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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史》032/一百卷史仲文胡晓林中国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一、魏晋南北朝经济概述魏晋南北朝时期，上承两汉，下启隋唐，是两个大一统时期中间的一个分裂、战争的时代。两汉时期，国家统一，户口繁息，垦田增加，整个社会经济有了较迅速的发展。人口最盛时近6000万，垦田最多时达到800余万顷。在战国的基础上，牛耕和铁农具的使用有了进一步的普及和推广。手工业和工艺品的制造，日益丰富、精美。国家虽然重本抑末，但因国家统一，交通便利，富商大贾，周流天下，船车贩贾，周于四方，商业也相当活跃。但是，两汉的经济发展并不平衡，最发达的是以两汉都城长安、洛阳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和中原地区，其次是巴蜀和淮北，再次是淮南、汉水流域和长江下游以南的丹阳、吴、会等地。东汉中期以后，长江流域人口增加，前、后汉比较，扬州由302万增至433万，荆州由336万增至626万，益州由454万增至724万。南方虽在总体上仍然落后于北方，但南方进一步开发的趋势却越来越明显。与两汉经济增长相伴而来是地主势力的膨胀。他们不仅占有大量田宅、奴婢、徒附，而且还有强大的社会势力和私家武装。他们是汉末分裂的种子。黄巾大起义动摇了东汉的统治，早已分裂的东汉统治集团，便由政治斗争发展为军事斗争，又进而演变成魏、蜀、吴三国鼎立。此后，直到公元589年隋灭陈统一中国，除了西晋有30余年（公元280-316年）的统一外，国家一直处于分裂和战争之中。这就是说，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是在完全不同于两汉时的环境下发展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国家的分裂，民族矛盾上升，战争的破坏，使经济的发展显得尤为艰难。特别是汉末和西晋末年的两次全国性大动乱，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破坏性影响。因此，怎样进一步开发尚待发展的南方经济，恢复受到惨重破坏的北方经济，是当时统治者面临的一大课题。这一基本课题及其相关的具体问题解决的程度，决定着各个封建王朝经济成就的优劣。也使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呈现出其独特的风貌。（一）两汉时期，土地兼并和与之相伴的小农破产沦为奴婢、流民，是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魏晋以后，由于人口大量死亡，地广人稀，土地已不再是主要问题，劳动力的不足已成为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为此，国家与国家、政府与世俗或僧侣地主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人口的斗争。各国之间不断地相互虏掠、迁徙人口。各国内部，政府一面实行赐客、复客、荫客、荫亲属、送故、给干力、佛图户、僧祗户等制度，满足世俗或僧侣地主的部分要求，以巩固其政权的阶级基础；一面又千方百计地控制、扩大编户，采取括户、土断、检籍、强化符伍制度、立长校户等措施，禁止、限制豪强对人口的无限制占有。利用国有荒地，实施屯田、占田、均田制度和与之配套的租调制度，使农民有田可耕，负担也可以承受，以保证对劳动力的控制。而世族豪强也毫不让步，与国家针锋相对，或隐占、或豪夺、或巧取、或公开反抗，力图保持对人口的占有。由对土地的争夺，转向对劳动力的控制，是本期经济的一大特点。（二）战乱引起的人口大规模迁徙，使当时的经济格局也发生了变化。由于大量人口向东北、西北、巴蜀和江、淮以南转移，使这些地区的经济开发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北方经过反复的破坏之后，逐渐进入正常发展轨道。先后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在经过由畜牧到农业，由不熟悉农业到熟悉农业，由早期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以后，北方经济得到了恢复和较迅速的发展。这种人员、技术、信息的多相交流，打破了两汉时期关中、中原先进，四周越远越落后的经济格局，使其向全国均衡发展的方向前进了一步。（三）在分裂动乱、经济残破的环境下发展经济，更需要改革创新精神，需要不断解决新问题。因此，此期南北双方经济上的小调整不断，大的改革也时有出现。这些调整、改革的重点，集中在控制户口，使民有田可耕，调整农民负担，保证国家收入，放免奴婢、杂户，放宽对工、商的限制等问题上。在这些方面，北方实行的措施深入、有力；南方除土断外，则显得表面、零碎、无力。这大概是北方终于能灭掉南方的经济原因。