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红军权力结构演变

朱毛之争与红军权力结构演变（上）导语：初创时期的中共党人是一批深受民主思想影响的五四青年，他们1927年创建的红军一度是世界罕见的高度民主的新型军队。红军中的平等和民主激发了干部、战士的主动性，使得红军拥有了强大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能够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生存和发展。但民主分权制度也带来了明显的弊端，导致众说纷纭、纪律松弛，在残酷战争中甚至引发惨重的失败。红军领导者毛泽东逐渐倾向于集中权力，而朱德等仍坚持民主分权，1929年春夏红四军爆发了朱毛之争，毛泽东失去多数支持，被迫退出红军。中共中央从全国各级组织的纷争当中、在与托陈派的斗争当中，认识到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强力支持毛泽东。重回红四军的毛泽东组织召开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建立政治委员制度，红军的权力结构迅速向集权方向演变，这对于中国革命前途以及现代中国政治制度发展都有深远影响。关于红军的这段历史，较早的成果是韩荣璋、陈朝响、陈立旭合著的《毛泽东与古田会议》(1995)，较新的成果有蒋伯英的《1929：朱毛红军和古田会议》(2009年)、赖宏的《毛泽东与红军•从井冈山到古田》(2007年)、傅柒生的《古田会议》(2006年)，他们的成果详略各有不同、取材各有千秋，都比较全面地叙述了那一时期的红军历史和古田会议前的争论，但是对于核心的权力结构问题，没有集中力量进行深入分析。毛泽东、朱德、陈毅、周恩来这几位红军主要创始人的年谱和传记作者，也对这段历史进行了研究，披露了许多没有全面公开的史料，但是由于为尊者讳的传统，对于当年那场激烈的争论，年谱和传记一般都做了淡化处理，有时甚至把原因归于林彪、刘安恭等次要人物，同时限于年谱和传记的体裁，对这一问题也不可能展开深入的分析研究。1984年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辑的文集《重评古田会议》，收集了如肖克、赖传珠、吴仁声等亲历者的回忆，还有张国琦、黄少群、蒋伯英等的研究，这些成果对于后来的研究者都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不是对红军那段历史的全面研究，而是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单刀直入，紧紧抓住“权力结构”这一关乎红军命运和中国政治制度发展的核心问题，集中力量搜集材料，进行窄而深的研究，力图揭示一支由五四青年创建的充满民主氛围的军队，如何在中国当年的残酷落后的现实条件下，为适应险恶环境不得不发生转变，逐渐走向集权。笔者深信，对这一深层历史问题的实证研究，有助于理解推动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演变的内在力量。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开创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图为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部分人员1938年在延安合影。前排左起：谭冠三、谭政、滕代远、萧克、林彪、毛泽东等。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开创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图为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部分人员1938年在延安合影。前排左起：谭冠三、谭政、滕代远、萧克、林彪、毛泽东等。一、红军初创时期的高度民主：官兵分权、军政分权1927年到1928年是红军创建的初期，此时的红军非常弱小，其中最强大的朱毛红军也不过几千人，而此时全国各派军队的总数近二百万，最大的派系蒋、冯、阎、李、张各有数十万军队，很难想象这支弱小的红军能够在二十年中发展壮大，最终夺取天下。但这样的事情最终竟难以置信地发生了，为什么呢？这是历史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个问题最直接的答案就是：红军是一支全新的军队，遵循完全不同于其他军队的原则，使得这支军队具有一种独特的核心竞争力和难以限量的生长潜力。