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浙江之海外贸易

2008年8月第3期第71页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元朝自建立以来，东征西战，统一中国后又积极对外扩张，发展成为横跨亚欧的大帝国。随着统治地域的扩大，其海外贸易也在前代基础上得到继续发展。位于我国东南沿海的浙江省，凭借其优越的地理条件、良好的经济基础，在元代整个海外贸易发展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元朝在全国7个港口设置市舶司，仅浙江一省就有4个港口。或许由于元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政权，在论述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发展的历程时，元代景况总是紧随宋代之后，或寥寥数语一笔带过，或单论元代海外贸易时宋代景况却占据了很大篇幅，就主题而言针对性不强。而且，关于元代浙江海外贸易情况的文章、论著也为数不多。本文拟就元代浙江地区的海外贸易状况，从2个方面（元代浙江与日本的贸易、元代浙江与高丽的贸易）作专门阐述，以期展现当时浙江海外贸易之盛况。一、元代浙江与日本的贸易元代浙江隶属于江浙行省。在宋代基础上，元代海外贸易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主要贸易国是日本和高丽（元代浙江与高丽的贸易状况详见本文第二部分）。元代中日之间虽然一度发生过忽必烈2次东征日本和倭寇对中国侵扰等不友好的事件，但纵观整个元代中日交往，睦邻友好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仍居主要地位。（一）元代浙江与日本贸易之港口元代在浙江庆元（今宁波）、澉浦（今海盐）、杭州、温州4处设置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庆元设置市舶司的时间，史籍记载不一，据《延祐四明志》卷三载：“至元十五年（1278年）立提举庆元市舶使司。”市舶司和市舶库的地址，据《至正四明续志》卷三记载，“庆元市舶提举司在东北隅姚家巷，元系断没仓官房屋基地，重建公宇”，“市舶库在东南隅车桥东，内有敖房二十八间，用天开瀛海藏珍府，今日规模复鼎新，货脉流通来万宝，福基绵远庆千春二十八字为号。土库屋并前轩共六间，至元元年并盖外门楼三间，以备关防。”1293年(至元三十年)，温州市舶司并入庆元，1298年（大德二年），上海、澉浦市舶司并入庆元。庆元市舶司的置废也很频繁，1304年（大德八年）撤销庆元市舶司；1308年（至大元年）恢复庆元元代浙江之海外贸易杨妮王丁国摘要：元代幅员辽阔，海外贸易在宋代基础上得到持续发展，其中浙江海外贸易是整个元代海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和高丽是其主要贸易对象。文章从元代浙江与日本、高丽的贸易着手，阐述元代浙江海外贸易的发展概况。关键词：元代；浙江；海外贸易中图分类号：K2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346（2008）02-0071-05————————————收稿日期：2008－03－12第一作者简介：杨妮，女，宁波大学文学学院研究生（浙江宁波315211）PDF文件使用pdfFactoryPro试用版本创建页市舶提举司；1312年又被撤销，1314年又得到恢复；1320年（延祐七年）又遭废置；1322年（至治二年）庆元市舶司的建制最终稳定直至元末。庆元市舶司设置提举二员，同提举一员，副提举一员，最初归福建安抚使管辖，后直属中书省，最后由江浙行省管辖。海舶到时，市舶司官员要到海面去“封海舶”押送到港口，监盘货物入库，抽分之后，再发还给舶商。澉浦在元代已经是商贾往来的要冲之地，1278年（至元十五年）设市舶提举司，“远涉诸番，今通福广”。[1]附近的乍浦也有外国商船出入，《乍浦备志》载：“乍浦海口闸，在天妃宫后，元时开接藩舶，海舟由此闸乘潮而入。”杭州港也是元代的重要海外贸易港，马可波罗曾说：“杭州各方衢后面和大街并行的，有一条很宽的河，在河的近边上面造有大的石头货栈多所，所有由印度和别处来的商人，皆把他们的货物放在那里，好预备叫道近旁各方衢去。”