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传统村落的文化基因

龙源期刊网简论传统村落的文化基因作者：陈江柳来源：《西部学刊》2018年第09期摘要：文化基因是识别传统村落的核心密码，既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独特性、遗传性等特点，同时也具备外源性、多元性、互动性、无形性等社会文化特征。传统村落的文化基因可以划分为主体基因、附着基因、混合基因和变异基因四类。应积极构建传统村落文化基因图谱，校准传统村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路径。关键词：侗族；传统村落；文化基因中图分类号：TU982.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8）09-0088-04一、文化基因：解读传统村落的核心密码传统村落，原名古村落，是指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文化与自然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经济和社会价值的村落。[1]传统村落不仅是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化的重要载体，更是中华农业文明的根基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具有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然而，急速推进的城镇化、现代化进程正疯狂地吞噬着乡村文化和农耕文明，传统村落急剧减少甚至濒临消亡，传统乡村生活生产方式、民风民俗被湮没，承载着几千年中华文明的传统村落面临生存危机。因此，保护好传统村落，兴盛传统村落文化，让人们“看得见山、望得见水、守得住乡愁”，成为当代中国实施“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题中之义。那么，传统村落文化兴盛之路如何走？如前所述，大部分代表地域文化景观和民族文化特色的传统村落正面临着陆续消逝的生存困境。作为乡村文化的重要载体，传统村落的急剧消失，必然导致其所承载的传统价值和文化特色也随之消失。从现实发展来看，并非所有的传统村落都能原封不动得以保存。剥去传统村落的外衣，文化基因才是其维系生命力的关键，它以让人不易觉察的形式使传统村落本身真正具有文化内涵。基于此，本文认为，在深入调查传统村落、挖掘整理乡村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找准传统村落的文化基因，把握传统村落文化的核心密码，廓清其类型特点、载体和表达方式，积极建构传统村落文化基因图谱，方能校准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传承和发展的方向。二、文化基因的概念溯源、运行特征与分类原则（一）文化基因的概念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AlfredL.Kroeber）和克拉克洪（ClydeKluckhohn）指出，正如生物界当中的生物基因一样，不同文化也具有基本而又齐一的“文化基因”。到了20世纪60年代，一些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提出用“特征丛”（Trait-complex）或“行子”（actone）等词汇来指称这些“可以相互传递和世代传承的文化基本单位”[2]。1976年，英龙源期刊网国学者查理德·道金斯（RichardDawkins）在其著作《自私的基因》（SelfihGene）一书当中使用新概念“谜米”（Meme）来指称文化传承中的基本单元，掀起了西方学界围绕文化基因的“谜米论”研究热潮。进入21世纪，“文化基因”这个概念进入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自此，中西方学界共同将“文化基因”视为一个科学范畴来展开相关研究。那么，何为文化基因？在《牛津英文字典》当中，“谜米”（Meme）是作为文化的一种要素来定义的，类似于一种非基因手段的复制。中国学者王东认为，文化基因是“决定文化系统传承与变化的基本因子、基本要素。”[3]毕文波指出，“内在于各种文化现象中，并且具有在时间和空间上得以传承和展开能力的基本理念或基本精神，以及具有这种能力的文化表达或表现形式的基本风格，叫做‘文化基因’。”[4]徐杰舜把“文化基因”定义为“民族或族群储存特定遗传信息的功能单位”[5]。尽管中西方学界对“文化基因”的界定各有差异，但都共同将“文化基因”视为文化“遗传”的基本单位，是文化传统的基本要素。