民主——是这支新型军队最为独特之处，或者说在红军创建初期，军中的权力结构是高度分散的。众所周知，军队的权力结构通常是高度集中的，即使民主制发达国家的军队也是如此，军队中通常是等级森严，权力高度集中于上级，下级对于上级只能严格服从，普通士兵被训练服从上级、服从命令。但是初创的红军却与众不同，中国共产党的骨干是一批“五四青年”，而五四运动的核心理念就是民主，所以当这批“五四青年”着手创建军队时，民主的理念就被带到红军中来，使得创建初期的红军有着浓厚热烈的民主气氛，是世界军事史上少有的充溢民主精神的军队。红军中的民主改变了传统军队中士兵的消极被动角色，使得每一个成员都成为军队的主人，受到尊重、享有权力，这种主人翁的地位使得各级干部、战士发挥出更大的热情和主动性，大大增加了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同时，这样一种分散的权力结构，也带来严重的弊端，常常造成众说纷纭、纪律松弛，在瞬息间生死存亡的危急形势下，甚至危及生存，这使得建军初期的民主气氛难以长期维持，最终逐步走向集权。(一)官兵平等红军初创时期的平等精神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使得士兵获得尊严和精神的解放，在物质条件极其困苦的情况下也不愿离开。当年的新战士朱良才提到：“毛党代表给我们这些新参加红军的同志讲话，提到缴获的现洋时，他说：我们是工农的军队，不是军阀、资本家的军队。他们的钱都归上级装腰包，我们从上到下都是一样，一块都是一块，一毛都是一毛……第二天在永新点名发钱。第一名点朱德，第二名点毛泽东，以后点大家。每人发的都是一块现洋。”江华也提到，大柏地之战“缴获许多枪支弹药，所以动员红军全体干部战士，凡是能背枪的都背上枪，有的战士一人背两三支，毛泽东同志也背着一支大枪同战士们走在一起。”朱德更是以与士兵同甘共苦、打成一片而著称，“群众及敌兵俘虏初次看见鼎鼎大名的四军军长那样芒鞋草履，十分褴褛，莫不诧异。若不介绍，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个伙夫头，同时到现在‘伙夫头’三个字恰成了四军军长的诨号。”在杨开明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重点介绍了红四军中的平等和民主精神：“红军中最好的现象，就是在民权主义的施行。士兵有士兵委员会参加军事管理，官长士兵的穿吃一样，待遇平等，废除肉刑”，“官长有不是处，士兵可以开会反对之，所以士兵的生活虽然苦，而看到官长也与自己没有丝毫的差别，也感受到精神安慰，他们的人生观因此也相当的受了影响而改变了些。每每俘虏过来的士兵，他们常常有感觉现在生活满意的表示。他们感觉得虽然在军阀底下物质生活比较好些，可是精神上实在痛苦，官长的生活与士兵对照，截然两样，官长有小厨房，官长可以去赌钱打牌，讨小老婆快活。士兵呢？每月几块钱的饷还没有发，有时还要被官长拳打足踢的侮辱，打了你还不许你叫屈，完全过的那供人驱策的牛马机械生活。他们一到我们军中来一看，完全别有天地，与他们原来的社会，完全两样，好似在黑暗中找到了一线光明，他们的精神上当然是愉快的。”“所以我们些小的对敌宣传工作，启发敌兵的民权革命思想，竟能得到反映，叛变来归的事常常的有”。(二)士兵委员会红军民主的重要保证是士兵拥有分享权力的常设机构——士兵委员会。陈毅在1929年给中央的报告中详细介绍了士兵委员会制度：“四军士兵的组织，在军、团、营、连均设士兵委员会”，各级士兵委员会执行委员按人数比例选举，“军士执委选五人或七人为常委。团举五人或七人为常委，营举三人或五人为常委，连无常委机关。军、团常委均设机关于政治部内日常办公，营常委不设机关。各级士委的任务规定是下：1、参加军队管理。2、维持红军纪律。3、监督军队的经济。4、作群众运动。5、作士兵政治教育。”士兵委员会类似于北伐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和农会，既是发动组织群众的机关，也是群众起来以后的权力机关，在一段时间里它还承担了政治部的大部分工作。杨开明报告中提到：“红军中的士兵委员会成立有一年的光景”，“它参加了军事管理，不过是在军事长官和党代表的指导之下的，而不是本行的机关。有了士委而军中才有民众，官长有不是处，他们可以开会说话反对，甚至处罚之(士委会中官长也参加在内)。有了士委会可以解决军中许多的麻烦问题，如经济公开(军中的经济由士兵委员会组织经济委员会管理之)可以知道官长士兵同等待遇，没有什么差别。管理上，士委会可以负担相当之责。有了士委会，兵士都有工作的，如写标语，贴标语，发传单，演讲宣传，组织群众，由士委督促自动的去干，比设政治部由政治部去督促的要强得多。士委会是由兵士选出代表，由代表会议产生出之代表士兵利益的政治组织，在我党影响之下，去做一切工作，参加军事管理。”