（四）伴随着民族斗争、民族融合而出现的少数民族定居农业化、封建化，是此期经济发展的趋势之一。在南方，这种变化往往是由军事征服和政治高压而实现的，如东吴的征山越、蜀汉征南中、南朝及魏周时征诸蛮，均属此类。而在北方，入主中原的胡族统治者多半是自觉地接受封建的汉族文化。典型的如北魏的孝文帝、北周的文帝、武帝，他们的改革不仅有利于封建经济的发展，而且还为后世提供了崭新的经济模式。（五）此期的另一个独特的经济现象是商业的畸形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钱币衰落，布帛、粮食等实物货币盛行。但这并不等于商业的衰退。实际上，在战乱中，南北之间的和平交往，包括经济、文化往来，从未间断过。各封建王朝对水陆交通的重视、南北贵族们对财富和奢侈品的追求，都为商业的发展、活跃创造了条件。由于政治腐败、官商勾结，更为商业的畸形繁荣提供了动力。这一时期，南方的海外贸易，北方对西域的贸易，都不逊于前代。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残酷的时代，是人民苦难最深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活跃的时代，是最能显示人民力量的时代。在十六国时期，历史似乎走上了绝路，但经济仍然按照它自身的规律为自己开辟着前进的道路。其具体表现就是生产力的社会代表--生产者通过各种斗争，或在生产斗争领域中进行新的创造，或迫使政治上层建筑进行必要的调整，或干脆摧毁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政权。他们的努力，也使保护生产力的政权得以生存、巩固、发展。劳苦大众是默默无闻的，但他们是历史的真正主宰。二、三国西晋经济的逐步恢复（一）汉末北方经济的大破坏东汉后期，政治一片黑暗。宦官外戚轮流擅权。他们不仅相互倾轧，卖官鬻爵，滥兴刑狱，而且还利用权力疯狂兼并土地，并将沉重的租赋徭役转嫁到百姓头上。统治者的横征暴敛、竭泽而渔，使作为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小农经济日趋破产，部分丧失了进行简单再生产的能力。实际上，在黄巾起义前，东汉王朝的社会经济已遭到很大的破坏。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大起义爆发。在镇压黄巾大起义的过程中，各地官僚、军阀趁机扩张自己的势力，相互征讨，形成了东汉末年群雄割据的局面。战乱频仍，灾荒不断，瘟疫横行，东汉社会经济由隐性破坏变得明朗化。在这场持续几十年的规模空前的巨大浩劫中，全国各地区社会经济都受到程度不同的破坏，其中，北方经济所受破坏尤为惨烈。人口锐减、宫阙破败，农田荒芜，工匠逃匿，饿殍载道，尸横遍野。古老的北方大地顿成人间地狱。1。户口的大量耗减汉末是一个分裂和战争的时期。当时，战争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战争；另一类是割据一方的军阀之间争夺地盘的征战。让我们先看第一类。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军在北方7州28郡同时俱起。张角、张梁、张宝兄弟领导的冀州黄巾军主力同皇甫嵩激战，兵败阵亡者近20万人；皇甫嵩、朱。。击败颍川黄巾军，仅斩首者便不下13万人；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公孙瓒袭击青、徐州地区的黄巾军，屠杀义军6万人以上，起义者的鲜血染红了江河。这里记载的只是官兵杀死起义者的一部分，而在双方进行殊死大搏斗时，官兵的死亡也不会少。大战以后，千里无人烟，无鸡鸣犬吠之声。这些被大量屠杀的，原本是农业生产第一线的直接生产者。他们被大量杀害，致使社会生产力所受破坏就可想而知了。至于军阀间的战争给无辜百姓造成的灾难，更是不可胜言。军阀战争残害百姓，一是战场上的互相斩杀，二是杀害无辜百姓。前者如董卓死后（公元192年），部下李傕、郭汜相攻连月，死者以万数①。兴平二年（公元195年）袁绍部将麴（qū，音曲）义破公孙瓒于鲍丘（今河北省渔阳县），斩首二万级②。陶谦和曹操作战，陶谦兵败而逃，死者数万。③袁绍与曹操决战官渡（今河南中牟县境内）时，袁绍军队溃败，曹操将投降的袁军士兵数万人全部活埋。这是军阀相残的人口减耗。无辜百姓在军阀屠刀下丧生的人更是不计其数。董卓入洛阳以后，曾派军到阳城（今河南登封县），正赶上百姓聚在一起举行春季祭社活动。卓军便诈称这些人要造反，于是把男子全部砍头，将妇女和财物全部抢走，回到洛阳，声称破贼大胜。董卓西迁长安时，将洛阳人口数百万悉数胁迫随行，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①《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②《后汉书》卷七十三《公孙瓒传》。③《三国志》卷八《陶谦传》。董卓死前，其部将李傕等在中牟战胜朱。。（jùn，同俊），乘势抢掠陈留、颍川各县，杀掠男女，所过无复遗类。