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思考追求道德生活

通过思考追求道德生活崔卫平特别行动小组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的阿利沃斯区，住着美丽的姑娘罗泽·赫尔曼，十八岁的女孩令许多小伙子一见动心。在她众多追求者中，有一个来自德国的小伙子尼克。为了博得姑娘的芳心，尼克禁不住炫耀自己的父亲在帝国的军队中任过高职，并且表示能把所有的犹太人赶尽杀绝就好了。他没有想到面前的姑娘正是一位犹太血统。姑娘在家中饭桌上讲起这些，老父亲洛塔尔·赫尔曼在一旁凝神倾听。洛塔尔因被关押过集中营而双目失明。有一天老伴给他读报纸，报上说在逃的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克曼正住在阿根廷，老人马上想起了女儿男朋友的家庭，想起了不管这个男孩多么喜欢自己的女儿，但是始终没有让女儿去过他们家。于是他给法兰克福总检察长弗里茨·鲍威尔写了一封信，声称自己找到了艾克曼的踪迹。这位检察长本人也受过纳粹的迫害，他没有把这条线索交给德国当局，而是秘密报告给以色列。很快，关于艾克曼的消息传到了著名以色列摩萨德首脑伊塞·哈雷的手中。所以，先是由“瞎子”洛塔尔发现了已经化名12年之久的艾克曼的真相。当时为1957年秋天。哈雷身高1米55，身材匀称，皮肤微黑，目光深不可测。他周围的同僚都说：“只有狗和无知的小孩才不怕他那双目光严厉的蓝眼睛。”这位特工首脑亲自率领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连他自己共12名成员，其中包括身强力壮的神枪手、机警敏捷的侦察员、医术高明的医生，以及证件伪造专家沙洛姆·达尼，他入境时护照上的职业是“艺术家”，于是他的那些奇奇怪怪的工具——墨水、纸张、颜料、笔、刷子才不会引起注意。其中还有女特工迪娜·罗恩，她的任务是扮演其他一位特工的妻子，租一所大房子，在抓获艾克曼之后先藏匿起来，直到把他弄回以色列。这件事情必须严格保密，因为这是在主权国家阿根廷的境内进行绑架。如何回去也是一个问题。走水路，夜长梦多；包一个专机，又太扎眼。天赐良机，适逢阿根廷庆祝独立150周年，邀请各国政府首脑参加庆典，以色列首脑也在邀请之列，正好可以乘坐来自耶路撒冷的专机返回。但是绑架的事情连以色列的官员也不能知道。专机定于5月12日返回，抓获行动定在5月11日。此时已经是1960年。艾克曼此前已经得到风声，潜往别处，但是准确的情报显示，在他与妻子结婚25年纪念时，他肯定要回家。一张天罗地网正在悄悄布下。包括哈雷本人在内的12名特别行动小组成员，从不同的国家、以不同的身份，在不同的时间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分别住进了不同的旅馆。不能出半点差错。但是也会遇到意料不及的问题。行动小组的副指挥官埃胡德·列维维，在旅馆登记时，接待他的服务员正好就是他护照“籍贯“一栏填着的那个地方，于是开始跟他大谈当地的风俗人情、名胜古迹，可是这位特工根本就没有去过那个地方。慌乱应付之中竟然忘掉了自己的化名，直到机智地把护照要过来，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哈雷制定出两套行动方案。行动A包括在路边上停一辆汽车，等着艾克曼走过把他塞进去。但是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在本来几乎荒芜人迹的地方出现一辆汽车，必定引起艾克曼的怀疑和仓促逃跑。捕获组的组长伊利坚持认为长期以来一直沿着同一条铺砌已就的路走回家的人，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习惯，军人出身的德国人尤其不会这样做。伊利还坚持说，如果艾克曼真的发生了怀疑，他的自尊心也会使他为自己竟然不敢走十几米路回到家里去而感到无地自容。哈雷认为伊利坚的分析非常有道理。当守候已久的小汽车放出刺眼的灯光，正在缓步行走着的艾克曼一阵目眩，骤然停住了脚步。一名特工向他猛扑过去，第二名紧随其后。艾克曼“扑通”一声被压倒在地，他惊叫起来，可是无济于事，几双有力的大手牢牢抓住他，一下子把他塞进汽车。第二辆应急车从边上驶过，“完事了吗?”“完了，开车!”特工们将俘虏押到代号为“宫殿”的三层楼房中。他们把艾希曼扒了个精光，套上一件特地买来的睡衣，把他铐在铁床上。