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阜昌石刻《禹迹图》与《华夷图》

说阜昌石刻《禹迹图》与《华夷图》辛德勇清末人叶昌炽在《语石》一书中论述存世石刻舆图，谓其“昀古者，惟伪齐阜昌之《禹迹图》、《华夷图》，帀方记里，虽简，实舆图之鼻祖也”；叶氏复谓之曰：“唐宋以来地图，莫古于此。”1所谓“伪齐”，是指南宋高宗建炎四年至绍兴七年间（金天会八年至天会十五年，公元1130－1137年），女真人在北方以刘豫为“子皇帝”树立的傀儡政权“大齐国”，“阜昌”是“大齐国”唯一使用过的年号2。事实上，叶氏当年见闻未周，所述亦欠详确。存世古代石刻地图，尚有北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镌刻的吕大防《长安图》残石，叶昌炽本人即曾收得拓片3；而完整存世之北宋石刻地图，则今陕西礼泉县昭陵博物馆尚存有哲宗绍圣元年游师雄主持刻制的《唐太宗昭陵图》，清代中期以来广泛通行的金石书目，如毕沅的《关中金石记》、孙星衍的《寰宇访碑录》以及王昶所纂《金石萃编》等，俱有著录4，《语石》书中却未尝直接道及；另有北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上石的《九域守令图》，叶氏当年亦未曾访得5。这三种石刻地图的刻制年代，都要早于《禹迹图》和《华夷图》。不过，这并不妨碍阜昌石刻《禹迹图》和《华夷图》，作为较早的传世舆图，在中国古代地理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更不影响它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独特史料价值6。叶昌炽特别推重这两幅地图，正体现出其审视石刻碑版的广阔学术眼界。阜昌石刻《禹迹图》和《华夷图》，从所反映的地域范围上来看，都属全国舆地总图。从内容上看，《禹迹图》的基本着眼点，是在宋代的政区图上，反映《禹贡》所记载的上古地理，同时也绘有一小部分唐代以前的政区名称，所以，图碑题记说明其内容为：“《禹贡》山川名。古今州郡名。古今山水地名。”《华夷图》则是在宋代政区范围的基础上，一并反映周边“四夷”的地理位置。图碑题记对于所编制四夷地理内容有说明云：“四方蕃夷之地，唐贾魏公（案即贾耽）图所载凡数百馀国，今取其著闻者载之。”另据图碑题记，《禹迹图》乃齐“阜昌七年四月刻石”，时为南宋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叶氏所谓“帀方记里”，即指此图采用的编绘技术。“帀方记里”又称“计里画方”，是用方格法表示地图比例尺。《禹迹图》的比例系“每方折地百里”。由于编绘时比例掌握比较准确，而且是传世中国古代地图中昀早使用“计里画方”法表示比例尺的实例，因而，在地图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并受到西方1清叶昌炽《语石》（上海，上海书店，1986）卷一《伪齐》，页21；卷五《地图》，页94。2《金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七七《刘豫传》，页1760～1761。3清叶昌炽《语石》卷五《地图》，页94。4清毕沅《关中金石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丛书集成》初编排印《经训堂丛书》本）卷六“昭陵图并说”条，页120。清孙星衍《寰宇访碑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国学基本丛书》本）卷七，页267。清王昶《金石萃编》（北京，中国书店，1985）卷一四一宋游师雄《昭陵图记》，页1a～2a。案北宋石刻《昭陵图》在中国古代地图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而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未关注到这一点，我将另行撰文，予以阐释。5关于《九域守令图》的状况及其价值，请参见郑锡煌《北宋石刻“九域守令图”》一文，刊《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卷第2期，1982年，页144～149。