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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经济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有好。但新旧动能艰难转换中面临“三大挑战”需引起特殊关注。一是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挑战。2015年前三季度，我国GDP增速下探至6.9%，实体经济发展整体乏力，一些企业停工停产。2015年10月，工业增加值增幅为5.6%，较2014年末下降2.3个百分点；货物运输量增幅为4.6%,较2014年末下降3.3个百分点；进出口增幅为-7.6%,较2014年12月下降11.6个百分点。不断下行的经济对整体社会健康发展形成巨大压力。二是中国农村7000万贫困人口和严重滞后的公共基础设施成为小康进程中突出的挑战。截至2014年底，我国农村贫困人口7000多万，全国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达19347元；约1.1亿农村人口饮水未达安全标准，农村人均商业面积仅为城市的1/10，未开展垃圾和污水处理的行政村分别占总数的64%和91%；西部地区约有35%的建制村未通沥青(水泥)路，仍有23万人未用上电。“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是很多地方的真实写照。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严重失衡，庞大的贫困人口和落后的生产生活条件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瓶颈。三是通货紧缩已演化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面临的最大挑战。截至2015年10月，我国生产价格指数(PPI)已持续50多个月为负，钢铁、甲醇等大宗生产品价格已跌至“白菜”价，能源、金属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涨幅已连续14个月在2%以下徘徊。市场主体对未来发展预期降低，经济活动减弱，企业缩减投资、居民减少消费及金融机构惜贷等多重逆向经济行为叠加。中国发展新动能正在加速形成，创新驱动作用不断增强但尚无法独挑大梁；同时，中国经济正由资产经济向资本经济深度演变，货币工具在调节经济中的作用更加凸显，世界主要经济体运用货币工具调节经济增长事实上有趋同化特征；我国城乡反差、7000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与区域整体脱贫，某种程度上也为投资补短板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与平台，而一些成熟的发达国家已找不到大的发展补短板与投资空间；我国金融总资产是GDP的2.85倍，美国金融总资产是其GDP的7倍，资本经济阶段通货紧缩期也是国家创造信用、用货币工具调节经济的最佳时期。在此大背景下，破解“三大挑战”需要采取超常规组合措施，围绕扶贫攻坚和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均衡公共服务，加大开发性信贷超常规投入力度，这样既可以稳定经济走势，缓解通货紧缩，又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反差，开辟拉动增长新战场。进一步看，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城市化得到飞速发展，占地不到国土面积5%的城市聚集了中国社会90%以上的财富，改变城市与农村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现状，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农村是扶贫主战场，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均衡公共服务是扶贫开发的重要阵地。韩国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新村运动”对我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近年来，江苏开展的农村集中连片整治、内蒙古实施的“十个全覆盖”工程，也为改善农村基础设施、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扶贫攻坚探索了有益经验。解决“农村像非洲”重大战略问题，需要投资量级在20万亿元以上。中央扶贫工作会议指出，扶贫开发要“采取超常规举措”；围绕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均衡公共服务、提高农村内生发展能力，创造国家信贷需求，既解决了“人”的脱贫，也解决了区域整体脱贫。至2013年底，中国国家净资产为352万亿元，折合美元为55.87万亿；已超过美国国家净资产(54万亿美元，约合人民340万亿元)；目前美国金融总资产约122万亿美元，我国金融总资产不足30万亿美元；美国国家财富的金融放大倍数约为2.25倍，我国约为0.53倍，美国金融资产放大倍数是我国的4.19倍。相较于美国，中国进一步创造国家信贷信用的空间和潜能很大。当前，经济下行中的通货紧缩既对整体经济形成巨大挑战，但也为创造国家信贷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落后的农村基础设施既是我们发展的最大短板，也是当前最大内需场域；美国在近17万亿美元巨额财政赤字的情况下，仍推出每年0.8万亿美元的医保制度改革，而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若不能尽快解决农村基础设施这一最突出的民生短板，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和国家形象都将受到影响。同时，通过创造国家信贷大规模集中投资农村基础设施，还可为发展动能转换和创新驱动成熟创造必要的战略缓冲期。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巨大，基础性、公益性特征突出，盈利空间小，商业金融机构趋利避险特征导致作为有限、投资意愿低，必须通过国家政策性银行投放长周期、低利率开发贷款方式进行。具体模式可由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两大政策性银行以每月6000亿元的规模，投放期限在20年至30年的低利率贷款，定向用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包括通村公路、危房改造及供水、电力、通讯、文化、卫生等公共设施建设，推动区域集中连片改造。直至PPI、CPI恢复至合理水平，再逐步退出。实际操作中，可由国家根据不同省区的贫困人口数量、农村基础设施状况及经济发展程度等确定各省的开发性贷款额度，再由两家政策性银行贷款给省级融资平台，由省级政府背书并搭建信用结构。投放方式可通过央行为国家开发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投放抵押补充贷款(PSL)解决。各省开发性贷款投放量根据其发展程度，可划分为发达、欠发达和不发达三类，分别按1：1、1：2、1：3的比例配套投放，发达省份按自筹1、配套贷款1投放，不发达省分按自筹1、配套贷款3投放。相关改造工程由省级政府主导，市、县具体组织实施，国家层面主要负责绩效考核和审计监督。实施区域重点集中在乡、村，也可包括少部分落后县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要与土地整治和集中连片改造相结合，要与培育地方特色产业相结合，要与加强农民培训相结合，要与提升公共服务能力相结合；在注重实现“人”的脱贫的同时，更加注重提升农村内生发展、自主发展、持续发展能力，着力推动区域性整体脱贫。要坚持科学规划、审慎实施，确保有限资金投向真正需要的地方，防止产生新一轮的“造城”现象。要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将国家资金支持和农民投工投劳结合起来，省、市、县也要投入相应配套资金，并建立资金使用绩效考核和审计监督制度。实施上述组合措施可发挥“一石三鸟”的效果：一是可迅速扭转经济下行趋势，破解通货紧缩难题。通过基础货币投放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既是创造合理需求，也是增加有效供给；既有利于消化过剩产能，也有利于打造新增长点。若组合措施实施两年，可累计投放基础货币12万亿左右，考虑投资带动乘数效应后可拉动社会总投资20万亿至30万亿元，产生的税收也有数万亿元，中国经济和财政增幅下行趋势将会从根本上扭转，通货紧缩局面也将有效缓解。二是可极大改善农村落后面貌，提升农村内生发展能力，助力扶贫攻坚。大规模集中投资将在较短时期内极大改变农村基本面貌，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将有效增强农村内生发展能力，并为扶贫开发奠定坚实基础，有力助推2020年扶贫攻坚任务的根本实现。三是可缩小城乡发展反差，促进协调、共享发展。当前我国许多城市建设除商业金融可支持的城市管廊等项目外，再大规模投资属锦上添花，不仅投资边际效益将递减，而且可能加重房地产过剩。加大农村投资集中开发规模则是雪中送炭，投资边际收益和乘数效应大，城乡反差将大大缩小，协调发展、共享发展理念可得到更好落实。(作者为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厅长)责任编辑：xlp贵阳百度公司完！转载请注明出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