一位精通德语的特工用德语开始审问：“你的国家社会党党证号码是多少？”他的回答几乎不假思索：“889895。”“那么你说，你的真名叫什么？”这家伙顿时浑身筛起糠来，胆战心惊地小声说道：“阿道夫·艾克曼。”返回以色列日期比预定的晚了几天。至于如何把艾克曼乖乖地弄上飞机，随行医生发挥了才智。几天之前他让一个特工人员熟悉脑震荡的病症，然后让他去医院，声称自己骑摩托摔倒之后醒来就出现了头疼、头晕的症状，结果拿到了“脑震荡，需要进一步治疗”的诊断证明，名字却是艾克曼的。当他们一行人伪装成专机的机组成员，架着注射了镇定剂的“同事”艾克曼走上飞机时，没有人表示怀疑。事后有一位见过他们的机场检察官回忆道：“他们扶着一个同事，这位病人想和我说点什么，但没有说出声来。”1960年5月21日0点05分，“布列塔尼亚”号专机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机场升空，航向正东，朝以色列飞去，特遣行动如愿以偿。24小时后，飞机在以色列利达机场降落。哈雷驱车径直驶向总理办公室，对以色列建国第一任总理本·古里安说：“我给你带来了一件小小的礼物。”1960年5月23日下午，古里安在议会大厅宣布——“以色列特工部人员不久前已抓获了最大的纳粹罪犯之一，阿道夫·艾希曼。他在所谓的‘最终解决犹太人的问题’上，和其他纳粹领袖负有同样的罪责。”审判艾克曼将由以色列法庭进行。稍稍沉寂之后，大厅里响起热烈的、长时间的掌声。劳模艾克曼审判于1961年4月11日开始，持续了将近4个月。法庭的正式语言是希伯莱语，如果使用了别种语言，比如法官和检察官的母语是德语，一律要翻译为希伯莱语。审判的时间有一半化在了翻译上面。考虑到这次审判的重要性，以色列政府决定对于审判过程跟踪录像，这项工作是委托民间公司CCBC完成的，法庭设置了4台摄像机，为了不影响法庭辩论，摄像机装在临时分隔的墙背后。这个举动开创了至少两个第一：第一个允许全程跟踪重要的法庭审判，相比之下，纽伦堡审判只是被允许拍摄了几个镜头；第一次用磁带而不是胶卷拍摄法庭审判。最初记录的时间有500个小时之久。但因为保存不当，后来能够看到和使用的只有350个小时。九十年代中期，曾任“无国界医生组织”主席的法国犹太人洛尼·布劳曼（1950——），与朋友耶尔·希凡一道，花了整整两年时间，把这300多分钟的原始磁带剪辑成2个小时的影片，取名为《专家》，在思想、知识界再度引发关于服从和责任等相关问题的辩论。“专家”是艾克曼的保留称呼。从1937年起，除了其他各种头衔，艾克曼一直被认为是犹太人问题“专家”。原因是他在许多年内，是犹太文学、美术的爱好者，熟悉犹太经典。这一点无论如何令人称奇，这个双手沾满了犹太人鲜血的“杀人魔王”，他本人并不是通常所说的“反犹主义者”，尽管他1932年就加入党卫军。在法庭上他诉说不是自己决定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而是“被吸收”进去的。他甚至连《我的奋斗》都没有读过。作为一名失业人员，他需要建立与别人的关系，需要开辟新天地。他对意识形态不感兴趣。很少和别人谈论流行话题，包括种族歧视的话题。严谨、勤奋、努力帮助他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他的特点是精明强干，从不失手，为了完成一个目标，他会以最大意志、尽最大努力排除一切困难。对强权的统治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合手的工具。从1938年到1941年，他负责驱逐在德国的犹太人。1941到1945年，他负责运送整个欧洲的犹太人以及波兰人、斯洛伐克人、吉普赛人去死亡集中营。他后来真正的“专长”是“铁路运送”。1944年3月在德国已经溃败的情况下，艾克曼到了布达佩斯，组织向奥斯威辛的运送。1944年3月15日起，他和他的部下经常每天把1万人送到指定地点。此后四个月中，他组织运送了70多万犹太人。乃至到了战争快结束的时期，火车车皮不够用了，艾克曼便让被捕者自己步行走向死亡营。此时匈牙利的犹太人组织已经多次和纳粹当局秘密交易，讨价还价，用金钱和财产换取犹太人的性命，但是艾克曼从来不参与这样的交易。他认为那样做“违背自己的良心”，也就是说，他的“良心”要求他每天将成千上万的人类成员送到指定的死亡之地。他位居第三帝国保安总部第四局B-4课的课长。据说，艾克曼也曾经有过不适应。