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社会学中的乡村建设学派

中国早期社会学中的乡村建设学派摘要：乡村建设派，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组成单位之一，是1930年前后形成的一个主张用改良主义方法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政治派别，简称“乡建派”。其流派很多，影响较大的有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和以晏阳初为代表的中华平民教育会派。“乡村建设派”，从广义上说，是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一个团体很多、叫得很响的社会改良派别。其中有一套乡建理论而又付诸实施、产生较大影响的人物是梁漱溟。从狭义上说，也就是一般的说法，乡村建设派指的是梁漱溟领导的一派。关键词：乡村建设学派社会改良乡村建设学派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是当时中国社会所陷入的严重的经济与政治危机的产物。经济上，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封建国家，然而自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入侵，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开始走向破产；西方廉价工业品的大量涌入，又破坏了农村传统的手工业生产，加之连年灾荒和军阀混战，更使农村经济雪上加霜。政治上，自鸦片战争后，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近代中国人民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救亡图存运动。在农村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与苏区土地革命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国民党统治区内不少不满于现状得知分子，希望通过改良主义方法解决中国农村问题。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土地革命，动摇着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基础。与此同时，中国农村经济也在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的压榨下濒临破产的边缘。农村问题成了举国瞩目的问题。在地主资产阶级“建设”农村、“复兴”农村的喊叫声中，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为凋敝的农村寻求出路。一、梁漱溟的中国文化失调与重建理论梁漱溟倡导与从事乡村建设试验的主要理论根据，是他所提出的“中国文化失调与重建理论”。他把东西方文化的发展演进过程依次分为三条路向，即第一条路向，西方文化，以意欲向前发展为其根本精神，向自然界争取物质，向社会争权夺利。发展科学与民主。第二条路向，即中国文化，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注重“向里用力”，他们不向自然界争取什么，也不向社会要求什么，安分知足，随遇而安，中国文化在尚未走完第一条路向的情况下就跨进了第二条路向，是一种早熟的文化。第三条路向，为印度文化，意义与翻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这是佛教文化的路向。印度人不谈现世的人生问题，而是要超脱人生的问题，因而印度文化较之中国文化更为早熟。梁漱溟有关文化发展三种路向的划分，主要是从文化的精神层面的特征为着眼点的，他看到了西洋物质文明远较中国及印度发达，但就精神生活而言，中国文化显然高出西洋文化，而印度文化又超出中国文化。二、晏阳初等人的“愚穷弱私论”晏阳初从事乡村建设实验的理论依据，是他及平教会提出的“愚穷弱私论”。晏阳初等人认为，中国社会的问题主要是农村问题。农村问题虽然纷繁复杂，但其根本问题则是人的问题。晏阳初等人通过详细研究，发现在中国人身上存在着四大缺陷，或曰四大基本问题，这就是“愚”、“穷”、“弱”、“私”。所谓“愚”，即是指中国最大多数的农民，不但缺乏知识，简直是目不识丁；所谓“穷”，是指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简直就是在生与死的夹缝里挣扎着，根本谈不到什么生活程度。所谓“弱”，是指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无庸讳言简直就是病夫，现代科学医疗、公共卫生等，根本谈不上，人民的生死存亡，简直就是听天由命。所谓“私”，是指中国最大多数人民不能团结，不知合作，缺乏道德陶冶以及现代公民知识的训练。由于中国人民身上存在以上病症或问题，因而他们缺乏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中国的一切建设亦无从谈起。针对以上四大病症，晏阳初与平教会提出实施四大教育：以文艺教育培养知识力，解决农民“愚”的问题；以生计教育培养生产力，解决农民“穷”的问题；以卫生教育培植强健力，解决农民“弱”的问题；以公民教育培植团结力，解决农民“私”的问题。