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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史》034/一百卷史仲文胡晓林中国魏晋南北朝思想史一、魏晋南北朝思想概述魏晋南北朝，上承两汉，下接隋唐，时间跨度近四百年（公元220-589年）。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普遍认为它是充满战争和灾难的时代，是一个大分裂、大倒退的历史时期。这种似是而非的看法长期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有必要廓清和纠正。毋容置疑，在这一历史时期：魏、蜀、吴三国鼎立、匈奴、羯、氐、鲜卑、羌五胡乱华；晋分西东。接着是南北对峙；南朝历经宋、齐、梁、陈四代，北朝有过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朝。在民族关系上，北方边境各少数民族在东汉末年豪强军阀连年内战的时机，主动或被迫内迁，与当地原来的汉族人民错杂而居；南方依溪傍涧的少数民族，也在威胁与利诱下纷纷出山。这种三国鼎立、南北朝对峙以及民族大迁移，是和平与一统的对立物，也是社会动乱不安的表现形式。但是，从更高的理论层次去看，在分裂中有竞争，在迁徙中有融合，在破坏中有建设，在黑暗中有光明，却又是事物发展运动的最基本原理。从中华民族整体的视野而言，我们不能因循过去的历史偏见，把北方少数民族的迁入中原视为五胡乱华，称十六国为僭伪诸国；也不能回避赞扬分裂的嫌疑，把统一和分裂这两个概念绝对化，片面强调统一的积极意义，从而抹煞分裂对抗后达到新的统一的客观效用。从实际情况看，魏晋南北朝也并不像旧史学家们所说那样是黑暗和倒退的中衰阶段，而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历史时期。在中国历史长河中，魏晋南北朝经历的是一段急流险滩和峰回水转的航程，仿佛万里长江中的三峡，乱石穿云，惊涛拍岸，猿声哀啼，催人泪下。那险象环生的峭壁悬崖，那一泻千里的激浪狂澜，给勇敢者以选择，给智慧者以力量。就宏观而言，它给秦汉时期的中国文明带来了新的活力，又为隋唐时代的中国文明作了新的准备。对于这样一个颇有特色的历史时代，我们怎能以黑暗、倒退等一言以蔽之呢！那么，若与秦汉和隋唐历史时期相比，魏晋南北朝又有什么特点呢？其一，朝代更迭频繁和新经济区得到开发毋容置疑，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朝代变更最为频繁的时代，但其变更方式大都比较温和，如曹丕代汉建魏，司马炎代魏建晋，刘裕代晋建宋，萧道成代宋建齐，萧衍代齐建梁，都是以禅让方式取得的。北齐取代东魏、北周取代西魏的情况也莫不如此。另外，在魏、蜀、吴三国鼎立期间，战争固然不少，但各国统治者主要致力于内部建设。特别是三国鼎立之初更是如此。如曹操在许都屯田，每年可得谷百万斛，接着在各州郡列置屯田之官，大规模地推广军屯和民屯，每年收获的谷物增加到数千万斛之多。据《三国志·任峻传》说：数年中，所屯积谷，仓廪皆满。又见同书《国渊传》说：五年中仓廪丰实，百姓竞劝乐业。这些记载表明，中原地区的经济正在得到恢复和发展。在蜀汉政权内部，诸葛亮对于经济建设也是不遗余力。他曾征调兵丁1200人修护都江堰，并称为都安堰，使这个土地肥美的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①在汉中地区，诸葛亮也设置屯田之官，开展屯田事务。在发展织锦业方面，蜀汉政权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蜀锦远销中原北国的曹魏，以及江东地区的孙吴，直到蜀汉垂①《水经·江水注》。亡之际，府库中仍存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②。在江东地区，孙权在整顿军备的同时，也进行军屯和民屯，设置典农校尉和典农都尉。对于水利事业，孙吴政权筑东兴堤，修东渠和开凿破岗渎，不但保证了都城建业（今江苏南京市）附近的农业生产，同时也使江南运河水系的雏形初具规模。人们普遍以为，十六国时期是经济严重破坏、社会极端紊乱的苦难年代。诚然，在西晋后期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的日子里，中原地区确乎遭到了浩劫。但是，如果我们放开视野并作深入考察，就不难发现各少数民族统治者，诸如石勒、慕容廆、苻坚、李雄、慕容德、沮渠蒙逊等人，在恢复发展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还值得注意的是，在十六国时期，中国北方也出现过两次短期统一和两个值得称道的经济开发区。在后赵石勒执政时，他在张宾等汉族士人辅佐下，统一了除辽西前燕、凉州前凉以外的整个北方，又依汉魏之制发展经济和文教事业。