[2]1284年（至元二十一年）被辟为经营“官本船”贸易的口岸，1293年（至元三十年）杭州市舶司并入杭州税务。温州元初时设市舶司，1293年（至元三十年）并入庆元市舶司。元代温州兴修了码头以供海舶停靠，兴修灯塔作为海舶入港的航标。以上各港中尤以庆元港为元代浙江对日贸易的主要海港，来元贸易的日本商船大都从庆元港入境：《元史·世祖本纪》载：“至元十六年（1279年），日本商舶四艘抵庆元，许与交易而归。”[3]1292年（至元二十九年），两批日本商船来庆元港要求贸易。1305年（大德九年）、1306年（大德十年）、1325年（泰定二年）、1327年（泰定四年）、1341年（至正元年），均有日本商船来庆元贸易。《元史·成宗本纪》载：“大德十年（1306年）四月，日本商人有庆到庆元贸易，献金铠甲。”[4]可见，庆元港在元代对日贸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温州港在元、日贸易中也很活跃：《孤峰和尚行实》载：至大四年（1311），日本商船来元，泊温州。《景南和尚语录附录法观寺一件》载：延祐五年（1318），日僧放牛光林随商船入元，至温州。乾隆《温州府志》卷30《番航》载：延祐五年（1318），有日僧搭乘商船入元，遇风漂至温州。《无文选禅师行实》载：至元五年（1339），日本商舶自博多出发，经五昼夜，抵温州。《无文选禅师行业》载：至正三年（1343），日僧无文元选搭乘商船入元，船主听说庆元有人购杀日本人，遂改航赴温州。（二）元代浙江与日本贸易之航线元代中日海上贸易，以浙江庆元和日本博多为主港。于日本而言，博多为对元贸易之主要海港，日本商船大多由九州之博多出发，横渡东海，至庆元港登岸，航期一般为10天左右。来时主要利用10月以后的东北季风，归航时多利用4月以后的西南季风，通常在中国停泊八九个月。这条航线基本上承袭了南宋的航路，但有时因为风向关系，也有个别不得已走黄海北路航线的，如元泰定三年（1326年），杭州府净慈寺高僧正澄赴日，就是经由高丽、聃多（今济州岛），转道去日本博多，历时2个多月。[5]当时日本镰仓幕府对日本商人出海不加任何限制，而中国也诏谕沿海官司通日本，因而日本船舶络绎不绝地驶入庆元港，中日之间的海上贸易往来十分频繁，日本驶往庆元的私人商船几乎每年不断，元末六七十年间是日本各个时期商船开往中国最盛的时期。（三）元代浙江与日本贸易之货物元代从浙江运往日本的贸易品，“以铜钱、香药、经卷、书籍、文具、唐画、什器以及金襕、金纱、唐绫、毛毡等织物类为主”，从日本输入的商品“以黄金、刀剑、扇子、描金、螺钿等物为主”[6]，元代中国银价渐贵，庆元港还输入大量的日本银。《至正四明续志》卷五，在市舶货物条例中可以看出倭金、倭银、倭枋板柃、倭条、倭橹、倭铁、硫黄、乌木、苏木等都是从日本输入元代浙江的贸易品。此外，从庆元港运往日本的陶瓷数量也很大，有的是由温州等其他地区的商船通过庆元港销往日本的，铜钱也适量输杨妮，等：元代浙江之海外贸易PDF文件使用pdfFactoryPro试用版本创建页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往日本（但1286年即至元二十三年，元廷担心铜钱外流，禁止使用铜钱与外国贸易）。有史为证：《元史·日本传》载：“至元十四年，日本遣商人持金来易铜钱。”[7]《大通禅师语录年谱》曰：“日本遣商船求藏经于元国。”[8]《藏经舍利记》谓：“镰仓净妙寺之太平妙准令其徒安禅人入元，持黄金百镒，购福州版大藏经。”[9]《太平记》载：“元至正二十七年，高丽使臣承元朝之命至日请禁倭寇时，日本回赠白太刀三把，扇子三百把。”[10]（四）元代浙江与日本贸易之形式元代浙江与日本的海外贸易往来主要有2种形式，即民间私人贸易和半官营的商船贸易，前者来元的日本商船有的仅以贸易为目的，有的则采取海盗式的方式乘机大肆掠夺而变为倭寇，后者来元的日本商船主要指天龙寺船，它是一种获得日本幕府保护的官方商船，纲司由寺院推荐、幕府任命，回国后不论盈亏都要向寺院缴纳一定数量的钱币。如1343年（日本康永二年）返航的天龙寺船，《太平记》说它“买卖得利百倍”，大约给寺院缴纳了5千贯文，看来是获得莫大利益回国的。[11]而且，元、日贸易中日本商船来元次数远远大于中国商船赴日次数，这种以日本商船来元为主的贸易情势主要是由当时元、日两国彼此需求的不平衡所造成的，即日本对中国的贸易需求远远大于中国对日本的贸易需求。