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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作者：陈旭麓（1918--1988），湖南双峰人。1943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文学院历史社会学系。曾任大夏大学副教授。建国后，历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研究生处处长、副教务长、教授，《辞海》编委会委员及分科主编，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第一、二届副会长。曾发表科研论文一百余篇，著有《辛亥革命》、《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合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主编《中国近代史丛书》、《中国近代史词典》。有《陈旭麓文集》。本书是陈教授晚年的一部力作。序冯契第一章漫长的封建社会一、漫长的盘旋旧世界成熟过度而腐烂。没有社会的形态的质变，历史只能在漫长的岁月中盘旋。二、土地的私有和买卖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具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土地不断地集中和分散。“千年土地八百主”。对立的等级间，个别成员可以相互流动。土地占有权的非连续性提供了一种使封建社会迟缓延续的弹性。三、官僚政治1三种性格（王亚南）：1）延续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延续期间的悠久。它几乎悠久到同中国传统文化史相始终。2）包容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所包摄范围的广阔，即官僚政治的活动，同中国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如伦理、宗教、法律，财产、艺术……等等方面，发生了异常密切而协调的关系。3）贯彻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的支配作用有深入的影响，中国人的思想活动乃至他们的整个人生观，都拘囚锢蔽在官僚政治所设定的樊笼中。2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秦始皇设职授官，是官僚政治的开始，也是政治权力等级世袭（世卿世禄制）的中止。是春秋战国私学养士，处士横议之风发展的结果。从政治结构上保证了大一统帝国的存在。科举制提供政治上社会对流之可能性，使官僚政治获得了非常大的弹性。不是平民政治，官僚难以还原为平民。世泽之延续。四、宗族和行会1乡镇组织、保甲组织是由政治组织到社会组织的过度物。2真正的社会组织在农村是家庭体系，即宗法组织，是官僚政治的基石。其作用是行政组织所远不能比拟的。宗族以血缘为纽带，自成一社会集体。宗祠、祖茔、族谱、族规、组长以及场面盛大的祭祀构成其物质外壳。“敬宗收族”是其灵魂。族规有时比刑律更严酷。“家齐而后国治”。家族有稳定和延续封建社会之巨大作用。3在城市里行会为主要社会组织。以工商业中的行业为纽带，是买卖人和手工业者的互助组织。城镇封建秩序的主要维护者。五、儒学定于一尊1法家全盛。黄老无为而治。独尊儒术。1）天道观念。“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君权神授。2）大一统思想。3）纲常伦理。“存天理，灭人欲”。2明清社会转变之迹象：1）星星点点，互不联系的资本主义萌芽之破土而出。2）徐光启、李之藻、宋应星、李时珍、方以智等人的科学思想的出现。3）黄宗羲、唐甄的民主思想如流星过夜天。第二章东方与西方一、东西对视，隔雾看花丝绸之路。东方之神秘，西方之奇异。二、郑和下西洋与地理大发现真正世界史的开始。西方人靠的不仅是指南针，而且有文艺复兴时代的天文学和地理学。理论是世界大发现的先导。十字军最后努力之宗教背景。神秘东方财货之地的想象，经济之动机。三、强韧持久的进取与保守防范的抵拒没有罪恶，历史的停滞打不破，也就不会有进步。嘉靖后私人外贸之急剧集团发展。清初厉行海禁。康熙的自信。中西礼仪之争后，雍正禁教。乾隆的虚骄。天朝体制：十三行，亦官亦商，以官制商，以商制夷。保守防范意识。第三章由盛转衰的清王朝一、盛世已经过去满族接受汉族的文化和传统，汉族接受了满族的君权。嘉庆整顿吏治，重用汉人。终止帝王巡游之风，停止边地各省贡奉，克己自律。漕运之争。科举衰相。教门日盛。二、人口、移民、会党人口增长加速土地兼并和农民贫困。