换而言之，文化基因是一种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文化因子，它决定着某种文化的形成，同时也是识别和解构这种文化的核心要素。（二）文化基因的运行规律与特征和生物基因一样，文化基因亦有其运行规律。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揭示了世界生命系统中基因的运行规律，他认为“基因的运行机制表现为复制、变异和淘汰三种”。有学者研究了文化基因的繁衍机制，认为“一定的文化基因系统会形成相对稳定的文化基因库，保持和拓展本文化基因库是任一文化基因生存的最终目的。在文化活动中，文化基因会相互结合形成高一级别的文化基因复合体。”威尔逊（Wilson）的“基因文化同步进化论”[6]158指出，人的内在生理基因与外部社会文化之间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在人的身体当中存在如语言、笑、饮食、性等受到外部社会文化因子直接影响的基因，这些就是“文化基因”。换而言之，人类文化基因不仅具有历史延续性，还与外部环境展开社会互动。因此，文化基因既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独特性、遗传性等特点，同时也具备外源性、多元性、互动性、无形性等社会文化特征。（三）传统村落文化基因的分类原则开展对文化基因的相关研究，对于准确把握传统村落文化的发展方向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要识别、整理、提取传统村落的文化基因是十分复杂而困难的，不仅要了解其外在的表现形式，还应掌握其分类原则，并从历史价值、自然景观、文化特質、宗教信仰等多个方面来不断挖掘其深刻的内在成因。因此，正确认知传统村落文化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按照科学的分类原则将提取出来的文化基因进行类型的切分。文化基因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传统村落保护和传承路径之间的差异。国内学者刘沛林教授曾经提出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分类原则，他认为，确定一个聚落或一定区域聚落景观的基因有四个分类原则：（1）内在唯一性原则，即在内在成因上为其它聚落所没有；（2）外在唯一性原则，即在外在景观上为其它聚落所没有；（3）局部唯一性原则，即某种局部的但是关键的要素为其它聚落所没有；（4）总体优势性原则，即虽然其它聚落有龙源期刊网类似景观要素，但本聚落的该景观要素尤显突出。[7]本文在借鉴上述分类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传统村落的文化基因分类大致可以遵循以下原则：（1）显著性，即是否具有乡村文化的主导性；（2）特殊性，即是否为某一地域所特有；（3）延展性，即是否在两个或多个地域范围内进行延续和传播；（4）变异性，即是否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与异质文化元素进行了融合再生。三、解析传统村落的文化基因——以黔东南侗族村寨为例依据上述分类原则，本文将传统村落的文化基因划分为四个类型：主体基因、附着基因、混合基因和变异基因。本文以文化基因理论为分析框架，选取黔东南侗族传统村落作为研究个案，对侗族传统村落的文化基因展开研究，以期为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发展与传承提供理论借鉴。在研究方法上，深入黔东南的传统村落开展实地考察和深度访谈，大量搜集侗族传统村落中的传统民居、农业生态、历史传说、民俗风情、宗教信仰等方面文化元素和文本资料。同时，按照文化结构特征和内涵进行归类，建立文化元素的种群，再按照文化基因的分类原则进行基因类型的抽象分析，进而提取具有传承性、稳定性的核心文化因子，最终完成从具体的文化资源到抽象的文化基因的逆向解构过程。由于传统村落文化是一个丰富庞杂的体系，本文在每一个文化基因类型中，抽取有代表性的一至两个文化元素实例进行分析。（一）主体基因：农业生态中隐含的文化基因作为文化基因谱系中的核心要素，主体基因在其所属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它决定了文化的属性，是其他类型的文化基因的母体和载体。主体基因如若缺失或消亡，其所属的文化体系也就分崩离析，文化特色更是无从谈起了。“稻鱼鸭共生”农业稻作体系是侗族人民享誉世界的文化遗产。2011年6月10日，黔东南侗族“稻鱼鸭共生系统”被列入联合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作为一个古老的民族，侗族最早起源于先秦时期百越民族的一支，发端于晋代，形成于唐宋，距今已跨越几千年的历史。