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项目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项目万里与农村改革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赵树凯2008年11月本文作者赵树凯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文中观点仅代表个人意见。目录引言：重读《万里文选》…………………………………………………………1一．坚冰的突破…………………………………………………………………2二．高层的阻力…………………………………………………………………5三．政策的转折…………………………………………………………………6四．改革的逻辑…………………………………………………………………9五．理论的起点…………………………………………………………………12六．体制的空间…………………………………………………………………14结语：时代呼唤改革家…………………………………………………………17编者说明………………………………………………………………………181土地分包到户，从集体经营转变为家庭经营，于农民而言相当简单，过程不复杂，方法易操作。但是，于政府而言则不然，正所谓“兹事体大”。三十年前，围绕集体种还是分户种，从地方到中央，从普通群众到高级干部，发生了激烈争论甚或斗争。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马列主义”“修正主义”，从基层到高层，从文人学者到干部领导，既有理念对立也有权力冲突。个中缘由何在？窃以为，皆出于“政治”。家庭承包经营本身属于经济领域的制度创新，但是，这个创新的过程显然是个政治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政治人物是万里。关键时刻，万里为推进改革贡献了抗鼎之力。如邓小平所言，“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万里同志是立了功的”[1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选编辑组一样，《万里文选》由“中共中央文献编]，民间则有谚语“要吃米，找万里”。现在，这场改革的发轫过程已经成为三十年前旧事。但是，重温这个历程，特别是重温万里在此期间的言论表现，对于总结农村改革经验，透视农村改革的政治逻辑，探讨继续改革的策略思路，可谓启示良多。引言：重读“万里文选”1995年9月，经过编辑组两年的工作，《万里文选》正式出版。十月的一天，我去人民出版社取了文选的稿费。稿费是现金，我用一个塑料袋装好，直接来到万里办公室。当时，他正坐沙发上看一份大字版的《参考消息》。我告诉他这是文选的稿费，他问了句：“你们也有吗？编辑工作很辛苦。”然后，他嘱咐秘书沈梦罴说：“捐给希望工程吧”。至此，文选编辑工作基本结束。但编辑组并没有解散，而是继续编辑《万里论农村改革》和《万里论民主与法制》两本书。1996年夏天，两本专题文集的编辑基本完成。1993年夏天，万里在大连休息。这时，他刚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在这期间，王郁昭与万里见面时，开始酝酿文选编辑的事情。在大连期间，我作为随行人员参加了有关活动。在随同考察当地乡镇企业的时候，间或说过话。初次交谈，看着他的眼神，我脑子里突然冒出来两个成语：“目光如炬”“阅人无数”。编辑组成立后，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同志专门召集编辑组开了会。这是个只有七八个人参加的小会。开始，李瑞环高度评价了万里在改革中的贡献，多次提到他本人与万里的交往。他讲到万里在50年代担任建设部长时，曾经花了很大功夫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也曾想写一本中国建筑史。在担任北京副市长时，万里是十大建筑总指挥。就在那个时候，万里发现了当时的人民大会堂工地的劳动模范李瑞环，此后便是多年的栽培。李瑞环关于万里的介绍可以说是热情洋溢，挥洒自如，娓娓道来，没有丝毫官场气息，就象一个年轻人向人介绍亲切尊敬的长辈。看得出，他对万里不仅有很深的了解，而且有很深的感情。在谈到文选的编辑方法时，他讲了中国历史上一些文选的编辑特点，特别提到了《昭明文选》，可以看出他读书广博，对古典文献有很好的修养。通常，人们只知道李瑞环是木工出身，学历不高，但是这次谈话使我领略了他的丰富学识。他还提出可以尝试文选编辑体例方面的创新，可以探索按照内容来编文选，而不是按照时间来编，这样更方便阅读，内容更加集中。