乾隆初废除编审制度，对农业人口流动的控制放松。冀鲁人民闯关东，福建人移民台湾。华人移民东南亚。会党为第三社会组织，主要由人口过多造成。“反清复明”，打富济贫，并无多少反封建。晚清以后，会党是病态的社会组织，是一种盲目的具有破坏性的力量。三、“洋货”与“洋害”通商口岸买办、通事、仆役之活跃，朝廷目为“奸棍”。洋货。鸦片之害：1）白银外流：一箱烟土400-800元银洋不等，3.5万箱约值2000万元，合银两1000余万，占清廷年财政的六分之一。2）银贵钱贱。州县亏空，盐务积疲，关税短绌。士农工商莫不深受其累。3）烟民200万，戕害身体，泯灭良知。“四海变秋气”（龚自珍）第四章炮口下的震撼一、开眼看世界华夷观念之动摇。创深痛巨唤起了改革旧物的最初意识。“夷务”成经世之要。二、官、民、夷三元里抗英，民众（大清国之子民）在炮口下的自发抗拒，组织领导者多是士绅（官与民的沟通）。当中西交逢之初，民族伤痛与夷夏之辨交相融合，作为一种多数人的群体心理，儒学所作育出来的士大夫并没有丧失攘夷之志。三、条约制度下的社会变化1中英行“平行之礼”冲击王朝体制。2割香港为经营中国之基地。五口开放提供深入内地之孔道。（爱国文论裁决了历史的正义与非正义，但伦理观念只能说明历史的一个方面。历史的二律背反。）3商品倾销开始冲击中国的自然经济，几千年来的社会经济结构被侵蚀而逐步改组。西方资本主义按照自己的形象来改造中国，中国在亡国的忧惧之下被迫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4洋人来华之日增，大半是商人、教士，制造买办阶级和皈依上帝的教民（第五职业阶层）。借势于洋人，又是资产阶级在思想上最早的代表和近代企业的许多著名创办者的来源。西方史地之关注。第五章天国的悲喜剧一、白莲教（如捻军）、天地会（反清复明）、拜上帝会（1843年洪秀全创）、西南西北之回教。聚合为中国历史上自发农民战争之最后一个高峰。拜上帝会的后来居上是社会选择的结果。白莲教缺乏鼓舞人心的现实政治目标，它向世俗社会着力描绘的末世宗教感就成为一片黑暗，其所预言的太平之世渺茫而不可捉摸。在大劫行将来临之际人们所受到的恐吓实多于出路的召唤。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政治目标，但遗民本不是一种可以传代的职业，“复明”成了内容模糊的观念躯壳。以慈悲而又至高无上的上帝为号召，宗教的戒律自然地转化为“天条”，原本不懂纪律的乌合之众因之可以部勒成营伍。太平天国以宗教为旗帜，糅和里几千年来农民阶级的理想和幻想。二、洪秀全的思想1拜上帝，托上帝以改朝换代。宗法社会里的农民为上帝创造了宗法大家庭（神圣家族）2反清。3反孔，同时又吸取了儒家的某些东西（如大同理想）。践踏孔孟不等于摆脱孔孟。在政治和社会制度方面，天国的制作明显的脱胎于《周礼》。1）太平天国的反孔并不是因为儒家思想体系是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而是为了争夺上帝的唯一神圣地位。夺权后给出路：“罚种菜园”，“准他在天享福。”“始以四书五经为妖书，后经删改准阅。惟《周易》不用，他书涉鬼神丧祭者削去，《中庸》鬼神为德章，《书》金縢，《礼》丧服诸篇，《左传》石言神降俱删。《孟子》则可以祀上帝，上帝上加皇字，《诗》荡荡上帝，上帝板板皆加皇字，《论语》夫子改孔某，子曰改孔某曰。”2）儒家思想是当时中国的社会思想。三、天国的悲剧1定都南京后达于极盛。但由此产生的军事和经济形势，牵制了太平天国的兵锋，迫使它敛收金田起义以来的席卷之势，奔腾湍激的农民战争巨流一下子汇成一片以南京为中心的浅滩。造反而以战略保守为能事，这是一个致命的矛盾。2人间天国的封建化。天国的尊卑体制比“清妖”更多一点霸道和蛮气。小农向往平等，但又常常造成不平等。3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儒生地主政治势力的崛起。四、留给历史的余响1地主经济一度萎缩，客农开垦得地，永佃制度大量形成。自耕农增多，受商品和市场的刺激促进生产和消费的增多。2搅乱了整个封建制度，间接促使地方政权相对于中央统制的自立倾向。3对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等政治进程的促进作用。第六章十二年之后一、“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1修约2叶名琛相对于林则徐：自信变成了虚骄，贬抑折辱洋人以维护天朝体面；强硬变成了懵懂，英雄主义外观下的无知；镇静变成了自欺。3“海上苏武”的悲剧性。二、“庚申之变”1屡战屡和，既反映了西方人侵逼煎迫的强韧无情，也反映了中国君臣的彷徨与颟顸。咸丰帝最舍不得丢掉的是中国帝王在百夷面前的固有颜面，即华夷之间的藩篱和沟壑。“宁以社稷为殉，不使夷虏踪迹相浼。……此当时之舆论然也。”（孟森）2沉重震撼了中国社会的中枢，夷夏之大防完全崩溃，华夷秩序完全颠倒。