因为，当时日本与高丽的贸易受阻，中国几乎成为其唯一的海外市场，日本上层社会对于中国商品的需求已经达到不可或缺的程度，并且超越了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的高度，某种程度上他们把拥有中国商品的数量作为身份、财富、文化教养的衡量标准。相反，元朝作为一个规模空前的大一统国家，海外贸易异常活跃，贸易对象的扩大，意味着销售市场的扩大、海外商品来源途径的增多，对日本市场的需求度亦随之降低。（五）元代浙江与日本贸易之方法1293年（至元三十年），元朝制定《市舶抽分杂禁》共21条，来元贸易的日本商船都要遵守这个条例，否则不被允许与元贸易。根据这个规定，外国商船想要赴元贸易时，必须先在元朝贸易港口的市舶司领取公验公凭，提前请本国官署在公验的空纸内填写姓名、货物、件数、斤数等，来到元朝时要接受元朝市舶司的检查核对，并必须在抽分后4个月内将货物售完。为防止走私贸易，规定凡外国商舶未领取公验的，不许擅行开船，违者杖一百七十，没收货物并将其三分之一给与告发人。如果因风波而遗失验凭的，经市舶司核实查明后，可以申请总府衙门重新发给。若外国商船谎称遭遇风波而驶入港口从事走私贸易，市舶司必须责令其返回至起帆港口。同样，元朝商人想要出海贸易的，也必须呈报当地市舶司领取公验公凭，归国时须到起帆之港接受当地市舶司的检查，货物抽分后才能在国内发售。元代货物抽分率，粗货为十五分之一，细货为十分之一。二、元代浙江与高丽的贸易元朝在中国实现大一统统治时，统治朝鲜半岛的是高丽王朝，相隔一衣带水的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自古以来交往十分密切，元朝与高丽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往来也非常频繁。以下分别从几个方面来探讨元朝和高丽的贸易往来，以期展现两国贸易之概况。（一）元、丽两国关系及贸易发展之背景12世纪，中国处于宋、金对峙的局面，由于金朝势力强大，高丽断绝了与南宋的正式外交关系。但是双方经过海道的贸易活动仍是存在的，来到高丽经商的南宋商人，往往带有政府的使命，刺探金朝的动静，沟通双方政府的关系。13世纪初，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1211年开始发动对金战争。1218年对高丽用兵，高丽请和。1231年，蒙古窝阔台汗发军攻高丽，高丽降。1234年，金朝灭亡，出现了蒙、宋对峙的局面，维持了40余年之久。蒙古国第五代大汗忽必烈建国号大元(1271年)。到13世纪70年代末，南宋为元朝所灭。当蒙(元)、宋处于敌对状态，高丽归附于蒙古(元)的情况下，南宋与高丽的交往受到蒙古(元)的干涉和阻挠。蒙古(元)还曾设想以高丽作为基地，通过海道对南宋发动进攻。尽管如此，南宋与高丽之间通过海道的联系并未完全中止，这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原因。从经济上来说，海PDF文件使用pdfFactoryPro试用版本创建页道贸易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事业，这是显而易见的。从政治上来说，高丽归附蒙古是为武力所迫，并非本意，高丽政府并不想和南宋断绝关系，南宋方面也充分估计到这一点，鼓励商人前往高丽贸易，顺便审探蒙古的动向。只有元朝统一全国之后，中国与朝鲜半岛的贸易才得以稳定、和平、正常地发展。早在蒙古国时期，高丽就向蒙古统治者朝贡，元朝正式建立政权之后，双方仍然保持着朝贡关系。1283年（至元二十年），为加强控制，忽必烈在高丽设置征东行中书省，把高丽和内地同等对待，由高丽忠烈王和元朝大将阿塔海共同管理，后行省被废。1299年（成宗大德三年）又设征东行省，隔开高丽国王，任命大将阔里吉思为高丽行省平章政事，生杀予夺均出自他一人之手，后由于其统治黑暗导致高丽人民反抗，成宗被迫撤销行省建制。1361年（顺帝至正二十一年）又设征东省。1368年元朝被明所亡，高丽恭愍王乘机废除征东省。元、丽贸易是元代繁荣的海外贸易之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与当时的政治环境、交通条件和政策背景都有密切关系。首先，元朝统一全国，结束了历时200余年的宋、辽、夏、金对峙的政治局面，并发展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