1张广友、丁龙嘉，《万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9月，第218页；2辑委员会编辑”。不同是，这个编辑组的编辑人员，没有中央文献研究室人员。编辑组是临时成立的工作班子，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编辑组长是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曹志，副组长是王郁昭和吴象，吴象负责具体编务。开始，编辑组的办公地点在西黄城根北街2号的全国人大招待所，后来因为这个地方重新修建，编辑组安排在人民大会堂南侧新建的全国人大办公楼办公。加上文书、打字员和司机，编辑组有近十来人。文稿来源大致有两类，一类是现成的，比如发表的中央文件和正式出版物；一类是中央办公厅向各地发文征集来的，特别是那些没有发表过的内部谈话资料。文稿资源的时间跨度从二十世纪40年代中期直到90年代初期。文稿资源在形式上也很丰富，有的是正式发表过的，有的是谈话的笔记记录稿、录音记录稿，也有的直接就是录音带甚至有关工作人员的笔记本。安徽农村改革初期的资料，由于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正式文本比较少，比较多的是在特殊场合和会议上的谈话。有许多非常重要的谈话，不仅讲话前没有正式准备讲稿，讲话后也没有整理成文，而且当时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方便的录像录音设施，有的主要是在场其他干部的记录。因此，文选中的部分篇章，有一部分是直接根据地方干部听讲话的记录整理出来的。在这些记录中，时任滁县地委员书记王郁昭的笔记是最完整的。“包干到户”诞生在滁县地区的凤阳县，滁县是当时政策交锋的主战场，王郁昭本人是在万里领导下力挺家庭承包制度的关键人物。由于他本人是地委书记，是政策论战的重要当事人，自然对于万里的谈话特别认真重视，记录尽量详尽。同时，他是大学教师出身，文字能力强，工作笔记也记录得尤其完整准确。我们几个编辑在组长的带领下分工负责。为了集中讨论一些编辑中的问题，编辑组经常要集体办公。通常，编辑先从原始文稿中选择并进行编辑，然后交编辑组负责人，编辑组负责人审核后送交万里本人审阅修改，然后再返回编辑组。在编辑组成员中，我介入编辑工作较早，在承担具体文稿编辑之余，也负责一些行政联络工作。在编辑万里两本专题文集的后期，为了找到合适的照片放在书中，我在万里办公室用了几乎一天时间，查看了不同时期的几十本照片集。编辑工作临近结束的时候，万里在人民大会堂118厅专门请编辑组吃饭。万里很高兴，大家喝了茅台。吃饭前，他与大家聊了一段时间，特别讲到，关于谈邓小平同志的那篇文稿，他决定还是不收到文选里去了。这篇文稿系统地介绍了他和邓小平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我对文稿进行了编辑整理，并建议将其作为文选的压卷之篇。在文选全书定稿的最后时刻，万里决定不收入了，我感到有些可惜。上世纪80年代上半叶，万里是分管农村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我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时，几乎在每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都有机会听他的报告。第一次听他的报告是1982年秋天，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当时的名称是全国农业书记会议。我在会议的秘书处工作。一天晚上被处长安排抄写一个稿子，看上去是个领导讲话草稿，中间有不少改动。几天后，听取万里副总理在会上做报告，才知道抄的就是这个讲话。从那时开始，我开始关注万里关于改革的论述。这次参加编辑《万里文选》的过程，于我则是一个更加丰富具体的学习机会。通过编辑工作，我对农村改革的历史过程有了比以往更深刻的认识。从文选编辑结束到现在，又是十几年过去了。今年是农村改革三十年。在这个时候，重温万里在农村改革中的卓越表现，重读万里有关改革的若干论述，思考农村改革过程蕴涵的政治改革意味，深感有更多东西需要深入研究。一．坚冰的突破3历史上的许多改革，往往都是危机引发的。因此，危机有时就成为改革的契机，或者说改革的动力是从危机应对的努力中而来。1978年安徽启动的农村改革，可以说与两个方面的危机形成有关。一方面来自于中国政治环境的变化，因为随着文化大革命结束，长期以来奉行的政策路线受到日益强烈的质疑；一方面来自于安徽内部自然灾害，那一年的全省大旱直接激发了基层的政策突破。