皇族士人“不知所以为计”。三、地主阶级的分化1洋务派不同于传统改革派，他们的主张历史地包含着逸出旧轨的趋向，意味着凝固的硬壳绽开了前所未有的裂痕，几千年来的封建地主阶级开始分化了。2在恭亲王和文祥那里，妥协和不妥协同时存在，反映了资本主义压迫下封建传统中人们在分化过程中的彷徨，但毕竟表现出了新旧之间的一种探索，可能孕育着历史的进步。3近代中国社会处中西折冲之局者之三类型：1）文祥式人物，“中国天泽分严，外国上议院、下议院之设，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2）耆英式苟且办国事的人，其所倚为能事的是滑头主义的敷衍应付。3）倭仁式守旧排外势力。四、革新思潮的萌发夷洋之辨，夷务变洋务。革新思想之代表：1）洪仁干《资政新篇》是当时最完整的资本主义革新纲领，开早期改良派先声。2）冯桂芬《校分阝庐抗议》反映了正在分化中的地主阶级对西方思想的吸取。3）郑观应《救时揭要》。4）1861年容闳向干王提出的改良政府、军队，改变教育体制、举办洋务等七建议。稍后他又向曾国藩建言，其主张的一部分转化为现实。1860年比1840年具有更加明显的标界意义。第七章近代化一小步洋务运动是一个反映时代的概念，它概括了近代历史一个阶段中所出现过的活动和事物。“同治中兴”随太平天国失败而产生，比附历史，寄托了满清王朝的希望，明显带有规复旧物的幻想。“同光新政”之称更合实际。海外多称“自强新政”。“当和议之成，无人不为自强之言”。自强以图御侮开始成为自觉意识，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刺激的结果。一、洋务衙门抚夷局改总理衙门。君臣朝野间，往往视为不祥之物，士大夫顾清议者多耻预其选。设英法俄美海防五股。又设同文馆、总税务司。在传统官制外另成一系统。事权扩大为“新政”总枢之地。其事不独繁于六部，实际兼综六部。不新而不除旧。二、自强与求富1军事工业模仿西方军事技术以求自强。由议论施为实务自1861年设安庆内军械所始。不仅搬入西方的枪炮、轮船、弹丸、雷管，而且使外国制器之器也由此而入中国，中国社会因之出现若干大规模机器生产的场所。其生产不是价值规律制约下的商品生产。是历史上官办封建工业的延续。但机器生产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生产力。其内在的要求会唤起预想所未见及的种种社会变迁。聚集于这些企业中的成百成千的雇佣工人体现了近代中国新的社会力量。2民用企业以求富、商战，移植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洋务工业的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官领其总，商出资本，作为一种切实的倡导，不知不觉中把封建主义的坚冰钻开了些微裂缝，诱导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但因“官督”而涌来成串总办、会办、帮办和腐朽的官场习气，以及垄断性导致了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深刻的时代性矛盾。三、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开始1.1863年京师同文馆（英人包尔腾，美人丁韪良），开近代教育之先河。2.上海、广州“广方言馆”。3译书，同文馆以外交、史地政法为多；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以自然科学实用科学为多。（傅兰雅《格致汇编》）4派遣留学生。洋务运动汲取来的西方知识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冲击，比十次旧式农民战争更大。四、“中体西用”洋务运动的纲领。1自60至90年代，凡谈时务、讲西学者，无分朝野，皆不出此途。是中西文化交融后可能结合的一种特定形式。1）冯桂芬1861年《抗议》：“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2）李鸿章、郭嵩焘、薛福成继之。3）七八十年代：王韬、郑观应、邵作舟、沈寿康、孙家鼐、盛宣怀。4）甲午战争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流行语，最为张之洞所乐道。2中西学之区分—对西学认识的曲折历程：1）两次鸦片战争间二十年，沿海少数官员开始关注外部世界。他们最为震慑希望拿来的是来自泰西的“坚船利炮”，个别人接触到了机器生产上的技术。2）从60年代中叶初创江南制造局，到各省相继设立机器局的70年代，是围绕军事技术摸索西学的时期。3）70—80年代，机器工业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