一次他的上级要求他提供死亡报告，他因为不愿意去现场目睹惨不忍睹的场景，而提出辞职报告（在审判法庭上他说自己会“恶心”，）他的上司缪勒回答：“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性。”因此，他仍然坚守岗位。实际上他的工作也主要是在办公室进行，他直接打交道的是各种文件、电报、电话以及红色铅笔，他每天埋头于时刻表、报表、车皮和人头的统计数字。他具体的工作目标是效率和提高效率，衡量他工作成败与否的直接标准是他的运输“能力”。他听不见遇害者惨烈的叫喊。而比如发明“毒气浴室”这种东西，也是为了让任何人听不见。借助于先进的现代技术，在纳粹德国统治下，杀人变成了一个工业流水线，被分解成若干个互相分离的单元，在这个流水线上“工作”的人们只是各司其职，做好本职工作，不去过问下一个环节将要发生什么。这样一些术语也发挥了作用，一切都是以隐喻的方式传递的：“隔离”、“运送”、“再定居”、“办手续”、“特别处理”、“最终解决”，所要完成的像是一个庞大的技术工程。难怪艾克曼为自己辩护时，反复强调“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只，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当然，这是一只“劳模”齿轮。作为一名公民，他相信自己所做的都是当时国家法律所允许的；作为一名军人，他只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他本人的解释与人们在法庭上得到的印象是符合的。当流亡的犹太人、《纽约客》的特约记者汉娜·阿伦特，看到坐在一只防弹用的玻璃亭里的艾克曼本人时，不由得大为失望——这并不是一个“杀人魔王”，并不像传说中的因其十分邪恶的天性、以杀人为乐的那种人。相反，他表现得唯唯诺诺，毕恭毕敬，“一点也不粗野”。当原告的证人所有的证词叙述完了之后，审判长给了艾克曼三个选择：沉默、不作宣誓的供词、宣誓后的供词。艾克曼出人意料地选择了第三种。他认为自己能够对自己所说的话负责，像一位绅士那样。在每回答一个问题时，他都不忘了用对方的头衔来称呼对方：“是的，大尉，”或者“但是，检察官先生”。总之，尽管他做了可怕的难以理解的事情，但他本人却不是一个难以理解的人，他礼貌周全、谈吐清晰和别人没有什么两样。他这一点给在场的所有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迫使人们改变原先的思考方向。在1950年出版的《极权主义起源》这本书中，阿伦特将纳粹德国的罪行称之为“极端的恶”；直至看见艾克曼的“真身”，她转而用“平庸的恶”来称呼这种现象。他之所以作恶，并非因为他有以人类为敌的恶魔天性，或者他想作出惊天动地的事情来出人头地，相反，他只是普普通通的人，他一切照章行事，不敢越雷池一步；他把自己降低为“什么也不是”，只是一只不出声的驯服工具。这样一来事情就变得真正可怕。一位大屠杀研究者比埃尔·维达纳凯指出：“这种状况很像奥德休斯来到了独眼巨人的国家，把自己化名为‘乌迪斯’（意即‘谁也不是’），他把波留佩莫斯的眼睛弄瞎了，可怜的波留佩莫斯叫道：‘谁也不是’把我的眼睛戳瞎了，‘谁也没有’戳瞎我的眼睛……。谁也不承担杀人事实，谁也不是凶手，要否认所有事实就变得轻而易举了。”但是法庭调查的结果是：艾克曼除了执行命令，他还下达命令。“行政犯罪”也是阿伦特在这次调查审判中首次提出的。1961年12月15日，艾克曼以“灭绝人类罪”被判以绞刑。1962年5月31日，艾克曼伏法。在后来辑集成书的那本《艾克曼在耶路撒冷——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中，汉娜·阿伦特以她自己的语言对艾克曼作了宣判：“这里引起我们关注的是你所做的事情，而不是你的内心生活是否具有犯罪的天性和动机，你的周围是否存在犯罪的潜在可能性。你把你自己说成一个不幸的故事；而知情的我们，理应认为如果你是一个幸运的人，就不会出现在我们或其他刑事法庭面前。但即使按你说的，没有比作为一场组织起来的大屠杀的工具更为不幸的；这样的事实也仍然存在——你执行了、因此积极地支持了一项大屠杀的政策。因为政治不是儿戏，在政治中，服从和支持没有什么两样。尽管你和你的上司并没有权利来决定谁能够或者不能够居住在这个地球上，但是你们却制定和执行一种政策，不想让犹太人和其他民族分享这个世界——因此，我们发现同样也没有人、没有任何人类成员愿意和你们一起居住在这个世界上。这就是唯一的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