士兵委员会在红军中的权威很大，有时甚至会超越权限，左右作战计划，1929年决定红四军命运的大柏地之战中，士兵委员会就起到了重要作用。江华回忆到：“我记得，这一天是2月9日，正是农历除夕。敌人也未来骚扰。当夜即在大柏地宿营。第二天清晨，朱德同志命令部队继续前进。这时担任前卫的三十一团三营不走了。那时，部队内的民主还是相当大的。三营的士兵委员会到各处联系，坚决表示不能让敌人赶着跑了。要走，你们走，三营是决心不走了，在这里决一死战，打垮尾追的敌人。前卫部队不走，其他部队也无法行进。三营党代表罗荣桓同志、营长陈明同志(一说叫陈正春)见此情景，即向毛泽东、朱德同志报告。前委紧急研究”，认为地形有利，可以伏击敌人，于是作了战斗部署，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大柏地之战，红四军从此摆脱了濒临覆灭的危险处境，转入大发展时期。士兵委员会有时甚至掌握了选举各级军官的大权，比如在广州起义余部组建的红四师中，师长是由士兵委员会民主选举产生的。民主选举师长即使在红军中也是非常罕见的，红四师的官兵主要是原武汉中央军校学生，知识分子气质浓，民主精神更强。陈同生回忆到：“部队攻占了花县，进行整编，并自己命名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后简称‘红四师’)。这支刚刚诞生的红军非常民主，师长叶镛是由士兵委员会选出来的，党代表王侃予是由党员代表大会选出来的，其他负责同志也是经过群众的选举”。朱道南回忆到：“红四师的领导人，是民主选出来的。官兵平等，薪饷一律，上自师长，下至士兵，都亲如手足，团结友爱。战士可以随时找师长谈话，找党代表提意见、反映情况。”(三)党内民主：委员会和代表大会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军队，“党指挥枪”是一条基本原则，虽然当时军队中党组织是秘密的，但各级党组织和党员是红军的骨干，即使士兵委员会中也渗透着党组织的影响。在当时红军的党组织中有着高度的民主精神，各级领导机构都实行委员会形式的集体领导，称为前委、军委、师委等，各级委员会中都必须包含普通士兵党员。军中经常召开党的代表大会，选举领导人，决定重大问题，党内民主是红军民主分权的骨干结构。1928年4月毛泽东、朱德会师成立红四军后，6月中共中央明确指示红四军实行委员会制的集体领导形式：“中央认为有前敌委员会组织之必要，前敌委员会的名单指定如下：毛泽东、朱德、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党部的书记等五人组织，而以毛泽东为书记。前委之下组织军事委员会(同时即是最高苏维埃的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书记。”党代表大会是红军中最重要的民主决策机制。1928年4-11月红四军刚成立的半年多时间就先后召开了六次代表大会，由于当时在战争期间，会期都比较短，有的代表大会其实更接近于军委扩大会议，但是重大决议都要代表大会通过。其中关于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记载比较详细：“六次大会于11月13日开预备会，14日开正式会，15日闭会，计到代表79人。四军全军的支部除三十二团一营远在永新派代表来不及外，均有代表参加。各代表所携提案计30余种，经一度整理将意见相同者合并计得17种。大会中讨论了政治、经济、党务各重要问题，尤其对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有长时间之辩论，这是六次大会的特点。关于提案因各代表身负重责急须回部工作，不能逐一讨论，乃决定移交新军委讨论执行。新军委选举，最初由大会主席团提49人候选名单，经大会选定23人为六届军委委员，组织执委会进行一切工作。”红四军六大还规定“军委对内是军中党的最高机关。隶属于前委；对外即是边界苏维埃军事委员会，指挥红军及地方武装。”(四)军政分权红军中虽然实行委员会集体领导制度，但是军事主官和政治主官由于具有突出才能和历史威望，常在委员会中占有突出地位。红军中的各级政治主官就是各级党代表，党代表的设置本来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已经开始了，但当时各级党代表地位不高，军中权力低于同级军事主官。红军建立初期，由于党代表在红军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威信越来越高，逐渐取得与军事主官平等的权力，这为后来红军建立政治委员为首的领导制度奠定了基础。国民党着手建立国民革命军时期，在苏联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