①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曹操再攻陶谦，下取虑、雎陵、夏丘等五县后，把无辜民众全部杀掉。正是由于这些军阀们滥杀无辜，才造成了到处烟火断绝，杳无人迹的荒凉景象。战争往往伴随着天灾和疾疫。这是因为统治阶级已不注重生产和抗灾；而人口的大量死亡又是疾疫流行的温床。汉末，自黄巾起义以后，小的、局部的天灾几乎年年都有。其中，重大灾害是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发生的蝗灾和旱灾。史书记载说，这一年，蝗虫起，百姓大饥。三辅（关中）大旱，谷一斛五十万，人相食，白骨堆积。曹操与吕布争兖州，因军食尽，想投靠袁绍，后听程昱建议乃止。次年（公元195年）七月，汉献帝自长安东归。十二月，渡过黄河至安邑（今山西夏县）。因为这一年又发生了旱灾和蝗灾，所以仍然无谷，随从官吏靠食枣、菜活命。仅有的一点粮食，也因诸将不能相率，被抢吃光。献帝曾采取拜坞主为官的办法，希望能得到他们赠一点食品，刻官印供不应求，便用锥子画一画，表示有文字就算数。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七月，汉献帝到了洛阳，随从官吏依然没有粮吃，尚书郎以下皆亲自采野稻充饥。曹操到洛阳迎接汉献帝，所将千余人，皆无粮；到了新郑（今河南郑州），杨沛将收藏的千余斛干桑椹献给曹操，以救一时之急②。由此可见，自兴平元年到建安元年的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等于给当时的战乱经济雪上加霜。瘟疫的流行，是造成经济破坏的又一个因素。据记载，汉魏之际，大疫共有三次。一次是汉灵帝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大概与统治阶级残酷屠杀黄巾军有关。第二次是建安（公元196-220年）中，张仲景为长沙太守时，大疫流行，宗亲死者甚众，百姓得伤寒死者十之七。这成了他编撰医学名著《伤寒论》的一个契机。第三次是在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这一年，建安七子中的徐幹、陈琳、应瑒、刘桢皆染疫而亡。曹丕在给吴质的信中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①说的就是这次大疾疫。大疫降临，往往造成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其甚者全家死光，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②，连逃亡躲避也来不及。可谓一人染疾，一家俱亡；一家染疾，一族俱伤，只有坐以待毙。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战争、灾荒、疫疾是造成汉末中国，尤其是北方人口锐减的最主要的原因，它们对经济的严重破坏，确如晋人山简所综述的那样，从初平元年到建安末年的30年中，万姓流散，死亡略尽，斯乱之极也③。除了直接死于兵燹、灾荒、疾疫之外，北方人民为了逃避天灾人祸，大量流移逃奔他乡，流向相对安全的区域。在汉末三国之初，民户流徒方向及区域有三：一是由关中、中原流入长江上游的巴蜀以及中游的荆襄地带。史载：刘璋为益州牧时，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今四川）数万家④。又关①《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②《三国志》卷十五《杨沛传》。①《三国志》卷二十一《王粲传》。②《后汉书》志十七《五行志》注。③《晋书》卷四十三《山涛传附山简传》。④《三国志》卷三十一《刘璋传》引《英雄记》。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①二是由中原流入东北或渡海依公孙度于辽东。史载，国渊、邴原、管宁、王烈等均避难辽东；袁绍据河北时，逃入乌丸、鲜卑的汉人也不少；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为扫除南进的后顾之忧，征三郡乌丸，大破之于白狼山，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②。其中，一部分就是流入乌丸的汉人。三是由中原流徙入江、淮间。青、徐、兖、豫及淮北人民大都先避难淮南，继而再渡江，散居江东。三路流民中以这一路为最多，故亦屡见记载。史载，孙策占有扬州以后，四方贤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众。③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曹操欲北徙江淮间十余万户，结果弄巧成拙，这些人均渡长江进入吴境。《三国志·吴书》列传中有名的吴臣约60人，其中，来自中原者约占半数。至于普通群众及依附于士人流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