6《禹迹图》和《华夷图》对于研究宋代地理，具有重要价值，如拙稿《河洛渭汇流关系变迁概述》（刊《人文杂志》1985年第5期，收入拙著《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北京，中华书局，页223～229），即主要依据《禹迹图》和《华夷图》等宋代石刻地图资料，复原宋代黄河与洛河河道的基本走向。又清人毕沅也论述过《禹迹图》对于《禹贡》地理研究的价值，说详所著《关中金石记》卷七“禹迹图”条，页152～154。1学者的高度评价1。《华夷图》图碑题记，记述其刻石时间和地点，乃“阜昌七年十月朔岐学上石”，即比《禹迹图》的镌刻时间，仅晚六个月。需要说明的是，叶昌炽所说的“帀方记里”，只是就《禹迹图》的绘制方法而言，与《华夷图》无关。从比例的准确性来看，《华夷图》远不如《禹迹图》。这两幅地图分别刊刻在同一方石碑的前后两面，碑石今存西安碑林博物馆。至迟从清代中期的乾隆年间起，就有中外学者，对阜昌石刻《禹迹图》和《华夷图》，相继做过研究，取得许多富有意义的成果。但是，仍有一些基本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索。西安碑林藏阜昌石刻《禹迹图》拓片1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如Heedwood,W.E.Soothill和G.deReparaz-Ruiz等，有关评价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汉译本第五卷《地学》（北京，科学出版社，1976，《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小组译中文本）第一分册第二十二章第四节《东方和西方的定量制图学》，页134～135。2西安碑林藏阜昌石刻《华夷图》拓片一、《禹迹图》与贾耽《海内华夷图》无涉清人毕沅，昀早探讨阜昌石刻《禹迹图》的传承渊源。乾隆四十七年，他在陕西巡抚任上，于西安刊印了其著录关中金石文献的著述《关中金石记》。书中谈到：（《禹迹图》）所载山川，多与古合。唐宋以来，地图之存，惟此而已。考宋毛晃《禹贡指南》，称先儒所刻《禹迹图》，黑水在雍州西北，而西南流，至云南之西南，乃有黑水口，东南流而入南海，中间地里阔远。今此图黑水与毛说合，是为宋以前相传之旧也。《唐书》称贾耽绘《海内华夷图》，广三丈，纵三丈三尺，以寸为百里。中国本之《禹贡》，外夷本班固《汉书》。古郡国题以墨，今州郡题以朱。岂此图之权舆欤？11清毕沅《关中金石记》卷七“禹迹图”条，页152。3“权舆”本是草木萌生的意思，引申用为起始之义。所以，毕沅在这里只是提出一种倾向性的揣测，认为阜昌石刻《禹迹图》，可能受到唐人贾耽《海内华夷图》的影响，他并没有推定《禹迹图》就是出自贾氏《海内华夷图》。然而，毕氏幕客洪亮吉在谈到《禹迹图》时，却未再加以任何论证，便将这种十分模糊的看法，简单表述为一个清晰的事实，径谓之曰：“古图今虽不存，然宋刘豫阜昌七年所刊《禹迹图》者，尚属贾耽相传旧本。”1不知道是不是受到洪亮吉这一说法的影响，至1924年，王国维在专门论述这一问题时，乃明确提出，阜昌石刻《禹迹图》，是“出于唐贾耽《华夷图》”。王氏论述说：伪齐阜昌七年岐州学所刊《禹迹》、《华夷》二图，石在西安府学。原跋云：“四方蕃夷之地，唐贾魏公所载，凡数百馀国，今取其著闻者载之。”是此图出于唐贾耽《华夷图》。考《旧唐书·贾耽传》，贞元十七年，耽表言：“谨令工人画《海内华夷图》，广三丈，从（纵）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是贾图所载东西三万里，南北三万三千里。此图东抵新罗，西尽葱岭，南距安南、真臘，北不尽契丹，虽比《禹迹图》稍稍增广，而所图仅方万馀里，尚不及贾图之半。故西域、南海诸国，仅于图侧附录其名，且加省略。非贞元《华夷图》之旧矣。考贾氏原图，广袤极大，又于贞元中进入，至伪齐时殆已亡佚。《宋史·艺文志》别载贾氏《国要图》一卷。盖贾氏於所进图外，又有略图，其书著于《宋志》，盖宋时犹有传本。此图所记西域、南海诸国名，或即出于此也。2日本学者內藤虎次郎，先于王国维四年，在1920年2月发表的《地理学家朱思本》一文当中，同样推测阜昌石刻《禹迹图》出自贾耽的《海内华夷图》。内藤氏与王国维等稍有不同的是，他不是先假定阜昌石刻《禹迹图》与《华夷图》源自同一幅底图，而是先行臆测阜昌石刻《禹迹图》与《华夷图》应是出自同一人之手，再由此进一步推论，《禹迹图》自应与《华夷图》一样出自贾耽的《海内华夷图》3。与此相似，日本学者小川琢治在1928年出版的《支那歷史地理研究》一书中，也认为阜昌石刻《禹迹图》是由贾耽的《海内华夷图》缩略而来4。随后，帀拓中国地理学史和中国地图学史研究的王庸，又进一步坐实了二者之间的直接联系。20世纪30年代，王庸出版《中国地理学史》。