1978年安徽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旱，旱象出现早，受灾面积大，持续时间长。从三月出现春旱，接着是夏旱，再接下来是秋旱，许多地方200多天没有下过透雨，旱情超过省志上记载的1856年“数百里尽赤”的大旱。当时的媒体报道：“活着的人没有见过这样的大旱”。这场大旱，不仅破坏了春播，导致了夏季歉收，连秋天播种也难以正常进行，而如果没有秋播，来年的农民生产生活将出现更大的危机。在这样的情景下，人民公社集体集中经营、集体劳动的体制更加脆弱。为了种上麦子，一些地方突破生产队经营规模，将地包给农民分组耕种，甚至分户耕种，又被称为“借地种麦”或者“借地度荒”。这种在当时来说属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经营方式，政治上犯了巨大禁忌。这个时候，是否敢于支持为了抵御旱灾而采取的生产组织方式，是对领导人的政治考验。万里在农村改革中的卓越表现，首先就表现在决定支持这些“借地度荒”的新办法。这年九月，万里先是视察了旱情尤其严重的滁县地区，了解了这个地区的“借地度荒”等办法。万里在省委会议上讲：“今年安徽农业基本定局了，定了什么局呢？定了重灾的局，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省比计划少收几十亿斤粮食，4500万人民，一人一张嘴，每天得吃三顿饭，这足以使我们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今冬明春的关键是搞好秋种，不能让农村大片土地抛荒，那样明年的生活会更加困难，工作要有预见性。与其抛荒，倒不如划出一定数量的耕地借给农民个人耕种。……在严重干旱的非常时期，必须打破常规，采取特殊政策，战胜灾害。”[2这种办法立即招来了非议。有的说，“借地给社员种，是不相信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用这种办法调动的是积极性不是社会主义积极性！”有的说，“为什么借地给社员个人种，集体就不能种吗？这可是方向道路的大问题。”万里的回应是：“我讲的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如果集体有办法耕种，那就不存在‘借地’的问题。总的原则是，不管是集体还是农户个体，只要把可以种麦种菜的土地都种上就行了，种上了就可以有收获，总比抛荒好。不管是集体还是个体生产的粮食，吃了都解饿、饱肚子，都可以度荒。”]后面的话，实际上就是在政策上允许包田到户。可以说，新的政策之门开启了。[31978年前后的安徽，同全国一样，围绕可否进行联系产量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可否允许包产到组甚至包产到户，担心忧虑很多，争论也很激烈。万里在这个时期的一些讲话，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不仅别开生面，而且堪称振聋发聩。]这里没有什么大道理，只是生活常识而已，让政策回到常识。而当时政治意识形态的荒唐，就在于已经扭曲了常识，或者无视常识。实际上，万里正是以生活常识进行了改革最初的政治动员。这种“借地度荒”政策的出台，直接引来了更大的政策突破。于是，那些过去被称为“秘密武器”、已经被农民偷偷摸摸采用的承包到户、到组的办法，现在则公开出笼了。1978年9月的一个晚上，在中共滁县地委全区四级干部会议之后，万里专门约见了王郁昭，听他详细介绍了滁县地区的“秘密武器”，并给予了明确的肯定支持。随后，万里主持制定了支持这些探索性办法的省委文件。2柏晶伟，《为农业大包干报户口的人——王郁昭》，中国发展出版社，第156页；3同上，第157页；41978年10月11日，万里在省委常委会上说：“省委没有决定的，只要符合客观情况的就去办，将来省委追认，不要都等我这个第一把手来决定。各条战线、各级领导处理问题都应按这个精神办。”“有的办法，通过实践检验证明是错了，就赶快改。如省委《六条》中规定干部参加劳动‘一、二、三’[4]，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那就改。”“包工到组、不联系产量”，还是干好干坏一个样，不可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所以也不行。滁县地区关于联系产量责任制的三个材料，可以大胆试行”。“根据作物情况，可以包产到人、到组，联产计酬，也可以奖励到人、到组。”[5]1979年1月，他在听取王郁昭关于滁县地区包产到组的汇报后说，“现在有的人说我们搞落实农村经济政策是‘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在搞‘变相单干’、‘复辟资本主义’，是‘反对学大寨’，有的甚至写文章