根据湖南省靖州县新石器遗址的炭化稻发现，早在4000-5000年前侗族先民就学会了种植水稻，这证明了侗族是最早从事水稻种植的民族之一。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侗族形成了以“稻鱼鸭共生”系统为代表的农业技艺和生产方式，这一和谐、科学的传统农业生态体系在侗族传统村落里一直延续至今。在黔东南州黎平县双江乡黄岗村，侗族村民引溪水灌溉稻田，随溪水而来的鱼类被养于稻田，待鱼苗长大再放进小鸭，在秋季收获稻谷的同时也收获鲜鱼和鸭子。由此看来，在侗族传统村落文化生活中，农耕稻作文化地位显著，其遍及了村民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一方面，“稻鱼鸭共生”农耕稻作体系是一种文化实体，是滋养侗族人民的生命之源；另一方面，农耕稻作生产方式又被赋予了文化的内涵，它超越了本身固有的物质属性，浓缩和贮存了侗族人民历经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价值，成为侗族传统文化的起源，也是探究侗族传统村落文化的重要途径。因此，不难得出，以“稻鱼鸭共生”农业生产系统为代表的农耕稻作文化就是侗族传统村落的主体文化基因。龙源期刊网农耕稻作文化基因亦体现在侗族民俗当中。侗族的民间舞蹈几乎都是集体舞蹈，表演时的基本队形多呈圆形。有学者研究了侗族舞蹈“多耶”认为，“侗族乡民顺着圆圈起舞是稻作民族太阳崇拜的一种表现形式，体现稻作文化意识”[8]81。另外，在侗乡喜闻乐见的春牛舞以稳健的舞步模拟出牛的踏实和忠诚。对太阳、春牛这些与农耕稻作生产紧密相关的文化意象的征用，也是农耕稻作文化基因在侗族乡民日常精神文化生活中的具体呈现。（二）附着基因：村规民约中隐含的文化基因附着基因是主体基因的外在形式和延伸，它依附于一定的载体而存在，能够在某个属性上反映其所属文化的特征，同时可以加强主体基因发挥的作用。比如，具有地域特色的方言、民族特色的节庆习俗等非物质文化元素就是附着基因。长期以来，传统侗族的社会关系形态是一种“小结构、低消耗生态形式”类似于现代“公民社会”的“村寨公民社会”，[9]形成了以“款”组织形式和“寨老”协商制度两大显著特征的村落制度文化，具有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组织能力。“款”是侗族传统村落特有的民间自治和自卫组织方式，行使着国家权限之外社会所需要的各种管理权力。“款”以一种严厉而极富权威的独特方式，约束并鞭策着乡民遵章守纪，有效地维持着村寨秩序。因此，侗乡曾被誉为“没有国王的王国”。在“款”组织方式中，村民们推选德高望重的长者作为“寨老”，维护和管理村寨的公共秩序。为了规范村民们的行为，侗族乡民以“款约”的形式制定了一系列的乡规民约。款约内容丰富，涵盖了行为规范、道德约束、家庭组织、民族起源、区域划分、宗教崇拜等内容，是侗族传统村落文化的百科全书。在侗族乡村，“款”和“寨老”的文化规范力量至今焕发着鲜活的生命力。在黔东南从江县占里村，早在几百年前，占里人借助“款约”，以集体盟誓的形式，约束、调节着村民们对婚嫁对象、婚龄、生育以及下一代的抚养教育等行为，形成独特的人口生育文化。从“款”组织和“寨老”协商方式等乡规民约当中，可以窥见侗族传统村落社会的制度文化基因。它以农耕文化为载体和基础，培育了侗族社会的平等观念和民主精神，培养了侗族村民的主体意识，塑造了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自治行为，有助于侗族乡村公民社会的生成。（三）混合基因：建筑景观中隐含的文化基因混合基因是文化基因谱系中的重要组成，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异质文化基因相互融合之后形成的新的基因类型。在文化的长期发展演变过程中，混合基因不仅保留了特殊的文化属性和历史记忆，还以多样化形式进行了文化延展，是有效保持民族文化生态多样性和地域文化特色的重要文化因子。在侗族的建筑景观当中，鼓楼便是混合基因的外在表现形式。鼓楼是侗族建筑文化中的瑰宝。鼓楼与侗族人的生活联系紧密，是侗族人举行集众议事、迎宾送客、吹笙踩堂、祭祀祖先、休闲娱乐等文化活动的公共场所，由此创造了独特的鼓楼文化。侗族人建造的鼓樓外形十分优美，其建造过程并不依赖精密的测量仪器和切割机器，但在外形和内部构造上却能够多处呈现黄金分割比例。它不仅符合建筑的美学要求，在文化意蕴上也与汉文化“九五之尊”的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贵州从江县增冲鼓楼建于清朝康熙十一年龙源期刊网ht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