在“愚穷弱私”四大问题中，“愚”的问题是最基本的，因此，晏阳初等人特别强调“除文盲”的意义，提出“除文盲，做新民”的口号。他们并提出学校式、家庭式和社会式等三大教育方式，以适应“四大教育”的需要，其中“学校式教育”是主体，通过普遍设立平民学校来进行。三、乡村建设学派主持及影响下的社会改良实验乡村建设有时称“农村建设”或“乡治”、“村治”,称谓虽有不同，实质却是一样的,都是有关农村社会的改良而言的。早在清朝末年,米迪刚等人就在其家乡河北定县翟城村从事过“村治”实验。民国以后，山西阎锡山为巩固其统治地位，亦通过“编村”和“整理村范”的办法实施过所谓的“村治”。北伐战争时期特别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不少知识分子于探索民族自救的途径过程中，走上了乡村建设实验的道路。这一时期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国内乡村建设事业非常发达,其中以梁漱溟主持的山东邹平乡村建设实验及晏阳初主持的河北定县乡村建设实验最为有名,对全国的乡村建设事业起到了示范与推动作用。四、乡村建设学派的局限与贡献（1）乡村建设学派的局限从2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乡村建设实验，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基本上结束了。实际在这之前，乡村建设实验早已困难重重。晏阳初指出：“定县的全部实验工作，起始于民国十九年，五年过去了，其成功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实难断言。因为第一是人才问题，第二是经费问题，第三是社会环境的问题，第四是时间问题。”梁漱溟也谈到了工作的两大难处：第一是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府；第二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乡村建设实验也引起社会学界其他人士的批评，陈序经指出，乡村建设本来是一项非常实际的工作，然而，从十余年来的乡村建设工作来看，远未超出空谈计划与形式组织的范围，多是空谈计划、偏重理论的，宣传工作多于实际工作。针对各地乡村建设实验机构庞大，工作人员众多的情况，陈序经更尖锐地指出，“乡村建设的目标是救济乡村农民，然结果却变为救济工作人员”。乡村建设如果照此下去，恐怕今后会养出一个吃乡建饭的新阶级来。乡村建设工作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可以说是失败的。在分析乡建学派理论缺陷的基础上，从唯物史观出发的一批学者进一步指出，在整个民族陷于沦亡危机的时候，中国的乡村建设不能离开民族独立解放运动而独立进行。正是由于乡村建设学派的理论与实际工作存在着以上根本缺陷，因此，他们拯救农村、复兴民族的目的根本不可能达到。相反，在不根本触动帝国主义与封建残余的统治与剥削地位的前提下从事乡村重建工作，从客观而言，有利于维护既存的统治秩序和社会制度，方便了帝国主义的政治统治与经济侵略。乡村建设学派理论与实践存在的以上缺陷，主要是由于知识分子本身的局限性所造成。由于知识分子本身的软弱性，他们于实际工作中又不敢触及帝国主义与封建残余的统治，不敢触动农村封建土地占有关系，不得不依附政府的经费而实施具体的实验计划。乡村建设学派的局限性也表现在他们于农民的关系上。尽管他们希望与农民打成一片而开展实验工作，但实际上，他们与农民的沟通存在很多障碍。（2）乡村建设学派的贡献著名学者孙本文认为，该学派“值得称赞”之处主要有两点：“第一，他们认定农村为我国社会的基本，欲从改进农村下手，以改进整个社会；第二，他们确实在农村中不畏艰苦为农民谋福利。”我们认为乡村建设学派的工作值得肯定之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乡村建设学派的工作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但在发展农村教育，培养农村人材，传授和推广农业技术，发展农村合作及其他公益事业等等方面，是取得了一定成绩的。第二，乡村建设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追随者，大多数是知识分子。第三，乡村建设学派的探索引起了社会学界的争论，从而推动了中国社会学的研究事业。第四，乡村建设学派的社会改良实验的最终失败，亦从反面给从唯物史观出发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知识分子以有益的启示，拯救中国社会不能走改良的道路，而必须走革命的道路。参考文献：(1)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邹平乡村书店,1936年版。(2)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第三册。(3)郑杭生李迎生《中国早期社会学中的乡村建设学派》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3期·社会学研究。(4)李善锋:《乡村建设运动:一个社会学的考察》,载《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