在前秦苻坚执政时，他在汉人王猛等人辅佐下，建立起一个东极沧海，西并龟兹，南苞襄阳，北尽沙漠的一统政权。宰相王猛不仅拔幽滞，显贤才，外修兵革，内崇儒学，而且劝课农桑，教以廉耻，终于出现了兵强国富，垂及升平的景象③。其中工商业的发展更快。如《晋书·苻坚载记》说：当时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易于道。这些记述难免有溢美夸大的地方，但社会比较安定，生产得以恢复发展情况仍然可见一斑。所谓两个经济开发区，一指辽西地区，一指凉州地区。在两汉以前，辽西地区虽然生活着一些少数民族的游牧部落，但生产力低下，仍然是一片尚待开发的处女地。西晋后期，鲜卑族酋长慕容廆率领族人徙居大棘城（今辽宁义县西南）。西晋永嘉丧乱期间，由于洛阳、长安相继被匈奴族刘曜攻占，中州士除十有六七避乱江左以外，其余大部分则徙向辽西地区。世家大族如河东裴嶷、裴开，右北平阳耽、阳裕，渤海封抽、封裕，鲁国孔纂，平原宋该以及安定皇甫真等人，都纷纷举族迁移至辽西。他们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对于开发新的农业耕地和提高农业品种数量与质量方面，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至慕容廆、慕容皝相继执政期间，中原地区的流民又一批一批地涌进辽西地区，出现了流人之多旧土十倍有余的局面。慕容皝、慕容、慕容。。祖孙三代，以崇奉晋室为号召，成立侨郡、侨县，开放牧场、苑囿，允许流民垦荒耕种。他们又重用汉族士人，参照魏晋政府的屯田、占田制度，订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征收赋税之法，使鲜卑族人和汉族流民得以安居乐业。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慕容皝、慕容。。除重视文化教育事业以外，还在军事上不断扩充实力，败段氏、破高丽，却前秦，灭冉魏，使辽西地区的经济文化走上了新的台阶，成为令人瞩目的经济开发区。凉州地区的面貌在这一时期也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在两汉时期，除河西走廓有一些农业生产以外，其他地区还是十分荒凉。如《汉书·地理志》说：自武威以西，地广民稀，充其量只是养羊放马的游牧区。魏晋之际，先是敦煌太守皇甫隆教习当地人民制作耧犁和改进生产技术，后有镇西将军邓艾招引数万鲜卑族人移居河西走廓，使这一地区逐渐繁荣起来。西晋后期，张轨出任凉州刺史。他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贸易，又下令铸造五铢钱，②《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刘禅传》。③《晋书》卷一百十四《王猛传》。改变过去以物易物的落后状况。当匈奴贵族刘曜攻破洛阳、长安前后，张轨及其长子张实又积极安排逃来凉州的难民，别置郡县，兴建学校，选拔人才，使凉州地区的面貌大为改观。此后三、四十年间，继为前凉国主的张茂、张骏和张重华等人，经济上因地制宜，农业、畜牧业同时并举，又积极发展与西域诸城邦的商务贸易，并在吐鲁番建置高昌郡，还打退了后赵石虎的多次进攻，保障了各族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使凉州成为新的经济文化开发区。南北朝时期，南朝虽然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与北朝也曾多次发生军事冲突，但战争主要在交界处进行。另外，南北军事虽然对峙，但经济文化交流还是通畅的，双方互派使者访问竟达10余次之多，民间来往更是从未中断。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北朝还是南朝的封建统治者，都以代表中国自居，以一统全国为己任，从而蕴藏着一种通过竞争以求发展的积极因素，有利于促进南北朝地区经济的发展。如果说，中国经济重心在两汉三国以前一直在中原地区，那么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已明显地开始南移。西晋永嘉之乱以后，中原世家大族避乱江左者十之六七。此后100多年间，中原地区人民又曾多次大规模地移往荆、扬、梁、益诸州。在南北人民的通力合作下，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得到了充分的开发，那里土地肥沃，河汊纵横，农作物可以一年两熟或三熟。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对于经济的迅速发展极为有利。据《陈书·宣帝纪》载：当时江南已经是良畴美柘，畦畎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也是当时全国范围最广、经济最发达的新开发区。这种情况发展到唐朝，全国财富以扬州为第一，益州为第二，我国的经济重心进一步向南方转移。