出了一个新时期来了。”［8］继19世纪中叶西方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并引发新一轮“西学东渐”高潮之后，新文化运动又掀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又一次高潮。新文化运动是在晚清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对传统文化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艰难改革的基础上发动的观念领域的改革，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批判，对西方先进文化大量吸收，个性自由、民主、科学观念得到进一步传播，深入人心，在一定程度上开发了民智，启迪了民心，改造了国民性，使中国文化进入多元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