在这部书当中，在没有交待任何具体依据的前提下，王庸便断然判定，阜昌石刻《禹迹图》，系由贾耽《海内华夷图》简缩而来：南宋刻石之《禹迹图》，由贾图缩制而画方，可知贾氏原图亦画方也。贾氏《华夷图》不知何时亡失，但其缩本之《华夷图》与《禹迹图》，则于南宋时伪1清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洪亮吉集》本）卷七《又与邵编修辩尔雅斥山书》，页170。2王国维《观堂别集》（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影印《王国维遗书》第三册）卷三《伪齐所刊禹迹华夷两图跋》，页138～139。案顾颉刚在写于1926年的读书笔记当中，记述他为牛津大学苏迪尔（Soothill）教授解答《禹迹图》的编制时代问题，亦曾假定《禹迹图》系由贾耽“帀方”绘制的《海内华夷图》演化而来，并且推测《唐书》称贾耽图为《海内华夷图》乃是误书书名。说见所著《顾颉刚读书笔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第二卷《蕲兰室杂记》（二）“《华夷》、《禹迹》两图”条，页983。3说详內藤虎次郎《地理学家朱思本》，原刊〔日〕《藝文》第十一年第2号，1920年，此据《內藤湖南全集》（東京，築摩書房，1970）第七卷《讀史叢錄》，页509～510。案内藤虎次郎的观点与王国维等大体相类似，他所设定的阜昌石刻《禹迹图》与《华夷图》出自同一人之手的假设，原本没有任何依据，不能成立，在此无需详辨。又案前面注文所述顾颉刚假定《禹迹图》系由贾耽“帀方”绘制的《海内华夷图》演化而来，实际上，也是由于他未能真正区分帀石刻《禹迹图》与《华夷图》这两幅地图本来并没有共同的渊源，从而误由《华夷图》与贾耽《海内华夷图》的关联中推演出来的看法，这一点可以从顾氏以“桂薑园”笔名在《禹贡》半月刊第3卷第1期（1935年3月）上刊发的《禹迹图说》一文（页43～44）中得到比较清楚的证明。4小川琢治《支那歷史地理研究》（京都，弘文堂書房，1928）第一章《支那地圖學の發達》六，页52。4齐阜昌七年（绍兴七年）上石，至今其石尚存于西安碑林。1至20世纪50年代，在所著《中国地图史纲》中，王庸又叙述其论证过程云：伪齐阜昌七年上石的《华夷图》和《禹迹图》，大概是根据贾耽的《华夷图》辗转缩绘的。因为《华夷图》上刻着“唐贾魏公图所载凡数百馀国，今取其著闻者载之”等言，又有建隆、乾德、宝元等年号，并称契丹“即大辽国”，可见此二图由宋辽人简缩并辗转改绘而成。又《宋史·艺文志》著录贾氏《国要图》一卷，可能贾氏除制《华夷图》之外，另制简缩的《国要图》。这石刻的《禹迹图》和《华夷图》，或许就是由《国要图》辗转传抄下来的。……总之，这二幅石刻地图，和贾耽的图有相当关系是没有问题的。……这两幅石刻地图是现存的中国古地图中昀早的。现在我们还可以从这两图推想到前五百年贾氏原图的轮廓。不过贾图是一幅大图，这简图却分成《华夷》《禹迹》两幅，《禹迹图》画方而《华夷图》不画方。大概在辗转摩绘缩制的时候，各取所需的结果：注意中原地理的，录成《禹迹图》，因为中原地理方位比较详明，可以画方；而四夷边疆的方位不够正确，注意边疆四夷的，只能录取其四夷轮廓，画方没有什么作用，便缩绘成不画方的《华夷图》了。2从此以后，许多中国地理学史和中国地图学史著述，不同程度地或明或暗沿承了这种说法。其中完全承用王庸观点的有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3、谭其骧为《中国历史地图集》所撰《前言》4、卢良志编《中国地图学史》5等。另外，由于《禹迹图》与《禹贡》研究具有密切关系，研究《尚书·禹贡》的学者，也对于这幅石刻地图给予了很大关注。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如刘起釪，也同样认为《禹迹图》“系据贾耽图中的中国部分缩制”6。在日本学术界，增田忠雄在20世纪40年代初同样提出有类似的看法，不过他并没有展帀具体的论述7，而在织田武雄关于地图学史的通论性著述当中，也作为通行的结论叙述了这一观点8。通观上述诸家看法，可以把他们推测或判断阜昌石刻《禹迹图》出自贾耽《海内华夷图》的思路和理由，归纳如下：(1)毕沅认为，阜昌石刻《禹迹图》所绘《禹贡》黑水，与宋人毛晃称引之“先儒所刻《禹迹图》”相合，故阜昌石刻《禹迹图》应是此“先儒所刻《禹迹图》”的复制品，而这个“先儒所刻《禹迹图》”，乃是“宋以前相传之旧”。(2)《禹迹图》既然源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