其二，民族大迁移与民族大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又一个特点，是这一期间出现了一次又一次民族大迁移的浪潮，加速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融合，大大地增强了以汉族为主干的中华民族的活力。早在两汉时期，经过从夏至秦约1800年的酝酿，一个以华族--汉族为主干的多民族国家在初步形成。东汉末年豪强军阀的连年混战，以及魏晋期间的多次内乱，为北方边境各少数民族内迁提供了机会。按《晋书·文帝纪》载，当时匈奴、羯、氏、鲜卑、羌等各少数民族内迁的人口数字是8.70万余口。这个数字可能过于夸大，但它反映出内迁人数一定不会太少。若是按晋惠帝时太子洗马江统著《徙戎论》的估计：内迁各族人口与关中汉人的比例是：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①这些内迁后的各少数民族，分布地区十分散漫，往往成为犬牙交错的状态：同一个地区常常居住着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同一个少数民族却又交错居住在好几个不同的地区，而这些地区，原来又都是汉族人民劳动生息的场所。这样，它在客观上为民族融合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北方各少数民族统治者纷纷建立地区政权的十六国时期，民族融合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了。各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加强对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控制，必须得到汉族世家豪强的支持和合作，并参酌采用魏晋时期的制度和政策。如羯人石勒礼请张宾，氏人苻坚重用王猛，羌人姚兴擢拔尹纬，便是少数民族统治者拉拢和优待汉族士人的突出范例。另外，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族人民，在辗转流离迁徙的过程中，在长期共同生产劳动的岁月里，①《晋书》卷五十六《江统传》。也逐渐消除各民族间的隔阂、歧视和偏见，联姻通婚，相互支持，从而开始了各民族之间的初步融合。在先进的汉文化影响下，各少数民族的封建化过程和民族融合的步伐变得越来越有利。因此，到了北朝时期，特别是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日子里，更是大力推行汉化。他以正统继承华夏文化的姿态出现，积极改变鲜卑族的旧制习俗，除实行均田制、三长制、班禄制和依魏晋官制改革政府组织以外，还涉及生活文化等各个领域。如禁胡服，改汉服；禁鲜卑语，改说汉话。又如将北魏皇族九氏（姓），以及北魏初期所统的部落一百十八氏（姓），一律改为汉姓，将拓跋氏改为元姓，丘穆陵氏改为穆姓，步六孤氏改为陆姓，独孤氏改为刘姓等等。孝文帝还鼓励鲜卑贵族与汉族门阀世家通婚，他自己就娶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家女儿以充后宫，以陇西李冲的女儿为夫人，并为诸皇弟娶汉族大姓之女为妻。这么一来，鲜卑族与其他各少数民族，同穿汉服，同说汉话，同姓汉姓，又互通婚姻，久而久之，族别就再也难以辨认清楚。于是，原来的匈奴、羯、氏、鲜卑、羌等各少数民族的名称，便在以汉族为基础的民族大融合的熔炉中逐渐消失，成为历史上的名词了。南方各少数民族的情形也大概如此。当初，南方主要有越、蛮、傒、俚、僚、爨等族，其中以越族、蛮族为最大。孙吴政权建立以前，百越中的一支山越仍散居于今安徽、浙江、福建、江西等地的深山峡谷之中，过着村社生活。吴主孙权为了补充兵源和劳动人手的不足，曾先后派出诸葛格、吕范、太史慈、韩当、周泰、凌统等将领、诱逼他们出山，移居于平原或丘陵地区，与汉族一块生活。其时出山的山越，当不会少于二三十万，如诸葛恪在今安徽宣城附近，一次就得到山越4万人之多。这些出山的山越，或是选入军队中荷戈作战，或是将他们编为屯民、屯田客，或是馈送给有军功的世家豪强作为部曲、佃客。由于长期与汉人杂居，大约到南朝末年已融合于汉族之中。蛮族的分布地区更为广泛，支族的名目也很多，如豫州蛮、荆州蛮、雍州蛮、五溪蛮、莫徭蛮、建平蛮、天门蛮、临江蛮等。三国孙吴时的黄盖，西晋时的应詹，南朝刘宋时的沈庆之、刘道产等人，都曾对蛮族进行招抚出山，与汉族人民错居杂处，或为将领之家直接役使的营户，或直接成为国家的编户。这些出山的蛮族，与汉族人民共同劳动，互为婚姻，年深日久，民族间的隔阂和偏见越来越淡漠。到南北朝后期和隋唐之际，蛮族人民亦基本上融合于汉族之中。生活于今江西南部、广东北部的傒族，生活于今两广、湘南山地的俚族，以及广西、贵州一带山区的僚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